缅甸：艰难生活中的欢呼|界面新闻

一

2015年11月，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英国海外发展署的支持下，我进入缅甸克钦邦，为英国无国界卫生组织（Health Property Action，简称HPA）拍摄这组照片，记录了HPA作为一个国际医疗援助组织在当地开展的工作，以及那里居民的生活现状。三年前，我曾经为HPA在缅北的佤邦和SR4（缅甸掸邦第四特区）进行了拍摄，这两个缅北特区连同克钦邦和果敢，在百度地图上几乎是一片空白，但这个地区过去有个人人都知道的称呼：“金三角”。

诚实地说，在2015年前往克钦拍摄前，我心里是麻木且充满怀疑的。中国发展得实在太快，快得让过去显得很遥远。开拍前，我在操心的是工作室不停飞涨的房租；媒体的前同事们纷纷加入创业大潮；朋友圈里说的是哪位又拿了B轮；同行们在讨论VR或者视频谁才是未来……萨尔加多在《地球之盐》里记录的苦难仿佛上个世纪的事情。中国农村都快换4G了，一个离我们很近，正在大选，貌似欣欣向荣的缅甸又能穷到哪里去？

在这种背景下，纪实摄影格外热衷那些苦难的脸，到底是不是在贩卖廉价的感动？这样的援助到底有没有实际价值？它是不是只是G8们的政治秀？甚至于，拍摄对于项目本身的意义，我都在怀疑。

二

对比产生的某种荒谬感贯穿了整个拍摄。

正式拍摄的第一天，我们从云南省怒江州福贡县出发，前往20公里外的克钦邦。沿途是一个即将开发成旅游景区的山谷：雪山森林和瀑布，景色壮阔，人迹罕至。到达垭口处的中缅界碑处时，我们看到前来巡视的武警们开心地拍照留念。这种氛围给我们带来某种旅行的轻松感。随后，HPA克钦项目经理田漾辉指了指垭口的另外一边说：“那就是缅甸克钦了”。

一段土路从山脚绵延而上。我们问：“直线距离大概有多长？”田漾辉答：“离星空县两三公里吧。不过开车还要两个小时，里面没有柏油路了。” 我们无言以对。

在盘山公路上颠簸了两个小时后，迎接我们的是全副武装的士兵、电影中熟悉的手榴弹和AK47。我们在一个拉满铁丝网堆满沙包的碉堡前出示了通行证。

第一站，星空县。这是当地最大的县城之一，它由两条街道和几十栋由薄木板、塑料布和蓝色铁皮搭建的窝棚组成。工业社会的产品用最原始的方式在山坡上堆叠起来，破烂又五彩斑斓。县城没有电力和自来水，天黑后，整条银河照亮了蓝色的铁皮屋顶，有一种强烈的魔幻感。

凌晨12点，工作人员摇晃着电筒叫醒我们——村里的孕妇要生产了。助产士早在楼下的药房中迅速收拾着接生用品，我们一起快步赶往产妇家。产妇家的主室用三面竹栅栏加一面塑料布围成，不遮风，助产士们只能在卧室狭窄的地上临时搭了个铺盖。深夜格外安静，产妇一直在低声呻吟，然后是助产士们紧张的交谈，不知道过了多久，大家轻松地欢呼了一下——孩子出来了！我先听见一声响亮的啼哭，然后才看见一个小家伙在腾起的热气中，被护士抱起。

很难描述在这样的场景下看到一个孩子诞生的感受，我只记得自己呼吸都在抖。

接生完，我踩着冰渣往回走。路上，我望了一眼远处的垭口，突然很想流泪——我在想象20公里外，山脚下福贡县城里灯火通明的街道，烧烤夜市上无忧无虑的年轻人。他们是多幸福，幸福得听不到相隔20公里的那条无形的线之外，艰难生活中发出的欢呼。

三

20年前，HPA作为唯一的国际援助机构开始在克钦1开展工作，当时，这片地区的医疗系统已经彻底瘫痪。HPA带来了基础的卫生服务，包括感冒发烧等疾病的诊断治疗，疫苗接种，新生儿接生，修建厕所等等，并希望能建成一个覆盖全区域的卫生医疗网络。

听起来很简单，我们在诊所中看见的也很简单——克感敏等药物，葡萄糖，针管和纱布····这些都很便宜，在中国任何一个药店都可以买到。我们在现代文明构筑的安全中生活得太久，以至于忘记了构筑它的难度，也忘记了我们自己有多脆弱。

在靠近云南腾冲的索洛县，我们进山去拍摄一个防疟志愿者。这名志愿者住在梅凯恩江对岸，属于独立武装KIA的控制区。每年冬天江水平静时，这个志愿者可以坐当地神父竹筏渡江，向HPA汇报当地疟疾抽查数据（这片地区也是中国疟疾的主要输入源）。

当地村民告诉我们，大约半个小时就能轻松抵达江边接到她。于是我们唱着歌聊着天，轻装出发了。

然而直到两个小时后，我们还在下山——全程几乎都是四十五左右的陡坡，若有若无的小路沿着悬崖边蜿蜒。中午十二点左右出发，我们抵达江边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当我们与志愿者会合后折返时，同行的HPA东亚区总干事——50岁的张军——脸色忽然变得煞白。他一屁股坐在地上说：“心脏不舒服”。这时，密林间透下来的天光迅速暗了下来，而更难走的路还在后边：一段陡峭的悬崖和一座悬崖上的独木桥。

所有人都变得有些沉默，此刻我们联系不上任何人，如果天黑前走不出去，今晚就得留在这儿。

这是我第一次将“死亡”和自己联系到一起。

我们把身上所有的糖掏给了张军，并很幼稚地讲起山难里大难不死的故事给张军听（这时候居然有用）。两个工作人员分别前拉后推着张军，我们重新开始攀爬，爬着爬着我们突然开始讲起自己的私事——那些自己都快忘掉，又不愿告诉别人的事。比如很久之前的风流韵事，前女友，和家人的关系……仿佛在彼此交代着什么。

天黑前，我们终于走出森林，收到对讲机信号后，村里来人把我们带了回去。我们逛遍了小卖部终于买到了可乐，像之前约定的那样干杯。那天的可乐美味得跟第一次尝到时一样。

四

那天在陡峭的悬崖边上，精疲力尽的我曾把相机交给那位防虐志愿者帮我携带，走出密林后，她把相机从包里掏出，相机上还包着她那块带着肥皂香的雪白的毛巾。那天我们的经历，对于HPA克钦的工作人员而言不过是日常。克钦邦许多地方常有半年大雪封山，当地工作人员有时需要徒步两天运送医疗物资，展开巡诊。

2012年，我们在SR4一户村民一无所有的家中，村民们平静地举起双手，告诉我们，他们的7个孩子死去了5个，全是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这样的事，在HPA工作全面展开后再也没有发生过。

那年，我采访了过一个名叫刘云艳的中国姑娘，她也是HPA的工作人员。刘云艳白皙娇小，讲话嗲嗲的，爱笑。可那次采访时，她对着镜头哭了整整二十分钟。讲到艰苦的工作条件，她说她也想离开，可到最后，她只是流着泪一遍遍地重复“他们（当地人）真的很苦，真的很善良”。至今她还留在SR4，已经十年。

2015年在克钦拍摄时，我也一直在问HPA的工作人员：“为什么要来这里工作？”

张军曾在卫生部工作过，如今有了如此出色的履历，完全可以到联合国或者欧盟系统工作，那样于事业于个人都更好。我问他时，张军想了半天，说和这里有了感情。

我感受到了那种善良和感情——在拍摄接生后的第二天，产妇第二天托人送了我们一只鸡，她说感谢我们陪她一起度过那个夜晚。

我并不想用奉献、付出、高尚来定义我的感动，但在与这些工作人员同行的旅途中，许多点滴瞬间让我看到一种纯粹和简单的人格。他们交出了自己。这让我在自己的生命之外，感受到了一些更浩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