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日，马里兰大学确认了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逝世的消息。谢林可以称得上他们那一辈中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希望，自己的思想能被人们读到，运气好的话最好能够稍微改善人们的心智，而谢林的观点塑造了冷战格局、改变了整个世界。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谢林的学术贡献或将被人们广泛讨论。他是博弈理论最重要的人物，这种为策略性互动建模的理论重塑了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但是他的著作一点儿也不会令人望而却步，写作准确而又清晰。即使只有很少社会科学素养的人，也能读懂他的三本主要著作《冲突的策略》《军备与影响力》和《微观动机和宏观行为》。《冲突的策略》更是经典中的经典，值得每个人一读。书中的观点不仅与国际政治相关，更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犯罪行为研究等其他诸多话题相关。

谢林的核心论证解释了沟通是如何发生的。如果我们希望他人能够按我们的期望行事，我们就需要沟通。有时候当我们没有利益上的冲突时，即使彼此之间沟通不畅，也还是能够按照共有的方式达成协调。如果我们想在纽约碰面，但是无法通过沟通来确定会面的地点和时间，我们可以利用常识来找出可行的时间地点（比如正午时分的中央火车站）。这是因为某些可能的会面时间和地点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说，我们共有的知识将它们作为了协调时间地点问题的“明显”答案——这个非常简单的洞见对合作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有时，合作对象与我们有着较大的利益冲突，甚至成了我们的敌人。这时候沟通同样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是只有在可信的情况下，沟通才最有可能产生效果。举个例子，我可能会威胁你说：如果你做了某件我不希望看到的事情，我就会惩罚你。然而惩罚的代价有可能会很高。这意味着即使你径直去做了某件我不想你去做的事情，我也有可能认为不值当为此惩罚你。这也意味着你可以展望未来（如果你有远见的话），并且认定我不会惩罚你，因而随心所欲，换句话说，我的威胁并不可信。为了让威胁具有可信性，我必须要以某种方式确保威胁会落到实处，即使这样做对我来说痛苦且代价不菲。

谢林的这些基本洞见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思考冲突的方式。他刚开始写作时正逢冷战拉开序幕，那时的美国和苏联没有可信的双边沟通方式，这意味着灾难发生的风险很高。在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时，美国和苏联两方虚张声势，差点让彼此卷入全面的核战争。谢林的贡献在于，他表明双方可以系统地思考如何（在共同利益方面）进行协调，（在没有共同利益的地方）遏制对方做出不利己方的行为。这种策略创造了一个更加稳定的世界——冷战的世界——尽管美苏两方争夺霸权，但他们还是默认了一定的游戏规则，没有将对方逼得太远。冷战是围绕威慑组织起来的，而威慑主要建立在谢林的可信威胁思想之上。

这一逻辑包含着一些非常冷血的推论，谢林曾经不无热情地描绘过，美国曾在柏林部署了少量驻军，这支队伍深入东德腹地，无法抵抗任何严重的攻击。谢林说，这些士兵的任务不是保卫柏林，而是在受到攻击时送死。如此一来，就会引发美国的大范围回击，因为在苏联人杀死美国士兵之后，美国总统不可能不展开报复。因而按照可信威胁的逻辑，苏联不会进攻柏林，因为他们知道美国人会猛烈地惩罚他们，因为美国人绝对会将威胁落到实处。谢林还认为，如果朝鲜战争维护了美国人行事坚定的名声，那么成千上万美国士兵的牺牲是一份很小的代价。

在谢林的理论框架中，冲突类似某种语言，它的单词、句子和段落是由士兵、核导弹和无数平民伤亡构成的。在一场有限的核冲突中，美国有可能会瞄准苏联的的某些特定城市，这是为了向对方表明自己的意图，并表明当美国真的被激怒后会采取怎样的行动。这种思考方式被电影《奇爱博士》拿来调侃，但它也保护世界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免遭核武器灾难的毁灭。冷战是一场大型的智力建构，其中的威胁从未真正发生，而从未发生的事情对确实发生的事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冷战也可以提供稳定——我们的这一理解要归功于谢林。

我从未见过谢林，但我非常仰慕他的工作。在我的孩子加入幼童军前一两年，他曾经在那里教过课——他本人是一名骄傲的鹰级童子军。谢林在公众中的知名度远远比不上那些从学者转变为国际关系专家的人（比如亨利·基辛格），但是他的思想遗产却更为广泛深刻。
作者Henry Farrell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助理教授。

（翻译：冷君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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