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4日，界面新闻记者从浙江杭州举行的“向执行难全面宣战”公众开放日上获悉，自2013年最高法院建立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以来，全国法院共纳入失信人673万例，共限制615万人次购买机票、222万人购买动车、高铁票。

2014年初，最高法院联合中央文明办等八部门共同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开始对失信人实施联合惩戒，当初最有效的措施就是限制“老赖”出行。

2016年12月底，最高法与公安部、中航信、中铁总联手，把当事人的身份证与其他证照一块绑定，彻底限制其通过各类身份证照来购买机票和火车票。

“失信人上了我们的黑名单以后，就会限制其高消费，购买高铁票。这是订票失败的提示。”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孟祥说。

为进一步扩大联合惩戒范围，最高法与国家发改委等44家单位签署了《备忘录》，实现了对失信被执行人的多层面限制。

截至目前，限制失信人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及高管7.1万人。仅中国工商银行一家就拒绝失信人申请贷款、办理信用卡55万余笔，涉及资金达到69.7亿元。

据孟祥介绍，最高法还将一些特殊主体纳入失信名单，比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表等。其中，部分人员因失信受到开除、撤职、降级等处分，有关资格受到影响，被取消招录、晋升或是被罢免。

“联合惩戒措施的采取，产生了很大的震慑力，有近百万的失信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了法律义务。”孟祥说。

孟祥介绍，造成执行难的原因，既有法院的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外部因素主要有，被执行人隐匿转移财产，逃避规避执行，外界干扰执行，财产处置变现困难等等。内部因素主要有，案多人少的矛盾在执行领域非常突出，仅占全国法院干警总数1/8的执行人员，办结了约1/4的法院案件。同时，由于管理滞后，法院内部还存在着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乱执行的现象。

“此外，还有大量的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长期积压，经年累月，已达到相当数量，我们在解决现案的同时，还背负着历史的包袱。”孟祥说。

数据显示，2016年，各级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收案529.2万件，执结507.9万件，同比分别上升27.2%和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