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家如果不能破坏文学,那又有什么用呢?”这个问题出自胡里奥·科塔萨尔发表于1963年的标志性小说《跳房子》。这部小说除了密集的书写方式、难以捉摸的主题和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生活的智慧外,这部作品还进行了一场极端现代主义者(High Modernist)所喜爱的游戏——选择你想要的冒险。
科塔萨尔曾经这样写道:“本书包括许多部书,但最主要包括两部。”第一部可以按照通常的方式去读,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往后读。第二部则从第七十三章开始读,然后按照一种非线性顺序蜿蜒前进。两种阅读模式都跟随科塔萨尔笔下的主人公,一位厌世的反英雄人物奥拉西奥·奥利维拉的步伐往前走。奥利维拉从不温不火的充满了确定性的资本主义生活中脱离了出来,他所进行的形而上学的思考则形成了书中起伏跳跃、喜剧效果丰富的存在主义之思。针对这部巨作,科塔萨尔曾非常简洁地评价道:“我站在问题的一边。”这一问题就是为什么只应存在一个现实?这一问题是这位阿根廷作家最为私人也最坚定的问题,揭露它的正是小说中从旁逸出的不可侵犯的勇气。
对宏大叙事的不信任,无论这种宏大叙事是体现在文学还是生活中,组成了《文学课》(Literature Class)的大部分内容。这本新近出版的书收录了科塔萨尔1980年在伯克利大学所做的八次课堂演讲,这些演讲先是以西班牙语出版的,后来由凯瑟琳·西尔瓦(Katherine Silver)翻译成英文。
“否认在习惯驱使下变得舒服的东西,这又能带来什么伤害呢”
《文学课》所谈及的话题,如同是恋人私语,从“色情和文学”到“现实主义短篇小说”无不旁征博引,充满了轶闻趣事,每一个片段都极具魅力。这其中的主线则是科塔萨尔长期以来对文学艺术灵活性的思考,文学艺术最好要去捕捉在他看来那个转瞬即逝、冲突此起彼伏和无时无刻不在流动着的现实。科塔萨尔一度告诉他的学生:“我这一生都是在异想天开中度过的,它们对我来说就和晚上8点喝一碗浓汤一样真实,在它们身上我产生了一种亲切感,那是一种完满的感觉。”所谓异想天开,其实就是将被人们习惯于接受的、或者仅仅只是平庸的东西变得不再平庸。这种感情在科塔萨尔身上变成了一种需要节制的情感,就像他笔下的人物奥拉西奥一样,他发现这个了无趣味、甚至有时候出于政治上的方便而挤压生存可能的世界,总是在同另一个“预先制定好的、设定好的世界”同谋,那个世界谬误更深。
虽然科塔萨尔并没有详细解释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但他的作品传达出了一种对日常生活的不信任。通过伪装成某种令人安慰的常规,日常生活不过是在麻痹我们罢了。奥拉西奥在《跳房子》中一段很长的独白中说道:“就像在心里打了一个嗝一样,我突然意识到生活中这一连串的A、B、C都非常愚蠢,因为它们完全建立在我们无能为力的选择之上,这也使得生活异常痛苦。”
在其它地方,比如在短篇小说《指导手册》(The Instruction Manual)中,科塔萨尔以相似的怀疑笔调写道:“拒绝一只汤匙,对一扇门说不,或者否认在习惯驱使下变得舒服的东西,这又能带来什么伤害呢。”他的演讲则更是以一种排山倒海般的坦诚向平稳的生活宣战。在一次被题为“文学中的游戏”的讲座中,他向学生提问:“为什么人们要接受事物就是眼前这个样子当它们其实可以有所不同呢?”这似乎是一个简单、甚至有些乏味的问题,但它却将科塔萨尔的作品变得鲜活了起来。
“文学应该从平民中产生出来,作家代表的是人民”
在伯克利停留期间,科塔萨尔绝非是提出这些破坏性假设的第一人。作为现代主义文学在拉丁美洲的分支,“拉丁美洲文学爆炸”指的是在拉丁美洲发生的一场对现实的极端重估运动,60年代科塔萨尔在这个运动如日中天的时候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在这一文学爆炸时期,产生了一批想象力极为丰富的作家,包括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卡斯洛·富恩斯特和何塞·莱泽马·利马等,他们的作品帮助粉碎了隔在庸常与异想天开之间的一堵屏障。科塔萨尔本人将都市立体派(cubism)带到了他所创作的小说中,在那里,时间、地点和语言,甚至是文本都变成了争论、参与和游戏的场所。这样《跳房子》中给出的导读表(即读者可以忽略阅读时的清醒意识,只是按照他所喜欢的方式阅读)就不应该被当作是一场竞技游戏或者是先锋姿态,它们不过是在对抗无法再适应走向碎片化的当代拉丁美洲生活的现实主义文学。
大范围的政治动乱是当代拉丁美洲生活经验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随之而来的一个关切便是,投身于政治运动中的拉丁美洲作家该如何在动乱中写作。一股新的情节激烈、叙事冒险的小说诞生了,比如奥古斯托·罗亚·巴斯托斯的《我,至高无上者》,这是一本险些没能通过巴拉圭独裁者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审查的小说,还有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作品《城市与狗》,这本书的副本都被秘鲁军方烧毁了。这些作品展示出文学在同独裁统治对话过程中的独特力量。在一场题为“作家之路”的演讲中,科塔萨尔告诉他的学生:“我认为现在已经很清楚了,一直存在于文学与现实之间不可避免的对话在我们的许多国家里,因为环境的推动得以发生深刻的演变。”这场在伯克利的演讲自传性非常强。《文学课》处处充满了这样直率的表达,它暗示了科塔萨尔作品中焕发出的活力和勇气在许多方面都与上个世纪中期的政治动乱密切相关,更不用说这些作品都是产生于“文学爆炸”时期了。科塔萨尔在其作家生涯中期的一个领悟就是,文学应该“从平民中产生出来,作家代表的是人民”。这一领悟无疑是来自作家自身的经历,它是一次在艺术上激进的觉醒,它要求艺术政治化,但说教方式却不能粗鲁。在同一场演讲中,科塔萨尔说道:“我必须把我的重心放到作为一个拉丁美洲人的生存境况上来,我必须承担起随之而来的一切责任和义务。”
科塔萨尔对现实的检验可不是一个小项目,就像他的小说和短篇故事所体现的,“现实”这个词在《文学课》中也出现了许多次。在演讲过程中,当人们开始像科塔萨尔一样去理解这个词的时候,“现实”也就生出了一种道德意义上的沉重感,它是一个战场,相互对抗的力量在这里这里争夺控制权。这可不仅仅是抽象,在庇隆、巴蒂斯塔和索摩查的残酷统治期间,官方认可的现实代替了真实,国家成了不容置疑的叙述者,现实的概念在这里充当了一种恶意的虚构角色。(特朗普官方所坚称“另一种现实”只是这一战术在新时期的复活)科塔萨尔对这一段被侵占的经历或许并不完整,毕竟他自1951年以来就在巴黎居住,但是这段经历对他的影响却是深远的。阿根廷的“肮脏战争”下,反共产主义暗杀小组无情地清除异己,见证了数以千计的平民在70年代的死亡或“消失”。科塔萨尔在演讲中对学生们这样说道:“我们今天的拉丁美洲文学伤痕累累,它经历过拷打、监禁,还被剥夺了他者的声音,但也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的文学才殊死搏斗,为自己而战。”
“我站在问题的一边。”
科塔萨尔对现实的追求于是同他自己对现实的批判融合在了一起。在一份1976年版的国际文学季刊Books Abroad中,科塔萨尔写道:“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丰富现实含义这件事更具有革命性的了。”不管在他的虚构作品中这种丰富以何种方式呈现(是《跳房子》中的分支小道,是《克罗诺皮奥与法玛的故事》中的远见天真、还是《爆炸:及其他故事》中不稳定的体裁),它的目标都如科塔萨尔在他的《现实短篇小说》中所暗示的,描写现实“要以现实本来的面目,不要背叛现实,不要将现实变形,要让读者穿透表象看到深层次的原因,了解是什么使人们变成他们现在的样子,或没有变成他们现在的样子”。这永远是科塔萨尔小说中一个令人感动的目标,最终,现实不是被找到或发现的,更不要说是被达成的了。这也是一个无止境的追求,它在道德上具有延展性,向往彻底的自由。在另一场演讲中,他说道:“当你达到了表达的极限时,再远一点点就开启了一个新的领域,在这里一切都不确定,一切也皆有可能。”用科塔萨尔式的术语来说,我们来到了伊甸园,那里将是优雅的最高表现形式。
课堂当然就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了,科塔萨尔自己在讲课的时候肯定也充分意识到了其中的讽刺意味。他可能也将课堂看作是一个官方话语行之有效的地方,对于学生来说,“一个前预设的世界”不仅是合法的,也滋养了他们的心智。说真的,很快你就能感受到科塔萨尔因为讲台所授予的权威而隐隐发怒的情绪。他在第一天就说道:“我想要你们知道,我是在你们刚来的这会儿才整理好我要讲的东西。我没有任何系统性,我不是批评家,也不是理论家。”在此之后,在一场题为“写作《跳房子》”的讲座上,他揭示了理解的终极来源——“一个作家如何达到谴责的目的,如果他使用的工具还是他的敌人所使用的?这种语言就是敌人中的大师及其门徒早就操练过的语言”。不论演讲的表面主题是什么,这样一些回避性的话总是像一阵阵焦虑产生的痉挛出现在演讲中。把它们汇集起来,就组成了极具欣赏性的《文学课》一书的潜台词:其矛盾就在于一位伟大的作家企图审问一件他不得不使用的武器的功效。
在《文学课》出版还不到四年的时间,科塔萨尔就去世了。虽然已经到了科塔萨尔生命的尾声,这本书的的出版及其讲演还是为他卓越的一生画上了一个顶点。诚然拥护一种具有选择性的、已经完成了的叙述,就像这部选集所展示的——一位征服了文学的巨匠将他的智慧传播给如饥似渴的读者——非常具有诱惑性,但科塔萨尔自己可能也会拒绝这种表面上的框架。在最后一次分离之前,科塔萨尔对他的学生说:“我想要说的是,我对你们的诚意、对你们上课时的专注非常感激。这并不真的是一堂课,在我看来它更像是一场对话,一次交流。”他的这一特质非常具有教育意义,一个学生曾带着敬佩之情回忆科塔萨尔在讲《跳房子》时的一句评论:“我站在问题的一边。”对于胡里奥·科塔萨尔来说,现实就是那样子的:它是一个无需答案的问题,它是一段无穷无尽的对话,它也是一次屏住呼吸的降落,在降落中坚硬的土地让位于空中的自由。
(翻译 朱瑾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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