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日前来到他此次中国巡回访问的最后一站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发表了一场题为“自然主义的多种形式”（On a few varieties of naturalism）的演讲。

拉图尔因其在科学技术研究（STS）领域的学术成就而闻名，主要著作有《我们从未现代过》《自然的政治：如何把科学带入民主》《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等。在他的早期代表作《实验室生活》中，他和合著者史蒂夫·伍尔加对位于美国加州的索尔克研究所（Salk Institute）里一间神经内分泌学实验室进行了长期的田野调查，并得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离经叛道且充满争议的结论，他们认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而科学研究活动本身则是由一系列信仰、口头传统和具有文化特异性的实践构成的，简而言之，科学并非是一些客观冰冷的原则和操作规程，它也是一种文化。

而在他最著名的科学人类学论著《我们从未现代过》中，拉图尔进一步挑战了构成西方现代性基础的主观/客观、自然/文化的二元论，认为人类从来没有现代过，并提出用“非现代主义”（nonmodernism）替代“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来描述我们目前所处的历史阶段。近年来，拉图尔致力于“人类世”（Anthropocene）和“关键带”（critical zone）的研究，认为在人类活动已经对地球的地质状况和生态系统产生了不可逆影响的现实下，对于自然/文化，事实判断/价值判断的二分彻底丧失了意义，而这一鲜明的社会建构主义立场也引来了不少批评的声音。

在此次演讲中，拉图尔从“自然”这一核心概念出发，探讨了自然主义的几种不同形式，进而批评了西方主义视角下一元的自然观，认为非但不存在一种普世的单纯的自然观，而且在生态变异（ecological mutation）不可逆转的今天，自然的政治、伦理面向正在切实地影响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走出西方视域下的“一元自然主义”

拉图尔从爱伦·坡的短篇小说《莫斯可漩涡沉溺记》（A Descent into the Maelstrom）讲起，这是一个“故事嵌套故事”的小说，小说的主角到挪威旅行，向导带着他到悬崖边游览，并向他讲起了一个关于莫斯可漩涡的故事。三年前向导三兄弟一起出海捕鱼，遇到了莫斯可漩涡，弟弟最先被旋涡卷走，船只不停地围着旋涡打转，千钧一发之时向导发现圆柱体下沉的速度最慢，于是将自己绑在木桶上弃船逃脱，最终获救，哥哥则葬身大海。拉图尔指出，目前人类面临的生态变异就好像是一个莫斯可旋涡，我们所有人都在其中挣扎，但如果我们像故事里的向导一样机警，能够敏锐地观察，抓住漩涡中的船只残骸，我们就可能得救。

拉图尔认为，阻碍我们认清旋涡中的情势的，是西方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下“自然”的概念。“如果东方主义（orientialism）是一个人类学错误（anthropological mistake）的话，那么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更是如此，它也是一个关于西方的幻想。在我40年的学术生涯中，我一直在于西方主义作斗争，就好像我们的很多同行在于东方主义作斗争一样。”拉图尔这样说。

在人类学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做“编码的范畴”（coded category），用于形容那些并非普世的概念。比如在50年前的西方，我们会不加性别区分地用“man”来指称人，因此“man”就是一个“未经编码的范畴”，而“woman”就是一个“编码的范畴”，因为它强调了性别。但经过了几十年的女权主义运动，我们现在知道“man”这一词汇与“woman”一样，都是性别化的，于是我们有了“human”一词作为男人和女人的统称。现在的问题是，拉图尔指出，我们都知道自然（nature）并不构成一个完整的领域，它只是一个完整领域的一半，另一半叫做文化（culture），但我们并没有一个类似“human”的词汇来统称自然和文化，正因为这种语言上的无能，使我们无法跳出这样的思维困境。

拉图尔随后介绍了法国人类学家菲利普·德斯科拉在他最新的著作《超越自然与文化》（Beyond Nature and Culture）提出的四种本体论，拉图尔将之理解为自然主义的四个分支，分别是“泛灵论”（Animism）、“图腾主义”（Totemism）、“自然主义”（Naturalism）和“类比法”（Analogism）。作为列维-施特劳斯的学生，德斯科拉用这样一个结构主义图式来比较不同的集体（the collective）组织实体分布（organize the distribution of entities）的方式。对于泛灵论者而言，所有的实体拥有相似的灵魂和不同的身体；对于图腾主义者而言，所有实体的身体和灵魂都是相似的；自然主义者认为所有实体的身体相似，而灵魂迥异；而在类推者看来，所有实体的身体和灵魂都是不同的。

列维-施特劳斯曾经谈到过一对有趣的实验，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与北美的印第安原住民初次相遇的时候，他们首先想知道的，是印第安人是否有灵魂，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即四种本体论中的自然主义），所有的实体都有着相似的身体，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是否有灵魂。通过实验，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印第安人有灵魂，也是上帝的子民，于是在殖民北美的过程中，还曾经请印第安人自愿加入天主教。而印第安人想知道的，则是完全相反的另一件事，在印第安人看来，万物有灵，西班牙人有灵魂是毋庸置疑的，关键是他们是否有可朽的身体，因此他们把两个西班牙人沉入水中，观察他们是否会死，尸体是否会腐烂，他们的尸体腐烂了，于是印第安人才确信他们有身体。列维-施特劳斯对此的评价是，印第安人的行事作风更像是自然科学家，反而是西班牙殖民者只会对着圣经照本宣科。

拉图尔指出，长久以来，我们都知道文化是多元的，而却误认为自然是一体的，德斯科拉提出了一种可能性，让我们得以走出一种普世的自然主义，或者“一元自然主义”（mono-naturalism）”，认识到对自然的定义和理解也是复杂多样的。

德斯科拉的图式还揭示出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当西方自然主义者遇到了持其他三种本体论的人群时，可能发生的误读。例如，当西方自然主义者遇到持泛灵论的印第安人时，他们会认为，是印第安人将他们自己的想象投射在自然界中，他们将泛灵论误读为一种幻觉；而当他们第一次来到中国，遇到持类比法的中国人时，则将类比法误读为一种不理性的陈旧科学，因为在16世纪欧洲科学革命之前，欧洲人也是类比法的信徒。

至此，拉图尔论证了一个基本结论，即西方主义视角下的自然，不是一个普世的背景（universal backdrop），而只是理解、建构世界的方式之一，并且这种自然主义并不能概括整个西方的科学哲学史，因为至少在16世纪之前，西方人还是类比法的信徒。因此，自然的概念是不稳定的、变动不居的，并且其中不可避免地掺杂着道德和政治的成分，尤其是在今天，在生态变异的现实下，自然的政治面向是切实存在的，所有关于自然主义的问题都被搅动得不安定起来。

“生态变异”带来的是时间、空间和人类自我的迷失

西方主义视角下的自然史什么样的，这不仅是一个关乎科学史的问题，也是西方艺术史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拉图尔看来，西方主义视角下的自然史外在的，只不过这种外在是人为的，通过一些人为的建构，自然被制造成了外在的客体，绘画无疑就是建构的方式之一。

想要制造一个外在自然的图像，我们需要一个画框，来完成对主体和客体的双重建构。客体是凝固的、悬置的，而主体则是在特定距离、特定光线下一只凝视的眼镜，请注意，不是一双眼睛，而是一只被孤立的眼睛，一个视点。在拉图尔看来，这一个异常诡异的建构，“我作为一个主体，是固定的，只有一只眼睛，甚至没有身体，在强光的照射下，我看着一副画面，而画面的另一端，是一个客体，它的轨迹被打断了，被凝固在那里以便被我观看。正是这种诡异的看待自然的方式，被当作普世的，甚至是衡量其他文化的准绳。”

因此，拉图尔认为，西方主义的自然秩序不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规定性的，在对世界本身的描述中，永远存在道德判断的成分，事实/价值的界限是流动的，甚至在今天，“事实”都已经渐渐让位于“问题”和“关切”。尤其是对于很多研究生态变异的科学家而言，他们很难为事实陈述（statement of fact）和政策陈述（statement of policy）划清界限，这也经常是他们受到猛烈攻击的原因。比如，当一位研究气候变化的科学家做出一个关于二氧化碳浓度的事实陈述时，总会有人站出来指责他的研究是带有偏见或者某种政治企图的，因此，事实陈述和道德陈述永远是混杂在一起的，不可能厘清。

拉图尔强调，他之所以使用“生态变异”（ecological mutation）而不是“生态危机”（ecological crisis）是因为，危机是我们可以解除的，但我们永远不可能阻止生态变异，它就像爱伦·坡笔下的莫斯可旋涡，我们能达到的最好的结果就是不被卷入其中。生态变异带来的一个严重的后果是关于时间、空间和我们人类自身能动作用的迷失（disorientation）。“时间上的迷失”指的是所谓的“人类世”（Anthropocene），即人类活动开始严重影响地球的地质状况和生态系统的一个纪元，在拉图尔看来，“人类世”概括了过去50年的科学史，它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在社会之外单纯地研究自然科学，因为没有任何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没有受到工业的影响，而且自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这种影响还经历了“大加速”（great acceleration）。

“在古代中国，皇帝要为自然灾害负责，下罪己诏，时至今日，我们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真的要为气候变化承担责任了，从中国古代哲学的角度讲，宇宙（macrocosm）和作为宇宙缩影的人类（microcosm）之间的关联从比喻变成了现实，甚至宏观与微观之间的界限都开始变得模糊，因为全球气候政治已经使传统的主权国家框架失效。”拉图尔这样说。

而“空间上的迷失”则在于，我们需要问自己，我们究竟生存在哪里，哪篇土地之上，生态变异是否意味着，我们已经开始在一个全新的星球、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地球上谋生。最重要的还是人类作为能动主体的自我迷失，我们在新的气候政治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拉图尔引用英国科普作家奥利弗·莫顿（Oliver Morton）在《重塑的星球》（The Planet Remade）一书中的一句话来形容这种迷失：“用一句话概括这一悖论：人类已经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可以与自然的力量匹敌，而自然力量本身就是人类无法控制。”

为了克服时间、空间以及自我的迷失，许多科学家开始致力于“关键带”（critical zone）的研究，关键带指的是地球浅层表面的环境，其中涉及岩层、土壤、水、空气和有机体的复杂交互活动塑造了我们的自然栖息地，决定了地球资源的可持续性。人类的生存和活动都集中在“关键带”中，因此拉图尔说，我们不是生活在地球上，而是生活在关键带上。对于研究地球内部和外太空的科学家而言，他们或许还可以从完全工具化、不考虑任何附加的认识论冲突地去看待自然，但对于研究“关键带”的科学家而言，想要逃避这种冲突已经不可能了，即便他们严格地忠于事实，也难以避免纷争，因为各种利益相关者的诉求都同时交叠在巨大星球的薄薄一层。

拉图尔最后借用希腊神话、哲学中的“菲希斯”（phusis）一词来形容“关键带”，“菲希斯”虽然多被翻译为英文中的“自然”（nature），但是它强调的是自然的运动和变化，正如拉图尔在演讲开篇谈到的莫斯可漩涡。面对这样一个旋涡般的“自然”的时候，我们与其惊慌、焦虑，甚至因为焦虑去否认气候变化、拒绝采取行动（如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一样），不如引起高度关注，说不定能在旋转的激流中抓住一个木桶，让整个人类活下来。在拉图尔看来，这不是一门关于掌控的技术，对于现状我们已无力扭转，只是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做出的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