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朝阳区的苹果社区南区北区之间，有一条无人问津的小路，几家孤零零的商铺生意也不好。此前四年，这条路一直被人们称作“葛宇路”，没有人知道这个有些怪异的名字的来历，直到上个月，“葛宇路”因为一篇知乎回答出了名。

在一则名为“有哪些看似不简单却人人都会的技能”的知乎提问下面，有网友写了一条答案：“拥有一条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道路”，他不仅列出了命名道路的四个具体步骤，还附上了“葛宇路”案例。这一回答在短短几天内获得了上万次点赞，并被改写为一篇题为《如何在北京拥有一条以自己命名的路》的文章，在社交媒体上疯狂转载。

这时，人们才意识到，原来这条叫做“葛宇路”的路，是艺术家葛宇路的一件作品。四年前，他将自己的名字制成路牌，树在这条尚未被正式命名的路上，“抢注”了这条路的路名。四年间，“葛宇路”先后被高德地图、百度地图和民政区划地名公共服务系统收录，几乎成为了这条路名正言顺的名字。

葛宇路第一次对自己的名字产生兴趣，是在大一上艺术史课的时候，课后老师让同学们报名团购参考书，葛宇路自告奋勇，第一个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但是其他报名的同学，并没有跟着写下他们各自的姓名，反而在葛宇路的名字后面标注“x2”、“x3”这样的数字。于是有多少人买书，黑板上就出现了多少个葛宇路。

这件事引起了葛宇路对“葛宇路”这三个字本身的好奇。他想，如果城市里街道上铺天盖地都是他的名字，大概会是一件很酷的事情。他最初选择的形式是涂鸦，但当时的导师指出涂鸦太简单粗暴了，建议他可以尝试将自己的名字隐藏到公共系统里，制造一种既难以察觉又确实存在的效果，可能会更有意思。于是他萌生了制作路牌的想法。

从湖北美院毕业后，葛宇路来到中央美院读研究生，到了北京之后他才发现，居然还有没有名字的路，这条路不在别处，碰巧就在他实习的苹果社区旁边，过了几天，这条路上就树起了一块写着“葛宇路”的路牌。

四年来，葛宇路与“葛宇路”建立了很深的感情。他曾在“葛宇路”上的越南河粉店吃饭，老板给他发的短信上写着“感谢光临葛宇路火车头餐厅”；他也曾用一个家庭监控摄像头，拍摄“葛宇路”上的24小时，记录下这条路上发生的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并将这些影像作为他研究生毕业作品的一部分，和“葛宇路”的路牌一同展出。如果路牌没有被拆除，他还打算给这条路添置几个垃圾箱。

“这条路的路牌挂了三年，在网上发酵了三天，拆掉只用了三分钟”，葛宇路在接受“故事FM”专访时这样说。葛宇路不存在了，现在，这条路变成了“百子湾南一路”。在这条全长不过四百米的路上，一共栽了四个路牌，平均一百米一个，“很森严地树在那里，好像要镇住什么东西”。

除了路牌之外，葛宇路还创作过一件和公交站牌有关的作品，2015 年，他将北京 913 路公交车东湖站的站牌拆卸下来，邮寄到武汉，安装在武汉东湖的湖心。这件名为“东湖站”的作品和“葛宇路”类似，都指向了名与实、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脆弱关系，两个“东湖”相隔万里，却有着同一个名字，不禁让我们思考，一个事物的名字和它本身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古老而复杂的哲学命题，符号学家索绪尔给出的解释是，它们之间并无任何本质上的关联，只是一种约定俗成，但在约定俗成的背后，却有着微观的权力角逐。小到谁有权为一条路命名，大到谁有权参与城市的治理，谁有权规定和塑造一座城市的面貌，这些问题或许是“葛宇路”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的深层原因，也是许多当代艺术家不断通过作品去探索和表现的主题。关于这些问题，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访了艺术评论家、策展人段君。

现在是中国行为艺术最坏的时代，葛宇路的成功不可持续——对话艺术评论家段君

在葛宇路之前，中国的当代艺术家们早就做过一些介入公共空间的尝试。段君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就提到了上世纪90年代的两个著名的行为艺术作品：张大力的《对话与拆》和展望的《94废墟清洗计划》。

上世纪90年代，北京迎来了一轮狂飙突进式的大拆大建，城市空间迅速商业化的同时，大量承载了北京历史文化的老房子被强制拆除。艺术家张大力在这些即将拆除或正在拆除的建筑物上，喷绘出一个个匿名的头像，与这些头像并置的，往往是一个强力符号——大圆圈中的一个”拆“字，在它出现的地方，人们不得不中断自己的人生轨迹，从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离开；甚至存在了上百年的古建筑也不得不服从，为城市发展腾出空间。

在张大力看来，在不顾一切追求所谓的现代化、全球化的过程中，城市的灵魂被彻底遗落了，“就好像一个典雅的女人被强迫做了隆胸和丰臀手术”，张大力说。他在城市废墟上行走，边走边画，在他看来，这些残破的墙体有如“反映城市变化的一块银幕”。在拆迁队刷的”拆“字旁边喷上一个人头，又或是在已经存在的涂鸦旁边刷上一个”拆“字，两个符号好像互相对峙，又似乎形成了某种对话，这也是《对话与拆》系列题目的来源。

同样是针对这轮城市建设的热潮，艺术家展望则将目光投向了王府井大街的改造，在这里，大量历史悠久的西式建筑也没有逃脱被拆除的命运。于是展望利用拆迁队休息的时机，用刷子、洗涤灵、各色油漆等工具对拆除了一半的废墟进行了为期一天的“装修”。暮色降临，推土机继续工作，几天后，清洗过的废墟被彻底夷为平地，这使得清洗和粉刷的工作更像是一场庄重的入殓仪式。

20 年过去了，艺术家对公共空间的介入有了新的形式，葛宇路的路牌不仅进驻了现实的物理空间，同时也进驻了虚拟空间（cyber space），事实上，恰恰是因为它被电子地图所收录，才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从而导致了它在实体空间内被取缔，这是否意味着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在先在性上实现了某种反转呢？

在段君看来，葛宇路的作品并没有自觉地针对虚拟空间，而是由于意外地被电子地图所承认，才引发了一系列的后续效应，但是他无疑提示了一种可能性，未来会有更多的公共艺术朝着这一方向去探索。在中国当前的社会环境下，要真正实现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的反转，难度还是很大。

葛宇路最终被取缔，或许与整治“开墙打洞”等最近出台的城市治理措施一样，指向了城市的活力与秩序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城市的活力有赖于公众参与，有赖于一些自发的创造，但同时也给城市治理增加了难度。段君认为，想要调和这一矛盾，最重要的是增强民间渠道和官方渠道的沟通，建立有效的民意反馈机制。“葛宇路”事件本身就是由于官方命名不及时引起的，事发之后，如果民众觉得葛宇路这个名字不错，愿意沿用下去，官方也不妨水顺推舟。

段君举出了发生在美国纽约的一个案例，与“葛宇路”事件相反，这是一个民众抗议艺术作品，最终导致艺术作品被拆除的案例。

1979 年，美国政府事务管理局（United States 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委托艺术家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为纽约的福利联邦广场（Foley Federal Plaza）创作一件公共雕塑。萨拉创作了《倾斜之弧》——横亘于广场中央的一块长 37 米、高 3.7 米的钢板。这一巨型极简主义雕塑随后受到了大量在附近大楼里上班的民众的投诉，他们指责雕塑阻挡了他们的日常路线，给通勤带来了极大不便。

塞拉则坚称这是一件为特定场地创作的作品，如果移动，就等同于毁掉了这件作品，并且，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反直觉”（counter-intuitive）的，旨在重新定义这一空间。双方僵持不下，最后闹上法庭。在 1985 年举行的听证会上，陪审团决定拆除雕塑，但塞拉继续上诉，又经历了几年的法庭拉锯，雕塑终于于 1989 年拆除。

虽然公众的抗议最终导致艺术作品被拆除，但在美国，捍卫城市公共空间的抗争意识本身就是公共艺术家们用身体和行为不断试探、挑战既有秩序的精神遗产。而谈到目前中国行为艺术的发展现状，段君直言，现在是行为艺术最坏的时代。“行为艺术在上世纪 80、90 年代曾经十分蓬勃，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另一方面，在艺术的各种门类当中，行为艺术是最单纯的，也是最不受市场青睐的。因此，无论是从社会环境、民众的接受程度，还是市场的支持上看，行为艺术的发展都困难重重。

因此，在段君看来，刚刚从中央美元实验艺术系毕业的葛宇路，今后的职业艺术家道路并不好走。“实验艺术有两个明确的特点，一个是不强调实体，注重实验的过程而非结果；而是鼓励试错，不追求所谓“对的”或者“合理的”艺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训练，它反而珍视“不合理”，或者说对“合理”的颠覆。因此，它也注定是缺乏商业价值，不受市场青睐的。很多毕业生都去开考前班或者给艺术家当助手了，即便像葛宇路这样一举成名的艺术家，今后也很难获得媒体和公众持续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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