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27日的这一天，插画家伸代有余（ikinari Tenjiku）在推特上发了一则漫画。她花了几个小时创作，泪流不止。

漫画是关于伸代有余在知名连锁居酒屋工作的堂兄的故事。作品引起了大反响，30万转发，11万点赞。在这之前，这场“很不起眼”的死亡并没能引起什么注意，甚至一个新闻报道的版面也没有上。

那是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男主角是连锁居酒屋的店长，每天从15点工作到次日早上3点，干巴巴地等上三个小时，坐6点钟的首发车回家已经8点了，留给他睡眠的时间最多4个小时。原本生活就要这样一直过下去。7月的一天，他独自准备开店时累倒在店内，再也没有醒来过。在他意识到“零部件”出问题之前，身体一下子彻底坏了。

留给这场死亡的，只有亲人们难以排解的伤心。为了挥散情绪伸代有余去旅行，但在鹿儿岛那家连锁居酒屋遍布眼前的大小街道，她还是想起堂兄，眼泪掉了下来。

有人给她推荐了从业39年的律师川人博。这个研究过劳问题的专家，多次担任过劳受害者家属的代理律师，包括那起被世界关注的日本电通过劳死事件。

参与过劳死案件多年，川人博很清楚这不是受伤家属的个人新闻。“过劳死范围广，超越了各种形态，无论行业、性别、年代和岗位，是正式或非正式员工的雇用形式。它有可能存在于所有人之中。”他在2014年出版的《过劳自杀 第二版》中写道。

在伸代有余看来，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的初衷已经实现了。毫不夸张地说，过劳死没有旁观者，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主角。

再往前一步，跳下去，明天就不用上班了

在Line上，伸代有余的堂兄发出了两个字：地狱。这是他生前最后一句话。

有过类似经验的人太多了：有人在居酒屋，有人在物流行业，有人是护士。散落的悲伤突然连点成面，聚拢在伸代有余的周围。过去的一年里，劳灾申请有825件，其中运输业有145件，其次是饮食服务63件，制造业占了43件，堪称过度工作的三大TOP行业。

其实“过劳死”成为一件普遍的事情，时间还不长。渡边彻出生于昭和时代，在上海一家日企工作近十年，熟悉中国职场环境，也受到本土观念同化。他说，其实日本以前没有“过劳死”这个词，也没有“过劳死”现象。人们对“过劳死”的有关记忆，最早在1970年代末期医学界首次提出“过劳死”一词。

1980年代末的经济快速成长期，在一场“经济大国”的美梦中，日本人把青春留给身后了那座辉煌的城市。干得好，报酬更好，经济发展与过劳死数量开始成正比增长。很快，这个词在日本社会被广泛使用。那个时代距离现在不远，只有30年左右，但那时找不到什么伤心的人。

昭和结束，平成来了。1990年代的日本经济断崖式下跌，到处充满裁员的危机感，留给劳动者的选择不多。“幸存”代替了“成长”成为日本职场的关键词。渡边彻说：“泡沫经济崩溃后的1990到2010年的时期，在被称为‘失去的二十年’的时间里，工作很难找，一旦找到死也不放弃，员工的这种心态造成了部分黑企和过劳死”。过劳死的野蛮生长，来自于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工作的想法。

在这个国家，有一个无法忽视的事实。

常见阳平现在任教于千叶商科大学，在她的记忆中，2000年代前期的日本形成了一种潮流，“加班”作为美谈光明正大地出现在各种书籍和DVD里。连NHK都在播放《过劳死·加班的礼赞纪录片》、《大地的拂晓》、《情热大陆》这样的电视节目，一档接着一档。对坐在电视机前的日本人来说，是揭秘了光鲜行业精英们的工作生活一一摊在面前的细节恍然之间让所有人仿佛拿到了一枚钥匙。成长在这样的背景下，现在日本的年轻人平均一年工作时间超过2000小时，2016年的带薪休假率为50%，在28个国家中日本连续三年垫底。

中国留学生须蓝从东京艺术大学研究院毕业后，今年4月正式入职了东京的一家IT公司。她看到，把工作看得很重的日本同事会带公司电脑回家，他们似乎“把工作安在自己的理想上去活”，显得“急切想要得肯定和成长”。一起进入公司的30多个同期生中，包括她在内只有两个中国人。她有些羡慕地为界面新闻记者描述起另一个在其他部门工作的女孩：“特别厉害，每天下午6点半准时回家”。因为不同部门的工作文化不一样，那个女孩部门的文化就是定时回家。然而对须蓝来说，能赶上23点的最后一班电车，就很幸运了。

须蓝的工作属于朝九晚六，打卡上下班。这家公司实行裁量劳动制，无论加班时间长或短，都不会支付额外的薪酬，一开始一笔固定的加班费已经包含在所有人的工资里了。须蓝回忆了一下，算上一个月90小时的加班时间上限，她最多一个月工作过250个小时。

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法定的加班上限。就在2001年，基于世界医学研究的结果日本厚生劳动省制定了脑血管或心血管疾病的劳灾认定基准，向所有劳动者发出警醒：为了身体健康，单月的加班时间不能超过100小时，2-6个月的平均加班时间不能超过80小时。辅证这项决定的是一项在英国实施的跟踪调查：在对2000名职员的长达6年的追踪调查中发现，100小时正是抑郁症犯病率翻倍的节点。

16年过去了，日本的劳动基准法至今是仍然适用的。但是在日复一日的繁忙工作里，人们已经对100个小时没什么概念了。停下来想一想，一个月工作20天，平摊下来每天加班5个小时，按照朝九晚六的通勤时间，也就是晚上23点正式下班。这种被官方称为危险性很高的工作方式，与须蓝的日常作息完全符合。但采访中很少听到这个女孩抱怨，她只提到过一两次“有点可怕，会喘不过气来”。

须蓝很清楚，自己的加班情况“和电通过劳自杀的女孩差不多”。像是用语言完成对自己的确认，女孩用一种不容怀疑的语气说，“回家就绝对不做工作的事情”，周末偶尔去看美术展。这个刚工作四个月的女孩话里透出的一种积极乐观是慢慢地习惯疲惫。

2015年去世的电通公司员工高桥茉莉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时年24岁的高桥茉莉，从东京大学毕业后，进了一家让所有人都很羡慕的知名广告制作公司。“死”字，从没有出现在她的字典里。开始工作的6个月之后，她每晚都坐最后一班电车回家。一个月多达130小时的加班重负，让她“看不见”、”听不见”、甚至感受不到疲惫。直到一天，回家的那一趟电车向她慢慢驶来，她突然想到“再往前一步，跳下去，明天就不用上班了”，真地往前伸出脚，走了一步，掉了进去。这个画面来自漫画家汐街kona的漫画。她看完了高桥茉莉的新闻，有感而发。漫画的名字叫做《到死才辞职》。

过劳死者只是因为自己不会保护自己？

那些看上去还好的人可能随时垮掉，留下家属在维护权利的路上困难重重。

理论上当一起过劳诉讼提出时，本该站在原告位置上的受害者已经死亡。这触及了法律的痛点——他们作为公民的权利就消失了吗？律师川人博指出，原告已逝，但有必要区分肉体死亡和社会性死亡的概念，引入诉讼法中，从而维护死者作为一名公民保有的权利。伸代有余感叹，维护死者权益多么难啊。总是有推特网友和记者来问她“为什么不写出公司名字”。也许读者看来隐去主角身份缺乏信服力，可是对于死者家属而言，这却是我们不得而已的自我保护。“为了防止被上诉名誉毁损，为了守护亲族，我只能这么做。”

涉事公司是个经验丰富的对手。从过去的过劳死先例中，这家公司学会了应对的方法——没有正规工作记录。日本确实有保护劳动者的法律。劳动基准法第36条，一般被叫做“劳资协议”。规定一旦超出法定工作时间（8小时/天，40小时/周），企业需要和工会签订书面协议，之后递交给劳动基准监督局。“就算是公司的研发部门，也要严守36条协议，否则工会就会上门来”。毕马翁高中毕业后，1992年赴日留学。他个人并不反对加班，相反他的公司对加班管得很严。他所在的制造业知名工厂很守规矩，事先申请并得到课长的同意，才可以加班，否则第2天再做。

可惜现实并不美好。根据数据统计，2013年10月，56.6%的中小企业在未缔结劳资协议的情况下，让员工进行法定时间外的工作。其中半数以上被判定为“违法加班”。三年后，2016年4月至12月调查的8530家企业中，仍然有一般企业超时劳动。公司任意驱使员工而不留下记录，过劳死的事实就被隐藏起来。在为死者发声的漫画里，伸代有余发出了控诉，“被害者的母亲每天都以泪洗面。他们是被公司杀死的。”

控制加班时间不能杜绝加班问题。2015年，站在电通事件风口上的律师川人博，再一次向公众重申，“工作实践中存在一个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问题，不仅是在电通，其他公司也有。被视为关键的“结构性问题”，就是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员工在一个地方干一辈子，被企业承诺不会开除的安稳生活，这些人在业务繁忙期时不得不疯狂加班。”不解决终身雇佣制的“结构性问题”，限制加班时间上限，员工的工作环境只会加剧恶化。

如果不放宽解雇规则，一味地限制加班上限，只会助长员工的“免费加班”。工作和雇用咨询师城繁幸在《如何面对过劳死》一文中提出，应该实现从长时间加班到招聘新人的转变。看上去更好的选择是招新人，但减小个体工作量，这意味着一旦进入业务淡季，就要裁人。

过劳，还是被裁？劳动者那么无力。

2017年，日本宪法至今已经诞生70周年，在它刚刚出来的时候，职场中的人权思想没有完全在这个国家扎根。战后的日本，常常能听到“宪法止步于企业门前”的话，宪法理念还未浸透“会社”（kaisya：企业）——日本独特的共同体。从宪法角度来说，“会社”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不过是一种国民共识。

伸代有余正在经历的过劳案件调查中，警察只关注当事人“是不是他杀”，在医院时态度冷淡，“好像昨天和前天都有休息吧。”他们好像并不太清楚过劳死的评判标准，只负责做出了专业范围内的判断。——尽管过劳死的判断确实属于劳基署的管辖范围。一位网友给伸代留言，警察和企业对死者的“不关心”太恐怖了，这些人已经没有了血泪。但更多评论都指向了一种生存技能：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能保护自己”。

矛盾感：想得到好处的同时，就换来更大的压力

渡边彻现在在上海过着非常健康的生活，朝九晚五，没有加班。他偶尔会想起曾经拼命工作的阶段，对比之下现在的生活颇为奢侈。

那时候，每天加班是常态。渡边说，“当年，报酬、收入其实是次要的，业绩的提高是最大的乐趣。曾经有过一段那样的时代，我个人觉得很幸福，也很自豪。”注重目标，是在许多日本人身上能看到的特点。正在融入日本社会的须蓝对此也深有感触，日本人干什么都会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喜欢钓鱼就要钓一百条鱼，喜欢手棒就要使劲买手棒。

作为目前已经转正的新社员，须蓝还比较满意目前的状态。她在各种各样的企业文化研修中，已经褪去了初入外国职场的“新鲜感”。须蓝参加过的研修，大多由公司直接安排，内容是提升心理素质的培训。年轻的须蓝身上，表现出一种鲜明的矛盾感。转正了的她至今仍然在参加研修。她曾经思考，“确实大家都打开了心扉，很好工作，又觉得有必要做到这一步吗。”同样复杂的感受，再次出现在了她对融入日本社会的评价中。——“压力大。但是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想得到好处的同时，就换来更大的压力。”

相比之下，“上司和员工每周一小时的固定谈话”，她就单纯觉得挺好的。谈话每周都有，场合设置得特别多。个人在职场的不安或出色，哪怕是小小作为都会被上司关注。在须蓝看来，这种类似于“润物细无声”的关怀方式，一度温暖了压力大的职场人。

个人进步很快，是她将日本职场与中国职场对比后得出的结论。工作期间须蓝看了大量MBA书籍，看书在公司里是受鼓励而且费用可以报销的，她买过一本600多元的书。站在她的立场上来看，“作为一个学生现在进入公司了，就是一张白纸，公司对你的期待会很大，各方都希望你成长。进来第一年都是公司在投资你。”员工知道感恩，自然而然地会回报企业。

当投入和期待无限膨胀时，城繁幸总结出一点“越是大企业越容易出事”。很多人很容易进入一个误区，比如知名广告大公司电通出了过劳死事件，应该算“黑企”。根据城繁幸的文章，那些付出和回报不相等的企业，才会被划入“黑企”的范围。高回报和高风险并存，自泡沫经济时期以来，电通在求职市场里一直都是高人气的优良企业。

可是，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工作

让那些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更······”的家伙们闭嘴吧，我们不需要泡沫时代的“英雄传”了。插画家伸代有余在很努力地向其他人传递勇气。

整齐划一的日本人，确实正在变得更勇敢。渡边否认日本存在抢着加班的事情，不过他说“大部分日本人喜欢和别人一样，无论好坏，都不愿意一个人突出。”所以才有他人加班，自己不好意思一个人下班的现象。不过如今日本职场人的自我意识更强一些，在中国的渡边深有感触，“现在，这种现象（集体加班）和人的这种观念逐步的淡化。”

丢掉工作会付出许多代价。比如找到下一份工作之前靠什么生活。虽然政府会向失业人员提供失业保险，但那是一种在辞职三个月才以后拿到的、支持再就业的国家保险。那这三个月间该怎么办？还有一个障碍是辞职后，迷失在根本找不到工作的痛苦里。在伸代有余的生活经验里，这样的事情也很多。从一份工作到下一份工作的过渡期，这段时间成为了简历上的留空格，公司会因此拒绝求职者。而且，无业时间越长，对找工作的负面影响越大。

在辞过几次职，换过几次公司后，渡边总结出了经验，“应该先找好下一个工作单位，再辞职，不应该一时的冲动就决定辞职。”

当死亡意外地降临时，亲人被夺去了对话的机会，他们还有太多没来得及说出口。伸代有余断然地肯定，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工作，只是太多人还麻痹着。伸代代表了遗族的心声，他们想告诉逝者和所有生者，辞职吧，逃跑吧，活下去吧。

从老家打来电话，那边叫了一声“阳子”。

“我当时正想着，‘喔，堂兄终于决定结婚啦？’”

结果说是堂兄“过劳猝死”。阳子至今还记得当时的冲击感，脑子一片混乱。她的堂兄每天早上6点出门，搭最后一班电车回家。为了节省住房开销和做家务的时间，数周之间，从公司和老家之间来回奔波。一天早上，被母亲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他才31岁， 生活本该更丰富的。

在苦难的废墟之上，有的遗族建立了一个堡垒。

寺西笑子今年68岁，是全国过劳死家族会的代表。在她47岁时，丈夫过劳死自杀，之后开始为“过劳死”问题奔走。作为过劳死律师团全国联络会议成员的古川拓曾经公开评价，“2014年的过劳死防止法（过劳死等预防对策推进法）的推进，寺西是不可缺少的人。”2013年10月起的半年里，家住京都伏见的寺西笑子，为了向国会议员提议推进过劳死法律，到处联系其他女性遗族。那一段时间里，周末以外，她们大部分的时间都耗在了东京。

最后，听完记者对须蓝故事的转述后，仍然在努力搜集对策的伸代有余着急地说，这个女孩太危险了，现在看上去还好，很多年以后得上病，也可能会更严重的。很快地打了几行字，这是伸代拜托记者转给须蓝的两条建议。

 “写5行日记，记在手账上。”

“每天下班时，拍一张自拍（照片上存有日期）。”

 

（应采访者要求，须蓝、渡边彻、毕马翁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