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教育部出台新规，要求 2017 年全国六年制小学一年级、三年制初中一年级的语文教材，必须统一使用最新出炉的统编教材（简称“部编本”）。通知一经下达，不仅在教师、学生、家长中间，而且在整个社会上都引起了很大反响。

围绕新教材主要有两点争议：一方面，按照总主编温儒敏教授的说法，现有“一纲多本”编写水平参差不齐，推行新版的目的是“在多种教材并存的情况下，起到示范作用，促进教材编写质量的提升”。但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表示，到 2019 年，“部编本”就会实现全覆盖。这是否意味着经过了 1980 年代以来鼓励教材多样化的一系列“审定制”尝试，中国又回到了教材“国定制”？岳麓版、苏教版、北师大版……的确有些地区教育部门在教材选用上“因财选材”，但这些教材本身是否就应该全盘否定？

更核心的争议来自于新教材的文言文（诗）比例：在课文总数量减少的情况下，文言文篇目大大增加，小学篇目占 30%，初中则高达 51.7%（由于教材尚未全部面世，数据来自温儒敏教授）。质疑者或认为文言文已无实用性，占用学生过大精力会耽误现代汉语的掌握，或担心在“伏羲班”、“女德班”遍地开花的当下，这一改动会加剧社会上“把糟粕当精华”的文化复古倾向；而拥护者多称赞新教材弘扬传统文化，培养了民族精神，发挥了语文教育应有的价值。

这种赞扬的观点在讨论中占据主流。但有趣的是，听起来古老的“文言文”、“传统文化”甚至“语文学科”，都完全是现代的产物，在二十世纪的血雨腥风中，它们无一能够自外于政治对垒和文化争锋。历史告诉我们，“传统”总是选择的结果，而教育则是博弈的最前线。

五四运动为何将文言视为“封建糟粕”？

我们通常理解的“文言文”虽然古而有之，这个概念却产自晚清，作为“白话文”的对立面。晚清黄遵宪、梁启超、裘廷梁等人促进白话文，主要是因为书面汉语言文脱节、使用困难，不利于文化普及，又加之知识分子受到了日本明治维新改革文字以普及教育的影响。

对早期倡导者来说，文言还是白话，是“用”的问题，而非“体”的问题；是方法论问题，而非世界观问题。裘廷梁所言“白话八益”中，既有“省日力”（节省时间）、“免枉读”（避免误读）、“便平民”，也有“保圣教”。康有为亦赞同用白话传孔“教”，可以抵挡“洋教”的文化入侵。而为了获得读者，进步的报刊如支持革命的《京华日报》、保守的报刊如宣扬女德的《北京女报》、不关心政治的如《启蒙通俗报》等，都使用白话。当时文言文仍旧是主要书面文字，但白话作为辅助、翻译，工具地位越发重要。朱自清评论说晚清的白话是“慈善文体”，推行它主要是为了“将就”文言水平低的人进行文化传播，可以说是很中肯的评价。

伴随着清政权覆灭，晚清推广白话文的努力夭折了。民国初年，“文白之争”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含义。袁世凯夺权后，一方面希望稳固政权、拉拢遗老遗少和地方军阀（段祺瑞、孙传芳等人都主张尊孔读经）；一方面要为自己称帝做舆论准备，故而积极成立“孔教会”、颁布“尊孔令”、“祭孔令”，学校不但要以文言文教学，还要读经：“使儿童熏陶于圣贤之正理，兼以振发人民爱国之精神”。

眼看民国的立国之本从共和日渐替换为尊孔拥帝，胡适、陈独秀、刘半农、鲁迅等接受了现代教育的人决心釜底抽薪，以文化革命带动政治革命，以语言革命带动文化革命，发起了我们熟知的“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五四“白话文运动”继承了晚清运动的“用”，但更激进地上升为了“体”。虽然，新近引进的现代语言学让学者能把文言文理解为一种语言，可以剥离内容理解形式；但考虑到清代以降，科举八股已经将文言文和保守思想牢牢拧在一起，形成了庞大的文化包袱；保守派又以语言作旗帜和盾牌，革新派也只得如此，要求形式为内容埋单，将文言文斥为厚古薄今、因循保守、腐化堕落的社会思想的代名词。对文言文的这种认识，在新中国成立后仍延续了很长时间。

从实用主义到反蒋：民国语文课本的进步议程

相比“文言”，“语文”的历史还要更短，1902 年现代分科小学教育发端的时候，没有语文，只有“读经”。民国时受西方 Language（语言）和 Literature（文学）分法影响，将重白话口语交际的“国语”和重文言文阅读的“国文”分立。直到 1949 年，叶圣陶主持新中国的华北教科书编审时，才将两者归并为“语文”，规定课程内容为“听说读写”。文言文之为语文课的一部分，大概相当于西方教育中“拉丁语”、“古希腊语”和“经典”（Classics）的合集，实际上，关于古代语言和文本在基础教育中的比重，在世界各国都是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

而在中国现当代语境中，争论未曾言明的内核实际上是：语文课是干什么的——鉴于少儿的能力、精力有限，语文课的首要功能是什么？

民国前期，现代教育制度初立，“文学”、“语言学”、“文化”、“应用文”这些概念或诞生不久，或刚刚舶来，互相还纠缠不休；文白之争也正如火如荼，但尽管如此，当时的国语和国文教育却明确地选取了实用主义路线：重口语、轻书面；重应用文、轻文学，为未来就业培养少儿的听说读写能力。

在当时，一方面是内忧外患之下政府和教育界希望尽快增强国力；另一方面，以美国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哲学、教育学在新派人士中广为流行——杜威本人曾在中国巡回演讲达两年半之久。实用主义认为教育的首要目标是促进社会进步，这一启蒙主义观点影响深远，前面说到知识分子因实用性考量而反对强调文言文，就是这一思想的延续。当然，近年反复再版的各种民国教科书中，我们能看到大量文言文，但这种安排首先也是出于实用主义考虑，而不像怀有“民国想象”的人们认为的那样是因为从容典雅的风度。

由于早期现代汉语表意功能尚有不足，政治上的白话文拥趸（如刘半农）也同意，教文言文可以帮助白话文“吸收文言所具之优点，至文言之优点尽为白话所具，则文言必归于淘汰”。此外，当时公文、报纸、信札仍时常使用文言，如不学习，则不便于日常生活。并且，民初虽以白话为官方语言，但白话文书籍很少，如果不识文言，就不仅仅是不了解传统文化，而是不能读书，对中国历史、地理、文艺、科技一无所知了。

1920 年代后，实用主义主流下“儿童本位思想”兴起，教学大纲对文言文要求降低，突出了“涵养性情、启发想象力”的儿童文学，鲁迅、周作人、叶圣陶等人都积极参与创作。至 1930 年代，社会上开始出现忽略文言文教学导致学生写作能力低下的议论。恰逢蒋介石急于巩固政权，于九·一八事变之际“攘外必先安内”，清洗国内反蒋力量，于是其结合“党化教育”发动了第二次“尊孔读经”，试图将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精神和“传统文化”融合，以后者的民间基础为前者合法性背书；以后者的保守性消解前者中的进步思想。

故而，1931 年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明确规定：“应以三民主义重要的观念，为编定全部课程之中心，应注意伦理知识及实践，以助长儿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德性”、“了解固有文化”、“培养民族意识”。国民党大佬陈立夫、何键、宋哲元、陈济棠等纷纷在各自地盘提倡“读经”、“弘扬国粹”——虽然当时的小学教员大部分自己并没受过“读经”教育，实施起来荒腔走板，乱七八糟。这一时期，各版本教材增加了大量以儒家文献为主的文言文。配合着读经，国民党在《现代文学评论》上发起了“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以“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来压制反映国内革命斗争的作品。

当时日本加急入侵，民族主义的呼号当然十分必要，但是蒋介石把“民族主义”、“君君臣臣”、“攘外安内”搅在一起，孰表孰里，谁为谁服务，就非常明显了。对此复古潮流，新文化运动旧将奋起回击，叶圣陶与丰子恺一道编写了 1932 年版开明书店《开明国语课本》，在“审定制”下力求以其儿童本位原则和读经抗衡。他们也选择了一些诸如《愚公移山》、《晏子使楚》、《苛政猛于虎》等有教育意义的文言文，翻译成白话使用——今天坊间最走俏的“民国老课本”，就是这一套。叶圣陶、陈望道、鲁迅等人还在上海报界发动了“大众语运动”，以更激进、彻底的态度宣扬白话文，和南京政府报刊上整版整版的“兴文言、废白话”唱对台戏。

从美学欣赏到文化热：新中国之后的文言教育

1930 年代直到民国末年，文白之争的政治色彩始终浓厚，语文课本自然是主战场，但因为战局动荡，虽然日益成熟的白话文渐得人心，但谁也没压服过对方。

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组织编写第一版《初高中语文》，将“国语”、“国文”合并为“语文”，在明确其文言合一立场的同时，也抹除了文言文在“国文”中的重要地位。建国之初的教育总体要务，一为社会主义思想宣传，二为大力发展科学技术。语文回归了民国初年的实用主义本位，时文和说明文占据很大比重，文言文虽然少量存在，但只作为古汉语语言学习的材料，弱化内容探讨。

1950 年代中期，中苏正值蜜月，中国学习苏联重视文学教育的经验，将文学单独设科，民国教科书上那些常见的文言文一度得以古典文学的面貌重见天日——课本引导学生们体会诗文的人文情怀、艺术价值。这基本是头一次，文言文以其审美价值而非教化功能成为存在于教材的原因。可惜随着反右斗争扩大化和文革开展，这项尝试中道夭折。文革结束后的 1978 年，教育部颁发了新课纲，虽然当时社会上普遍崇拜文学，但和民国初、建国初一样，迫切希望以教育实现民族复兴的教育界，再次对语文采用实用主义工具论观点，在培养“听说读写”能力外，语文还要身兼思想教育和科学普及两职。文言文教育仍然是古汉语教学为主，审美欣赏为辅。

情况在 1990 年代开始发生变化。其实 1980 年代引进西学的“文化热”中，诸多学术团体以《文化：中国与世界》和《中国文化书院丛书》为代表，已经含有中西比较、引进海外港台汉学、新儒家的种子。杜维明等新儒家身在海外，其学说有很强的身份意识，生于 1950、60年代、对儒家文化不甚熟悉的内地知识群体受到感染，开始在全球文化视域内整体地视儒家思想（和其他中国思想）为国粹。1980 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也明确表现出民间那种龙卷风过后四野茫茫，无处安放的身份焦虑。

1990 年代初，对冷战的反思使主导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遭到祛魅——尤其是对于冷战中被压抑、利用的弱小民族国家而言；加之全球商品化浪潮的推进，世界范围内的价值真空中开始孕育遍地开花的保守主义思潮：在欧美，福音派保守主义盛行；原有文化基本破坏殆尽的拉美兴起了基督教热潮；而在没有彻底沦为殖民地的阿拉伯世界、印度、中国等地，“传统宗教/文化”成为了价值填充的首要选择。步入 1990 年代的中国，则仍然面临价值危机，海外港台的种子很快在本土结出了“儒学热”、“国学热”、“传统文化热”几颗果子——和“文学”一样，被称为传统文化的东西虽然一直存在，但此时它们以传统文化之名被召唤，是一个文化现象而非文化事实。

在这一背景下，1996 年的全日制普通高中语文教学大纲出现“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的观点。在语文教学和文化教育之间建立联系关系，看似天经地义，实际上不过是这 20 年的事。2000 年，“弘扬祖国优秀文化”、“培育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和中华优秀文化的思想感情”已经成为大纲上的首要目的，排在听说读写前面。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文言文一跃成为教学重头戏，课时大大增加，不仅要求充分发掘其审美鉴赏的价值，部分地区和中小学甚至已经走得更远——进一步照单全收其思想观念，将《弟子规》、《三字经》等作为地方、校本教材。

传统文化越来越热的结果，是“文言文即等于传统文化”，进而有人认为“凡是传统文化都是优秀传统文化”——再没有“精华”、“糟粕”之分：祖国的花朵坐在课堂里接受着义务教育，参考读物里却有“女子无才便是德”——这种可能性令人悚然。

今日新教材重视文言文，客观上也是“传统文化热”的一部分。如今教材尚未全部面世，批判或是赞美都还为时尚早。所幸，文言文两千多年历史，其中有历史的污浊，更有闪光的金子。当年叶圣陶、丰子恺融文化传承、启迪智趣、树立人格于薄薄一本《开明国语课本》，今天的教授、作家、教育家亦可以披沙拣金，通过挑选合适的篇目，既培养学生对于祖国文化的热爱，又培育其独立人格、反思精神、奋发意志，让今天的中小学生从中终身受益，让 50 年、100 年后的读者看到，也能发自内心地赞叹。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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