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五天就要开学，何强（化名）却对两个孩子上学的事一筹莫展。

何强夫妻十多年前从河南老家来到北京打工，两个孩子都在北京出生，现在就读于北京昌平区北七家镇东三旗村的智泉学校。7月初，智泉学校接到当地村委会的通知，学校房屋属于违法建筑需要腾退，马上就会拆迁。

“我们从校长那里听说拆迁的事，到现在也不知道咋办。”何强说这话的时候，他正在读学前班的小儿子仿佛没有什么烦心事，拿着小火车玩具在学校门前玩耍。他的大儿子开学就将升入六年级，小小少年已经懂了一些事，和几个伙伴坐在校门口的椅子上，时不时望向操场上的废墟。

对于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来说，几乎每五六年就会遭遇一次劫难，2006年有“取缔风暴”、2011年则是“集中关停”。进入2017年，它们遭遇到的是“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而命运已然确定：拆迁、关停。

开学在即，家长们追问：孩子要去哪里上学？学校忧虑：能否找到新的安置点。在等待与纠结中，已经有些家长选择将孩子送回家乡。

突遭拆迁，学校无处安身

从村口到学校一路瓦砾，智泉学校不高的校门和围墙隐藏在废墟中，让人难以辨别这是一所学校。校长姜雨声说，7月初学校刚放暑假，东三旗村村委会就通过房东告知校方，学校属于违建需要腾退。7月11日，智泉学校的水电被停，只得租来一台发电机以维持运转。

8月1日，村委会提出，希望校方配合“拆一点学校外围的建筑”。姜雨声回忆当时场景：“一个小钩机就把校门给钩没了，随后挖掘机就进来了。”在操场上的废墟中，依稀可以看到电脑和破碎的篮球。“废墟是初中部的教室和库房，接近400平方米。”姜雨声说。

智泉学校本已完成新学年招生，原计划8月底开学，突遭拆迁后，校方向昌平区教委递交材料，寻求解决办法。姜雨声称，昌平区教委对此次拆迁也感到吃惊，并承诺在8月15日与北七家镇、学校三方协商安置方案。

智泉学校成立于2000年秋季，当时只有一间教室，23名学生。2004年被昌平区教委正式批准为民办学校，发展至今占地规模已达七八千平方米。

办学17年间，学校曾历经两次拆迁、换址。最初，学校位于朝阳区洼里乡政府附近，因为奥运会需要迁至昌平区东小口镇中滩村。姜雨声说，“在2006年前后，在校学生最多有1200多名，有中滩村和东三旗村两处校址。”中滩村校址于2014年被彻底关停，现在只剩下东三旗村一处校址，学生近700人、教职工50余名。

得知学校要拆迁，许多家长前来询问，孩子该去哪里上学？姜雨声则哑口无言：“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没有人能告诉我该怎么办。我都不确定自己的命运。办不了学就回老家、改行，很难再从事教育行业，信心已经快要磨没了。”

从7月初到现在，智泉学校创办人秦继杰一直在寻找新校址，但要在短时间内找到一处能够容纳几百名师生，而且消防安全各方面合规的地点并不容易。

8月15日，昌平区教委帮助智泉学校寻找到两处安置点，一处是附近的一所培训学校，另一处在十三陵附近，距离现校址34公里。目前，智泉学校正在和培训学校商谈租用事宜。姜雨声说，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让孩子们有学上。

学校没了，去哪里上学？

同样面临拆迁的还有大兴区旧宫镇海迪学校。该校拥有近千名在校生，目前学校附近的房屋都已被拆除。

2017年北京的“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要求，全市拆除违法建设4000万平方米以上。作为城乡结合部整治改造的重点，100个市级挂账村会受到综合整治，旧宫镇正是第二批整治试点之一。

大兴区教委表示，将帮助海迪学校重新选址，并会对具备学籍的孩子进行意向登记，询问是否留京，而后分流到区内其他小学，没有学籍的学生也会尽力进行安置。旧宫镇教委办与大兴区教委承诺，9月1日开学前，保证每个孩子都有学上。

对于家长们来说，孩子被分流到公办学校无疑是最佳选择，但是他们也清楚，“我们进不去”。2014年，北京出台政策，非京籍学生在北京就读中小学需要“五证”，其中仅“社保”这一项，就难住了很多家长。

智泉学校大门被拆除之后，何强将家里的狗借给学校看门，“前几天有捡破烂的进来，拿走了不少东西。”每天面对满目疮痍的学校，何强只能表示无奈，“孩子在北京出生，一直都在这个学校读书，这里学费便宜，其他民办学校我们上不起，社保还没交满五年，公立学校我们进不去。”

何强一家四口居住的平房与智泉学校一墙之隔。“以前这片住着百来户人家，收废品、卖菜、卖小吃的都在这住，都是为了孩子上学方便。”如今这些平房也是拆违的对象，其中的居民大多已经搬走，只剩下何强和另一户人家还在坚持。

何强的同乡张运（化名）更早做出决断。8月9日，张运来到学校询问转学事宜。一听说学校要拆迁，他就联系在老家当老师的一位亲戚，对方告诉他，只要就读学校开具一份“转学联系表”，孩子就可以回信阳上学。

与何强家一样，张运的儿子也在北京出生，从学前班开始一直在智泉学校读书，今年开学即将升入初中二年级。“孩子回家可以住校，家里还有爷爷奶奶，我们一周回家看他一次。”在张运看来，儿子学习成绩不好，回家有爷爷奶奶看着就可以了。

“我们回不去，家里早没人了，孩子又太小。”何强无法像张运一样迅速应变，“再说家里就几亩地，回家种地养活不了孩子啊。”因为听校长说，教委和镇里会给学校一个答复，他还抱有一丝希望。

朝阳区金盏乡皮村同心实验学校校长沈金花对于学生的分流并不乐观。首先，打工子弟学校多是解决流动儿童就近上学问题，一旦分流到离家很远的学校，交通和安全都让家长担心。如果家长跟随子女搬家至新学校附近，现有的工作和习惯都会受到影响。另外，孩子到新的学校需要重新适应融入，这对家长和学校都是一个挑战。

据《中国流动儿童教育蓝皮书》数据显示，2014年北京入学门槛提高后，同期小学阶段入学非京籍人数5.52万人，其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3.14万人，较2013年分别减少了1.97万人和1.87万人，同比降幅分别达到26.25％和37.28％。

艰难的转型尝试

同心实验学校校长沈金花虽然还没有接到关停通知，但是学校与皮村的未来休戚相关，她时常感到担忧和迷茫。

2003年，北京工友之家筹备建立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工友之家是一家关注外来务工群体的社会组织。两年后，“打工青年艺术团”发行了第一张唱片《天下打工是一家》，依靠7.5万元版税在皮村创办了同心学校。毕业于中华女子学院的沈金花，曾是北京市优秀毕业生。大学期间她一直在工友之家做志愿者负责儿童活动，从2006年开始担任校长。

同心学校开设学前至小学六年级课程，招收皮村及周边社区的学生，最多时曾有900余人，目前为450人左右。“9月份开学可能会更少一些，皮村这边的人少了。很多家长都不在北京打工了，学生自然也跟着回去了。”沈金花说。位于北京东北五环外的皮村，与首都机场的距离不足10公里，由于时常有飞机轰鸣而过，皮村的建筑大多不超过四层楼。皮村原住民约1500人，外来务工人员一度超过2万人。

今年暑假，来学校参加暑期托管班或勤工俭学的学生少了很多。操场上张贴着一张告示，“40个塑料瓶可换2.5元”。沈金花说，“虽然只是几块钱，但是孩子们对于自己能够赚钱还是很有成就感。”

小学四年级的李镜（化名）和哥哥几乎每天来学校，他们的母亲在同心女工合作社打工，合作社售卖拼接布、布包等手工制品。李镜经常帮忙清洗旧牛仔裤，开学即将升入初二的哥哥经常坐在教室的门槛上，就着一把小板凳写暑假作业。沈金花告诉《财经》记者，李镜的哥哥从同心学校毕业后，现就读于皮村的另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新利学校。

2012年6月，金盏乡包括同心学校在内的四所打工子弟学校接到关停通知，它们都不具备办学资质。当时，同心学校得到了各界声援，崔永元等六位知名人公开致信时任教育部长袁贵仁，呼吁保留同心学校。最终，另外三所学校被关停，唯有同心学校幸免。

据沈金花介绍，2005年至2006年，学校当时的校长专门负责申请办学资质，最后由于“具备200米塑胶跑道”等硬件条件不够而未果。随着2006年北京开始对打工子弟学校收紧管理，资质对于同心学校愈加可望不可及即。在北京，如同心学校一样没有资质的打工子弟学校不在少数。

沈金花表示，同心学校不需要家长提交“五证”，但也无法为孩子提供学籍。2014年，该校有近百名学生返乡办理学籍，然后再回到北京继续读书。

虽然学校侥幸度过2012年的关停风波。但接下来的几年，沈金花的心一直悬着，“这学期开学不知道下个学期是什么样子”。由于缺乏资金，如果一旦被拆迁，很难找到新的安置点，因此，学校已经在考虑如何转型。

据沈金花介绍，他们曾在2006年尝试开办同心付费店，想通过义卖产生盈余，更灵活地开展儿童教育，但是由于人手紧缺，这一模式最终夭折。沈金花也做过最坏的打算，打工子弟学校一旦消失了，该怎么办：“只要一个城市的发展仍然需要外来劳动力，那么这些劳动力稳定下来后，必然有儿童教育的需求。到那时，我们或许可以做一些普惠式儿童教育服务或者做一些公益项目。”

流动儿童的教育难题

大量流动儿童无法入读城市公办学校，从而催生了打工子弟学校，其费用低、离务工人员居住地近、入学条件相对灵活等特点，满足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需求。姜雨声认为，“打工子弟学校是一个社会发展的产物，我相信它不会存在太久，但是它确实为无法进入公立学校的孩子提供了上学的机会。”

《中国流动儿童教育蓝皮书》数据显示，2006年时北京共有300所打工子弟学校。新公民计划则统计，截至2014年，北京市有127所打工子弟学校，也就是说，八年间，这类学校的数量减少了一半以上。

近年来，北京提出了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要求，并多次表态要严控人口规模、增量，疏解存量。2017年3月，北京公布了未来15年的城市总体规划，计划在2020年后将人口长期控制在2300万以内。

在今年北京开展的“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中，要求拆除违法建筑、进行“开墙打洞”整治、城乡结合部整治改造等。昌平区、大兴区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均位于城乡结合部整治改造地带，因此受到波及。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宋映泉曾主持了一项研究，从2010年开始，对北京10个区县的50所打工子弟学校学生进行了持续五年的跟踪调查，对象是1866名初中二年级学生。结果发现，这批学生中升入高中者不足40％，只有6％进入大学。

宋映泉同时发现，其实有85％的学生希望自己在初中毕业之后继续读高中，而实际结果与学生意愿相去甚远。他认为，打工子弟学校教育质量整体不高，这让一部分学生过早对学业失去兴趣，但真正使这个群体失去教育梦想的，是以户籍制度为主的一系列体制性障碍。

对此，沈金花也表示，原来一些打工者认为孩子只要读了小学、进公立学校，然后就可以继续读高中或者职高，甚至进入大学，一步步改变自己的人生。但是在2014年之后，由于非京籍子女无法在北京普通高中借读，很多学生对自己的未来感到犹疑。

在宋映泉看来，上海和广州曾经的做法值得借鉴。

上海在2008年到2012年间，曾开设新的公办学校用于接收打工子弟，并给与民办学校财政上的扶持，降低入学门槛。广州则为打工子弟学校提供了宽松的环境。“但是在2014年国务院出台户籍改革文件之后，特大城市开始严控人口。户籍改革与城市规划、人口控制是否应该放在一起？这值得商榷。”宋映泉说。

在采访过程中，《财经》记者发现，虽然很多家长选择让孩子返乡读书，但是家长并未跟随子女回乡。

宋映泉介绍，目前已有研究表明，“回流”经历会对儿童产生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学习成绩差、阅读能力低，降级留级等方面，而在人际关系中，回流儿童更可能遭受校园欺凌或者成为施暴者。

（《财经》记者 高頔 实习生 程子姣/文 朱弢/编辑 本文首刊于2017年8月21日出版的《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