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Tim Lewis，《观察家报》撰稿人

不久之前的一个周二清早，奥斯卡在洛杉矶揭晓了今年的提名名单。格蕾塔·葛韦格（Greta Gerwig）带有鲜明个人色彩、讲述成长故事的处女作《伯德小姐》（Lady Bird）获得多项奥斯卡奖提名。葛韦格居住在纽约，但是公布提名那天她恰好在洛杉矶出差。凌晨三点半就醒了的她说，“我告诉自己还没到公布提名的时间。于是又强迫自己回去接着睡了一觉。”不到七点，她又一次醒来。这时候，奥斯卡奖提名名单已经成为全球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葛韦格给自己煮了一杯咖啡，又洗了个澡，随随意意点开了手机。此时，她发现自己被提名最佳原创剧本和最佳导演奖。同时，《伯德小姐》也拿到了最佳影片奖的提名。

直到今天，34岁的葛韦格也一直是以演员的身份为人熟知。大部分情况下，她出演的都是喜剧。她说：“我喜极而泣，高兴地尖叫起来。接着我沉浸在喜悦的情绪中。直到现在，我都没从那份喜悦中走出来。一切都感觉太不真实。我现在仍旧处于快乐和震惊的顶峰。”

对于葛韦格和《伯德小姐》而言，奥斯卡的提名都是莫大的荣耀。当然，片中饰演一对斗嘴母女的主角西尔莎·罗南（Saoirse Ronan）和配角劳里·梅特卡夫（Laurie Metcalf）也各自斩获奥斯卡提名。其实，葛韦格和《伯德小姐》的成功对全世界各地的女性电影人而言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但葛韦格的确是奥斯卡奖九十年历史上，第五位被提名最佳导演奖的女导演。如果能在3月4日顺利捧得小金人，那她将成为历史上第二位拿下最佳导演奖的女性。首位获此殊荣的女导演是凯瑟琳·毕格罗（Kathryn Bigelow）。2010年，她凭借《拆弹部队》（The Hurt Locker）赢得最佳导演奖。

上周，身处纽约的葛韦格接受电话采访时说：“2004年，索菲亚·科波拉（Sofia Coppola）凭借《迷失东京》（Lost in Translation）获得最佳导演奖提名，并最终拿下最佳原创剧本奖。我依旧记得那副画面，也记得那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凯瑟琳·毕格罗获得最佳导演奖时，所有人都觉得女性电影人的事业因此有了新的希望。我真心希望此次我获得提名能让所有女性——不管年轻还是从业已久——受到鼓舞，勇于拍出自己的电影。因为导演的多样性真的非常重要，我也希望看到其他女导演的作品。我想知道她们要通过电影表达什么思想。这就是我对此次获得提名的看法，希望自己的进步能对其他女电影人有所帮助。”

对于电影行业的女性而言，过去的几个月堪称动荡不断。女性纷纷站出来指控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和其他人的性侵行为，而性侵案件范围之大和细节之恐怖也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很快，人们开始积极的反抗：MeToo运动、Time's Up运动和旨在两年内实现商业领域男女平权的50/50 by 2020运动。好莱坞也在改变的乐观想法也开始出现。

葛韦格说：“我觉得事情会迅速发生剧烈变化。电影公司招人时，他们会想‘有没有适合这个职位的女性？’实际上这是正确的做法，也是很重要的变化。如果我是电影公司负责人，我也愿意启用女性导演，因为这对生意有利。女性导演拍摄的女性题材电影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就凭这一点，电影公司也应该多聘用女性导演拍片。”

根据Time's Up运动组织者的提议，出席金球奖颁奖典礼的嘉宾都身着黑衣，出席格莱美颁奖典礼的嘉宾都佩戴了白玫瑰。葛韦格不确定奥斯卡奖颁奖典礼上会不会有类似着装方面的抗议活动。“我现在还不清楚，”她说。但如果有的话，她会加入，“我对正在协调组织这件事的人充满敬畏。”

葛韦格坚持说自己还不敢想象获得奥斯卡奖之后的感受。《伯德小姐》在金球奖颁奖典礼上斩获了音乐/喜剧类最佳影片奖，如果以那晚的发言为参考，恐怕又是一次考验。她笑着说：“金球奖颁奖典礼前，我准备了完整的获奖演说。但到了台上之后，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望着观众席，看到了奥普拉（Oprah）和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那一刻我达到了幸福的巅峰。我想我仅仅说了‘谢谢大家’。所以我应该也会为奥斯卡奖准备获奖演说，但很可能到时候又说不出话来。当然，前提是我真的获奖。上台领奖总让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伦敦电影节的周五晚上，Soho酒店的一幕有些不大真实，甚至让人觉得有些滑稽：现场电影明星的数量比观众和记者的数量还多。比尔·奈伊（Bill Nighy）走进厕所，导演亚历山大·佩恩（Alexander Payne）在大厅穿梭，葛韦格在楼上的套房内接受采访，克里斯托弗·瓦尔兹（Christoph Waltz）也出现在现场。那一天，我第一次与葛韦格进行了交流。

葛韦格与瓦尔兹都是柏林电影节的评审委员会成员。结识之后，他们经常在纽约共进晚餐。伦敦电影节当天，葛韦格惊讶地尖叫道：“克里斯托弗·瓦尔兹也来了？我可喜欢他了，他老是开我玩笑。柏林电影节期间，我们有机会和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总理会面。所以我专门挑选了一套适合与国家元首共进午餐的礼服。看到我的衣服后，瓦尔兹问我，”说到这儿，葛韦格换上了中欧口音，“你是不是来申请给默克尔总理当实习生的？”话音刚落，葛韦格不禁大笑起来，“他还问我带没带简历。我当时看起来太像书呆子。”

虽然与亚历山大·佩恩不太相熟，但葛韦格也是佩恩的忠实粉丝。去年九月的特柳赖德电影节上，主办方邀请到场的电影人合影留念。葛韦格想要跨过长凳告诉佩恩自己特别喜欢他的新片《缩小人生》，半路上还不慎磕到了腿，留下了大面积的淤青。她说：“我必须告诉他这部电影堪称大师之作，所以我选择跳过长凳。然后我的小腿磕到凳子上，疼得我手舞足蹈。大家都看向了我，然后我看向他说，‘电影太赞了！’他听了之后对我说，‘其实你走过来告诉我就行。’”

如今，世界上有很多人愿意跨过各种障碍向葛韦格表达自己对她电影的敬意。《伯德小姐》是一部优美、深情而且充满反思的作品，表现了一对母女之间的关系发展。它就是今年的《月光男孩》（Moonlight）：虽然不够热门，但却充满魅力且让人惊喜，光辉足以让其他作品都显得黯淡失色。

葛韦格是一个喜欢过分谦虚的人，因此我们暂时不清楚她是如何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拍摄电影，她将优雅与古怪巧妙地结合起来。一米七五的她有着纯真的海绿色眼睛，粉色带褶的酒会礼服和黑白相间的高跟鞋更将她衬托得典雅迷人。不过她的坐姿很随意，喜欢毫无预兆地大笑，还有些古怪但讨人喜欢的小癖好。

她一边抚平衣服上的褶皱一边说：“我今天早上六点就下了飞机，所以这一切优雅都是假装出来的。我其实不喜欢这种感觉，但是工作人员把我打扮成了这样。我知道，所有人都希望我看上去优雅得体。”

在《伯德小姐》和此前的电影中，葛韦格一直都被追梦人所深深吸引：虽然观众质疑片中年轻女性的能力，但她们坚信自己注定要成就伟大的事业。《伯德小姐》讲述了由罗南饰演的17岁少女克里斯汀·麦克弗森（Christine McPherson）的故事。当然，她更喜欢大家叫她伯德小姐。有人问她伯德是不是她的姓氏，她澄清道：“不，这是我给自己起的名字。”影片的故事发生在2002年的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加州一座中型城市）。伯德小姐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地点都很失望。她说：“2002唯一让人觉得兴奋的地方就在于它正反读着都一样。”影片中，在全是女孩的天主教高中上学的伯德小姐马上就要毕业。毕业之后，她想要去东海岸继续学业。在她看来，东海岸的“作家都居住在树林之中”。她与母亲玛丽恩（Marion）有很多意见分歧，而想要去东海岸发展的问题或许是她们之间最难调和的矛盾。

人们普遍推测说伯德小姐其实就是葛韦格青少年时代的化身。葛韦格在萨克拉门托长大，在当地读的也是天主教高中。毕业之后，想要成为编剧的她选择去纽约的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读了英语专业。葛韦格没有抱着嗤之以鼻的态度对待大家的猜测。她说自己和伯德小姐之间存在很多区别，比如她没把头发染成粉红色，也没给自己起奇怪的名字，更没有与母亲剑拔弩张地激烈争吵。

葛韦格说：“尽管这部电影不是我的自传，但它的核心情感却与我的经历非常一致。当然，伯德小姐的经历与我的经历不完全相同，但两者之间有相似之处。我不觉得有什么可烦的，因为大家不过是在推测。实际上，也许他们是因为觉得电影非常真实才做出这样的推测。这就好比大家觉得某个角色就是你本人。你可能会觉得有些不快，但换个角度来看，这也证明它够真实，真实到大家都信了。”

“但我也说不清楚，”她接着说。“干这行，你就得忍受你一言我一语，对的也好，错的也罢，完成你的工作就是了。因为到头来你会发现，最后我要是成了老太太，大家又会说我是那个老太太，说不定又说中了呢！”

葛韦格是家中的长女。父亲戈登是信用合作社的信贷员，母亲克里斯汀则是退休护士。孩童时期的葛韦格很勤奋，也很喜欢逼自己：她最初热爱舞蹈，后来击剑也比得不错。

葛韦格说：“我喜欢芭蕾。我一直知道自己不是最有跳芭蕾天赋的人。我天分不足，脚型也不太合适。但我比任何人都努力地练习。这种精神我一直保持至今。没有什么能取代辛苦的努力。”

葛韦格在高中期间很少参加演出，但是到了大学阶段她开始认真对待演出事业。她觉得自己属于戏剧这片天地。但是被编剧的研究生项目拒之门外后，她开始与朋友合作编写电影。他们的无预算电影在附庸风雅的文艺圈内外成了谈资，被戏称为“呢喃核”（mumblecore）流派电影，但却也做到了无人不晓。这些电影有大纲，但没有详尽的剧本，电影制作的每一个环节制片人都得参与。

提到与乔·斯万博格（Joe Swanberg）合作的《开怀大笑》（LOL，2006）、《爱的阶梯》（Hannah Takes the Stairs，2007）以及《夜晚与周末》（Nights and Weekends，2008），葛韦格说：“这些电影算是勉强教会我拍电影的电影学院。开始《伯德小姐》的前期制作时，我已经在电影行业的不同部门工作了十年。早期的小电影给我的帮助尤其大，因为缺乏人手的我们经常需要全员出动才能完成拍摄。只要没有你的戏份，你就得当摄影师。”

早期电影也间接地帮助葛韦格实现了演艺事业的突破。斯万博格认识导演诺亚·鲍姆巴赫（Noah Baumbach）。正是在鲍姆巴赫2010年的电影《格林伯格》（Greenberg）中，葛韦格与本·斯蒂勒（Ben Stiller）完成了合作。这部电影毁誉参半，但葛韦格的表现却受到了人们的赞扬。《纽约时报》影评人斯科特（AO Scott）说她采用了没有表演方法的表演方法。他写道：“葛韦格没有刻意去演绎角色。我真诚却又有些矛盾地认为，她可能是同代女星中最出色的一位。”

《格林伯格》也改变了葛韦格的个人生活：影片推出后，葛韦格开始与鲍姆巴赫低调约会。如今葛韦格愿意以更加坦率的方式谈论他们二人的关系，但是她在采访时依旧称男朋友为“诺亚·鲍姆巴赫”或者“鲍姆巴赫”。她想借此表示两人在工作与生活中之间保持着很好的界限。2012年，两人一同参与电影《弗朗西丝·哈》（Frances Ha）的编剧工作。在这部暖心的黑白喜剧里，葛韦格饰演了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舞者弗朗西斯。2015年，两人又合作了《美国情人》（Mistress America）。在该片中，葛韦格饰演布鲁克，她创意无限，但却又很少实现过。

葛韦格最初与鲍姆巴赫一同撰写剧本，但如今她已经开始独立创作。她的剧本自然不做作：没有笑话但却诙谐幽默，不会矫情但却令人悲伤，极其具体却又非常普遍。她对角色之间的对话非常挑剔，因此《伯德小姐》中没有一句台词是演员的即兴创作，一个多余的语气词都没有。在她看来，角色之间的对话是一种言辞“音乐”。

葛韦格告诉我：“我喜欢平凡却又诗意的语言，也就是那些人物角色自己都没有发现其中美感的词句。与诺亚·鲍姆巴赫合作时，我努力想要写出这样的台词，现在也是。我喜欢美得很自然的语言，不刻意也不做作。”

葛韦格成为导演的时机很合适，她的首部作品问世的时机也恰到好处。虽然《伯德小姐》在一月份的金球奖颁奖典礼上收获颇丰，但葛韦格却未获得最佳导演奖提名。负责颁奖的娜塔莉·波特曼（Natalie Portman）直白地表示：“所有被提名者都是男性。”同样，获得英国电影奖最佳导演提名的也都是男性。

当然，这只是电影行业的冰山一角。与葛韦格见面那周正好赶上人们首次站出来指控哈维·韦恩斯坦性侵犯罪行。葛韦格表示，这件事让她非常难过，无比震惊。

她说：“我为所有被侵犯的女性感到难过。我理解她们的处境，尤其是年轻女性的处境。她们当时还在学校读书，对电影行业充满热爱。他们不知道应该如何拒绝韦恩斯坦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也不知道如何离开。面对强权，她们不得不屈服，事后也因为太害怕而不敢发声。”

葛韦格的眼圈开始泛红，声音也有些哽咽：“很久以来，我都觉得应该让更多女性掌权才对。我不是说女性有不可思议的能力或是能将事情做到完美，但她们应该拥有权力。只有如此，像性侵这样的事情才能减少。”

当葛韦格意识到自己想要创作母女关系题材剧本时，她开始思考反映类似题材的电影。我们见过成百上千部表现父子关系的电影，鲍姆巴赫也拍过很多精彩的作品，但世界少有从女性角度讲述母女关系的电影。她绞尽脑汁，能想到也只有詹姆斯·布鲁克斯（James Brooks）的《母女情深》（Terms of Endearmen，1983）、迈克·李（Mike Leigh）的《秘密与谎言》（Secrets and Lies，1996）以及其他几部作品。葛韦格说：“从女性视角出发讲述亲子关系的电影出人意料的少。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女性电影人的数量出人意料的少。”

为了筹备《伯德小姐》，葛韦格为主要角色写下了厚厚的背景故事。提莫西·查拉梅（Timothée Chalamet）饰演了让伯德小姐一见钟情的凯尔，他今年也因为另一部成长故事《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提莫西·查拉梅对凯尔的演绎便借鉴了埃里克·侯麦的电影，还有理论文集《互联网并不存在》（The Internet Does Not Exist）。自命不凡的凯尔很爱说教：他告诉伯德小姐政府会用手机追踪人们的形迹，也告诉伯德小姐丁香烟中含有玻璃纤维。在一幕场景中，他放下手中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的《美国人民的历史》（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说：“我想要仅靠以物易物的生活方式活下去。”

凯尔假装博学多识，但葛韦格却对他有别样的好感。她说：“我不喜欢手机。我和提莫西聊了很久凯尔的信仰，然后他说，‘所有人都觉得你是伯德小姐，但其实你是凯尔，这真是有意思。’我笑着说其实自己心里藏着一个凯尔，和凯尔一样对很多事情存在偏执的想法。”

严格意义上而言，葛韦格是千禧一代。但她并不认同自己的这个身份。她在互联网时代之前长大，从来不用社交媒体。她说：“当然我在网上潜水。但我从来不参与其中。我是个喜欢偷窥的人。”她将《伯德小姐》故事设定在2002年的一个原因就是不用在影片中表现太多电子设备。她一直喜欢智能手机出现之前的时代。那时候你很难立即找到某人，唯一的办法就是开车找遍所有可能的地方。葛韦格认为我们很少让自己处于舒适的无聊状态，因为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总是给我们带来大量信息。

电影中，伯德小姐房间的墙上挂着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的名言：“无聊：寻求欲望的欲望。”葛韦格告诉我：“在我看来，无聊是很有用的东西。你要无聊到一定程度才会有所成就。童年的我们经常倍感无聊，和妈妈去杂货店买东西时会觉得特别折磨人。可是无聊到一定程度后，你就会自己找事情做，会在脑海中开展无穷的想象。我担心如今我们已经失去这种能力，而且创造力也因此受到影响。”

她承认说：“和大家一样，我的创造力也受到侵蚀。互联网能以最快的速度给你反馈，大脑一有什么想法，随时便得到满足。牛油果种在哪里？我们利用搜索引擎很快找到答案。一颗牛油果树每年需要浇多少水？我们又求助于互联网。其他农作物的种植要求是什么？它们一年需要多少水分？然后又是一顿查。就这样，我们自己开始不厌其烦地提出问题，搜索答案。”

这是一个葛韦格式的难题：因为担心自己在无聊的问题上浪费太多精力，她开始限制自己上网的时间。她这样做不是为了给自己加分，她是真的心存忧虑。《伯德小姐》拍摄现场有一条严格的禁令——任何人都不准使用手机。她说：“不只是演员不能玩手机，所有剧组成员都不能玩。想象一下，一位演员正在拍摄一个情绪饱满的镜头，看到旁边剧组成员正在刷Instagram是一件很扫兴的事情。这很不好。不过大家都遵守得很好。剧组里有很多年轻人，他们从不把手机带到片场。西尔莎树立了榜样：我从没看到过她看手机，一次也没有。”

葛韦格非常喜欢罗南和梅特卡夫。她说，影片中的一切变成了围绕玛丽恩和克里斯汀，即母女关系开展的“爱的故事”。葛韦格接受采访时表示：“母女关系一直都让人充满忧虑。梅特卡夫和罗南一样高，我很满意，我也让她们留了一样的发型。观众会觉得她们虽然意见不合，但看上去却一模一样。两个人一样强硬，争吵才会如此激烈。”

葛韦格补充道：“所以我也清楚，我需要气场相当的女演员。她们的演技无以伦比，获奖也是实至名归。这样的演出配得上奖项的认可。”

不管能否拿到奥斯卡最佳导演奖，葛韦格说自己都不会有太多改变。如果电影和导演合适，她会继续出演。她也希望再次与鲍姆巴赫合作：“我希望与诺亚再合写一部剧本。因为过程实在有趣。”她还想在未来成立自己的制片公司。她说：“拥有自己的平台是很重要的。学会与他人合作也很重要。”

葛韦格丝毫不掩饰自己对奥斯卡奖提名的兴奋：“从小到大，我看了每一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我会穿上礼裙，与朋友一起看颁奖。我很兴奋，赢得奥斯卡奖也是我拍电影时的梦想之一。”

对于作为导演的她来说，即将到来的奥斯卡奖颁奖典礼是一个决定性时刻。对于以她为代表的少数女性电影人而言，即将到来的奥斯卡奖颁奖典礼同样意义重大。她说：“不管最终能不能拿奖，我都会继续拍电影。不管发生什么，都动摇不了我继续拍电影的决心。”

（翻译：Nashville Preda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