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1日，美军海豹突击队成功找到并击毙“911”幕后主谋本·拉登，这被认为是中央情报局史上最伟大的功绩之一。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曾向立法官员私底下邀功：发现本·拉登的藏身之处，是通过“强化刑讯”对恐怖分子逼供获得的情报。

时任中情局局长帕内塔也在公共场合不断重复这一判断。奥斯卡获奖导演毕格罗在2012年的电影《猎杀本·拉登》中讲述了中情局使用酷刑审讯恐怖分子，而片中的关键人物正是以本·拉登的信使科威特（Abu Ahmad al-Kuwaiti）为原型。

但在本月9日公布的中情局酷刑报告中，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用14000个单词的篇幅否认了酷刑审讯对找到本·拉登行踪起到作用的说法。

参议院的调查发现，“据一份对中情局材料的评估，中情局本身确定的最有价值的关键信息，与‘强化刑讯’根本毫无关系。”报告称，有关拷打囚犯与找到本·拉登下落之间关联的大多数文件、报告与证词都是不准确的，也是与中情局的内部记录不一致。

而中情局官员坚持认为被执行强制刑讯方法的囚犯提供了关键细节。“你根本无法事先判断，在强化刑讯中是否能获得相关情报。”中情局在书面回应中写道。

参议院的报告指出，中情局在2002年底之前就获得了关于科威特与本拉登有紧密关联的有效情报。

2001年年末起，情报部门就开始将科威特列入黑名单，2002年，中情局从其他渠道（包括盟国关押囚犯）获得科威特的化名Abu Ahmad K、他是本·拉登少数几个亲密朋友，以及经常和本·拉登见面等情报。

此后，中情局还陆续掌握了科威特的年纪、外貌特征和家人信息，以及他的声音的录音。显然，掌握了这些关键信息足以顺藤摸瓜抓获科威特本人。

一直到2004年，中情局在对另一名被关押的基地头目哈桑·古尔(Hassan Ghul)的刑讯后才意识到，应该把焦点放在科威特身上，进而找到本·拉登的落脚点。参议院报告总结称，正是古尔向中情局交代了关于科威特与本·拉登联系“最准确的情报”。报告强调，古尔在遭受刑讯之前就已交代了最重要的信息：科威特本人住所、为本·拉登照看起居、为本·拉登和其他基地组织头目跑腿送信。

然而，中情局觉得这些消息还不够，决定对他实施“强化刑讯”。古尔被关押在一个秘密监狱里，全身剃光被吊起，59小时保持醒着。古尔随后产生了幻觉，背腹部开始抽搐，手臂、腿脚中度麻痹，心跳过早搏动。报告称，在明显失去意识后，古尔“已无法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中情局在书面回应中还提到了另一个囚犯Ammar Al Baluchi在2003年5月经过“强化刑讯”之后第一个提供科威特是本·拉登信使的情报的。

但参议院的报告指出，Ammar Al Baluchi的招供并不被认为是突破性进展，因为他在受刑过程中一直重复自己之前交代的情报。报告还指出，为了突出Ammar Al Baluchi证词的重要性，中央情报局刻意“忽略了”其自2002年起就已掌握的情报细节，例如上述提到的盟国关押囚犯招供的信息。

参议院的报告还指出，囚犯在“强化刑讯”时有关科威特的供词都是“编造、自相矛盾及不可靠的”。

 

2005年9月1日，中情局内部关于猎杀本·拉登任务的布告栏上贴出了如下信息：由于关押囚犯的强化刑讯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只能继续跟踪科威特”。

中情局自此开始了对科威特长达数年的跟踪，最终成功窃听到了他本·拉登之间的移动电话，从确定了他的位置并顺藤摸瓜找到了本·拉登在巴基斯坦的豪宅，再经过9个月的证实、部署，于2011年5月1日由海豹突击队发动突袭、击毙本·拉登。

而就在行动开始前的2011年3月份，中情局公共事务官员就已着手准备公关稿，内容包括用“统一口径”强调“受刑讯囚犯在发现本拉登信使身份上的关键作用”。于是，中情局的高官们就有了对“强化刑讯”夸耀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