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30日，北越军队的坦克攻陷位于西贡（今胡志明市）的越南共和国（南越）独立宫总统府，历时近20年的越南战争宣告结束。

40年后，越南与美国的关系早已实现正常化，但其造成的越南内部割裂依然迟迟未见消除。越南战争，是一些人尤其是南越人心中永远的痛，不过年轻人似乎并不以为意。

1959年，越共中央委员会决定武装统一二战后长期南北分治的越南，并派遣大量军事人员前往南越组织武装颠覆，不久后，美国于1961年卷入战争。根据不同估计，越战造成包括越南军人和平民在内的死者人数在80万到310万之间，至少有5.8万美军在远离家乡的战场上阵亡。

1991年，位于河内的美国战俘/失踪事务办公室（U.S. Office for Prisoners of War / MIA Affairs）成为1975年以来美国在越设立的首个政府机构。越战结束时有1,971名美国人在越南下落不明，迄今为止，其中约700人的下落已被发现。

这一项目目前仍是两国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最近几年，该办公室也开始将战争期间越南方面失踪人口的下落列入搜寻计划。对战争遗产的处理，已出人意料地成为两国沟通交流的载体。

其他合作领域还包括处理战时未爆的炸弹，以及减轻橙色剂（Agent Orange）对环境和人们带来的危害。橙色剂是一种落叶型除草剂，在越战期间被美军大量用于清除树木来发现森林中的越共游击队士兵。橙色剂污染使很多人罹患癌症，部分接触者生下的孩子天生残疾或是幼年即夭折。

美国驻越南大使奥修斯（Ted Osius）说，美国迄今已在越南投入6,500万美元用来清除橙色剂中的遗留毒物成分二恶英，并已支出8,000万美元用于清理没有爆炸的军火。

两国在1990年代中期恢复建交后不久，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就对越南解除禁运，并开始促成两国进行双边贸易谈判。2000年，他在访问越南首都时受到了摇滚明星一般的欢迎待遇。

2013年，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访美，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开启了在政治外交、经贸、国防和战争遗产等方面合作的“全面伙伴关系”，并互相承诺尊重对方的“政治体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按照奥修斯今年4月的说法，自1995年恢复外交关系以来，两国双边贸易额已从几近零的水平增长至2014年的350亿美元，并有可能在今年达到400亿美元。

奥修斯对美国越南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Vietnam）说：“美国企业在这里投资了数十亿美元，把越南带进了全球供应链，为越南工人创造了优质的工作，并为美国的产品和服务打开了一个新市场。”

目前，有超过150万越南裔人士在美国生活，其中不少是在越战后逃离越南。在美国求学的越南学生达到1.6万，留学生人数多过任何一个东南亚国家，在东北亚地区只落后于中国、日本和韩国。

然而，在这个已经统一了40年的国家，内战留下的创伤和裂痕仍然很深，人民内部的和解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记者和作家辉德（Huy Duc）认为，达成和解需要首先承认，越南国内在“战争为何打响”这一问题上存在着大相径庭的观点——但这也还没做到。

他说：“来自北越和南越的人，需要就越战前后的历史达成共识。北越的人相信，他们被送去南方是为了抗击美国人入侵，并解放南部。而很多南越的人则认为，这是一场内战，南部被北越侵略了。”

75岁的建筑师Nguyen Huu Thai有幸在那场战争的最后时刻坐在了历史大幕的前排位置。1960年代，他曾是一位西贡的学生领袖，后来为民族解放阵线（NLF，即越共）秘密工作，在南越抗击美国军队。

Nguyen Huu Thai说，历史和解的时钟仍旧停留在1975年，“40年过去了，我仍然在寻找真正的和解”。1975年4月30日中午，在第一辆北越军坦克冲入总统府前门后，他为一位北越士兵指路，引导他爬上楼顶，挂上民族解放阵线的旗帜。

“当我们升起旗帜时，我想，这不仅仅是30年战斗的结束，而是117年。”在Nguyen Huu Thai看来，越南的奋战始于法国殖民军队到来的1858年。“眼泪从我的面颊上流了下来。”

对南越军官D.M. Thanh来说，4月30日留给他的则是恐惧。“好的方面是，战争结束了，不会再打仗了。但另一方面，我很担心，我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里。”

和成千上万南越军官一样，D.M. Thanh被送进了再教育营，并在那里度过了12年。在那里，他干重体力活、忍受着极度压榨，并接受马克思主义教化。被带走时，他有一个儿子和正怀有身孕的妻子。被关押期间，他只见过妻儿两次。历史学家称，至多有20万南部人被送进了再教育营。

获释后，他接过了父母的花店，过上了隐逸生活。D.M. Thanh不愿与儿子谈论自己的过去，但这些记忆一直萦绕在心头。“我可以原谅这一切，但我永远忘不掉。”说话间，他的眼中涌出泪水。

越战后，政府对战时的双方人士区别对待。曾为北方越共作战的军人有养老金和医疗保障，而那些来自南方的人就没那么幸运了。63岁的Nguyen Van Quang说：“我没从政府那里得到过任何东西。什么都没有。”

这位在战争中失去了双腿的南越老兵说：“我是军人，我为南越打仗，但和受伤的越共军人相比，我一直在和生活搏斗。我一直独自挣扎。”

由于越南对媒体和教育系统有着严密的控制，专家称，生活在那里的很多人并不知道后越战时代，政府对南越人士迫害的规模到底有多大。越南政府则否认所有有关其实施迫害的指控。

越共越南侨民全国委员会主席Vu Hong Nam称，越南“没有针对旧政权中的人实施歧视性、或是不人道的行为”。不过美国方面并不这么认为，而人权问题也成为美国与越南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中的议题之一。

越南国内在越战和解方面的不足，成为作家辉德所著《获胜方》（The Winning Side）一书中的主题。相较越南官方教科书，这本书为观察越战最后的日子及其后续影响提供了一个更为坦率和开放的视角。

辉德说：“战后，赢的一方在人民内部的和解方面什么都没做。他们把这种隔阂挖的越来越深，甚至连战争中失败一方的家人也不放过。正因如此，如今除了4月30日这一天，做出和解的努力变得更困难了。”

这种隔阂持续存在的原因之一，是执政党对媒体的管控。这造成无法对该国历史进行自由讨论。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CPJ）的一项报告，越南在各国对新闻审查的排名中位列第六。由于严格的审查，辉德的书没能在越南出版，但仍可以在网上或是盗版书市场中找到，为人广泛阅读。

辉德说：“获胜的一方，可能也正逐渐转变为输的一方。”目前，公众对执政党的愤怒情绪来自于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土地纠纷以及经常与富有的执政党干部有关的腐败丑闻。

不过，很多越战后出生的年轻人，对该国一年一度的纪念活动以及长期以来的政治伤疤并没有多大关注。这些75后、80后、90后更注重享受越南当前的经济繁荣。

社会主义越南治下的胡志明市，已成为一座更显资本主义气息的国际化都市。在这座前南越首都，飘扬的镰刀斧头旗旁也不乏香奈儿和卡地亚精品店。和全球青年一样，行走在街头的越南年轻男女，也是自拍狂和Facebook的重度用户。

在很多年轻求职者看来，比起北部保守的首都河内，越南南部社会更自由，也更以市场为导向。25岁的自营咖啡店老板Nguyen Tuan Thanh手臂上绘有刺青，耳上挂着蓝牙接收器。选择冰混饮料生意，是从星巴克CEO舒尔茨的书里获得的灵感。

已拥有三家分店的他说：“胡志明市更关注经济，而不是政治。比起河内，在这里更容易把事做成。”在北方，人际关系在商业中仍显得十分重要。

30岁的Denise Thi是数字营销公司Emerald Consulting的创始人和董事总经理。她的看法是，对越战结束的纪念活动应该是向前看的理由，而不是回顾过去。

“你为你的国家实现的成就和为自由而战的方式感到自豪，但这还有另一种庆祝的方式。我是说，让我们谈谈未来，不要再讲过去。”

作家辉德则认为，如果越南无法正视过去并处理长期存在于人民之间的隔膜，这个国家的未来就没有光明。“无论我们的经济有多强大，越南民众中两方的冲突仍然很激烈。我们要做的，不只是统一国家的土地，还要让人们的心凝聚在一起。”

越战的硝烟已经尘埃落定40年，但回避历史给越南人民留下的隔膜和创伤仍需治愈。只有一个谅解历史而浴火重生的越南，才会更加自信、包容而富有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