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公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话剧导演徐昂的电影处女作，曾在去年拿到过罗马电影节“当代电影”单元最佳影片奖。该片的出品人包括了徐小平、王强和沈南鹏，三人在2012年投资了一家名为聚本传媒的公司。这家公司的创始人王鲁娜曾是徐小平的下属，业余时间喜欢看舞台剧，在创办影视公司后，她一直想把北京人艺票房冠军的话剧《喜剧的忧伤》搬上大银幕。而《喜剧的忧伤》的导演徐昂却一直有另外一个梦想，就是将1957年美国黑白电影《十二怒汉》搬上舞台。当王鲁娜找到他时，两人一拍即合，干脆拍个电影版。

 

在“汉化”之前，《十二怒汉》这部获得过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的经典电影已被改编翻拍过多次，包括俄语版的《12怒汉：大审判》和日语版的《12个温柔的日本人》。原版故事讲述的是在一个炎热而焦躁的夏日午后，12位性格背景各异的陪审团成员，在一间被反锁的屋子里，投票表决是否认为一个涉嫌刺杀父亲的男孩有罪，如果他们达成一致，罪名成立，男孩将被送上电椅。对于中国影迷来说，在获知有导演拍摄了基于中国背景的中文版后，脑海中出现的第一个大问号就是在一个没有陪审团制的国家，如何展现一个全篇都在讲12个陪审团成员激烈讨论的故事。

 

导演徐昂的处理是将故事搬到了大学，设置成一门法律系学生的“英美法模拟庭审”课程。因为学生们没有通过考试，需要暑期补考，原本充当陪审团的其他同学已放假回家，只能由补考的学生家长代替。而考试的内容就是一桩真实的、经媒体反复曝光但还没进行审判的社会热点案件——一个富二代刺杀了自己的亲生父亲。

 

 

真实法庭变成虚拟法庭，这是中国改编者在一个没有陪审团的国家不得已必须进行的设置。而除了背景的改变，徐昂也为中文版引入更多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包括贫富分化、地域歧视、以及因社会不公平而带来的人与人之间愈发剑拔弩张的关系。这些社会因素的添加令整场讨论变得更为复杂，多少有些削弱了原版对案件和法律本身的讨论而更侧重12位陪审员各自的情感表达。

 

全片最大的争议是在片尾，何冰饰演的8号陪审员，作为12个人中唯一具有法律精神的人——正是因为他对“合理怀疑”的坚持，才令本来只是走形式的法律程序发生了陡变。他的身份在片尾得了揭示，他跑回讨论室，找到了遗落在椅子上的检察官证件。而片底的字幕显示，他正是处理这桩社会热度案件的检察官。​

这样的反转情节多少让人感到吃惊，因为在从头吵到尾的虚拟法庭上，唯一理性思辨的只有8号陪审员，是他在努力试图说服其他人进行有效的讨论，可他的身份竟是位检察官，与之相对比的其他平民就沦为了依然没有觉醒的乌合之众。

 

这是徐昂的用意？还是电影经过审查后修改的结果？答案是前者。

实际上包括徐昂在内的电影三位编剧中就是一位是在职的检察官。徐昂不怕观众因为这一角色设置而将电影归为“主旋律”，继而全盘否定前面的讨论结果。在接受界面记者专访时，他说，“如果观众真的全盘否定了，我觉得说明他们至少在思考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悖论，因为偏见无处不在。”

 

以下是专访实录：

界面：为什么片名从原版的《十二怒汉》变成《十二公民》？

徐昂：审查通不过。这个问题理论上来说有重名电影不能过，所以最初我们用了《11比1》，通过了，后来又叫《12》，也通过了，但广电局说《12》太不像电影名了。后来我们想叫《12个中国人》，广电局说理论上可以，但会不会让广大观众认为这是一部抗战剧。最终协调所有人意见，定为《十二公民》。

界面：跟原版《十二怒汉》除了名字不一样，在细节上也有很多不同。 比如说像原版12个人是被反锁在密闭空间的，这一版就没有。

徐昂：是这样，其实除了封闭的空间，我们还设计了一个情节是收手机，让他们不许和外界交流。但这两个设计，检察院提出这是有非法拘禁嫌疑的，最好去掉。

界面：另外，这一版在讨论中途，还有一个老师进来然后又走了。

徐昂：老师是这样，我们在看美版和俄罗斯版的时候，一个是敲门叫了法警进来，另外一个是用遥控的小喇叭叫了外边的也是一个法警。他们是送平面图，送一些物证的。但是我们没有用物证这部分。写中国版涉及到法律问题，检察院跟我们讲，所有物证都是国家机密，是不允许以任何形式让任何人拿到的。所以我们就改成老师。他进来是让“陪审员”的情绪降下来，如果一直是感性的、情绪化的争论，会忽略案情本身理性的部分，所以需要间隔。同时，我们要让观众重新意识到这是一次学校模拟法庭的讨论。老师进来，让“陪审员”把情绪归零，再开始讲，这个设置有实际意义和作用。

 

界面：就像您说的，中国版的“陪审员”更情绪化，讨论变得混乱无序。有几个人物，比如韩童生饰演的角色，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生气，这是故意设置的吗？

徐昂：对，在生活里我就觉得有好多人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大火。我觉得中国人的压力状态和西方不一样。当然不是说西方人没情绪，也打，互相也急。但是中国的急是一个长期持续性的。韩童生在片子里一直在急，为什么？这是一个问题。最后才知道，他的问题其实不在案件上，而在生活里，焦虑的原因是他那儿子。因为这个案件谈到了儿子，所以他心里一直有火气在。他一直在说孩子对大人要孝顺。每次的切入点都是单一的切入点，是尊敬，他永远在提这个问题。

界面：所以戏的侧重点跟原版不同？从彰显理性变成父子情感问题？

徐昂：这么说吧。美版在于描述一个真的案子，真的评判和探讨。而在中国是虚构的，是虚拟法庭。这帮人的探讨实际上不能指向判决，他影响不了判决，他能影响的是什么呢，他能影响的是自己。我认为这是中国这一版探讨的意义，中国人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怨气、愤怒。你经常在网上看那种评论，愤怒的特多。他愤怒是说这件事儿有多值得愤怒，还是每个人自己生存的状态，影射到身上以后有愤怒在。所以大家很混乱，一出事儿就开始骂。

界面：往父子关系上去展现，会不会没有原版的格局大？

徐昂：美国的版本，最早的文本也是回归到父子关系。大家看到的电影版，受限于拍摄技巧，不能有太大的片比。那时候想在房间里控制灯，技术上都非常困难，拍的时候省略和简化了很多东西，进院线是93分钟，剪的也厉害，所以电影版更强调案件，人相对来压缩了。俄罗斯版就把人涨出来了，日本三谷幸喜那版也是，英国版也是，人都涨出来了。我觉得这戏做到最佳状态是复杂化，在人的方面复杂化。因为我们作为从艺的人，对法律、制度只能说某种意义上的关心，核心价值和工作重点还是对人的关心，我们不负有任何政治上的义务和责任。

界面：另外中文版在角色设置上，每个人物是否太功能化了？

徐昂：当然，这部电影在角色上一定是功能化和符号化的，我觉得在任何一个版本里边都体现了功能化。没办法，12个愤怒的人，你要设置每个人身上愤怒的原因。9号老头的愤怒是不被重视的，10号一直摇扇子的北京土著，他的愤怒在于资源被争夺。11号保安的愤怒在于地域歧视。每一个人的愤怒基于身份地位社会阶层的不同而不同。

界面：这一版还有一个不同是何冰老师演的8号陪审员，最后揭示身份，他是检察官，是司法者，为什么要这么设计？有什么深意？

徐昂：我提个问题，老版中的8号亨利方达为什么揣着一把刀来，你想过这个问题吗，8号陪审员是做过准备来的，他兜里的刀哪来的？他之前一定是去过那个街区，去想过这个案子，这个人不应该做陪审员，这违反了陪审团规则。如果我们怀着一颗坏心去想，8号如果只是为了给这个孩子脱罪，他的行为值得原谅吗。影片中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重要，他说，保护我们这个社会的机制，就是宁可放过有罪的人，也不能随意杀死任何一个无辜的人。所以观众原谅了他。但他的行为根本上是错的，是不可以被原谅的，甚至陪审团的讨论结果是该被质疑的。

在中国版里，我直接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到影片最终结束时，我等于告诉观众，整场讨论不成立。不成立在哪？因为8号主导者是司法者。前面的讨论，包括他说的那些话我们都可以重新去思考，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在为检察院的、为司法本身说吗，还是在为那个孩子说，还是为这个案子说。我们设定这个8号陪审员来的时候也带着刀来的，他是有备而来的，为什么？你能看到他头上贴着胶带，因为他挨过打，他在检察院工作时被暴力伤害过，打他的人认为他不公正。12个人里他表现的最理性，实际上他也有愤怒。他的愤怒是被打，所以他也是有备而来的，来跟这些人讨论，让他们发现身上的偏见和错误。

界面：感觉片尾何冰的身份一揭晓，整个片子就反转成主旋律了。

徐昂：对，我觉得当观众看到他拿检察官证件时，有些人肯定第一反应，“我靠，你们这儿演什么呢，这完全一主旋律呀”；但也有人可能会想，那何冰之前的话还值得信任吗。

界面：这个设置，对上，检察院方面会觉得这是主旋律电影，没准还能入选“五个一”。对下，你给了观众调侃你电影的机会。不过这个调侃的设置点跟普通的调侃不一样，有会让某些观众全盘否定这个电影的危险。

徐昂：对，它在西方电影节入围和它被送去“五个一”工程奖实际上是矛盾的。但这是我当时设计这部分想要的结果。如果他真的全盘否定了，我觉得他至少会思考这个问题。8号做的到底对不对，什么部分是可以指摘的，这个指摘的部分我们在生活里边见过没有，如果见过的话，要怎么想。从11：1到0：12，这是一个悖论，是从一个相对变成了另一个绝对，而偏见无处不在。

 

界面：演员选择上，全部是人艺和国话的演员，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徐昂：我生活是在北京，我很想描摹清楚我了解的那个部分生活，所以当时就用了我认为能干这件事儿的人。这个戏在拍摄上难度非常大，要形成现场的纪实感，是需要排练的。这是戏剧演员和影视演员的一个区别，他们更惯常意义上这么工作的，在一个相对比较固定的空间里完成表演。

界面：电影看完给人的感觉，有很多临场感，台词非常碎。演员在表演时完全按照剧本来吗？

徐昂：完全按剧本来。没有现场发挥。基本上每个字都是按照剧本演。我故意在往碎了写。我能写的很整，写金句什么的，但我个人感觉这些角色，比如开出租车，他不一定是特别会说话的，巧舌如簧的，或者特别能用精致的语言去聊天的人，是在还原一种他们不太会好好聊天和聊高质量天的感觉。把台词写好不难，但我要刻意在把它降低，写差一点。

我最初还想塑造更碎一点。如果真按照美国版那个演法和台词来弄，有可能呈现在银幕上会有一种特别可疑的设计感。因为我们看到的是黑白片，其实有点原谅那个时代的设计感和文学性了。如果它是一个彩色片，你可能就不会原谅了。《傲骨贤妻》第二季有一集完全是写这个《十二怒汉》的，我看它成为彩色的后，就发现一个问题，如果你特别按照那种戏剧性的方式去做会感觉有点做作。

界面：这是您的第一部电影处女作，从导话剧到导电影，有什么经验可以总结吗？

徐昂：比如说对表演的控制。戏剧是需要向外表达的，很张扬。电视剧也是。但电影是比较强制的空间，观众是被催眠的，用细节上的真实将观众逐渐带入。这可能是我再做时，会跟演员去调整的。当然也很难讲，你看中国的电影，基本上观众比较喜欢的都是往外给的，我们不能说那是好的，有点像电视剧那种表演，更夸张一些。可能有点像大多数人口味都重，都在吃辣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