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住在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的橘郡，这是一个别墅社区。小汤山镇由于有地下温泉，附近有不少高档别墅区。

过去六年中，王永和邻居们一直都很焦虑，因为离他们小区不远处，一个大型的垃圾焚烧发电厂一直在等待上马。同样处于焦虑中的还有附近其他社区中的业主们。

最近，他们更加焦急了。因为如果不出意外，这个拖延了六年的项目可能很快就会开建。

今年4月23日，北京市在昌平区环保局召开了阿苏卫循环经济园项目环评审批听证会。听证会后第五天，北京市环保局就批复了这个项目。

王永和其他反对者认为，听证会就是走个形式，他们的意见和反对声音因并未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

在一个专门的微信群里，王永和小汤山镇附近的业主们最近开始频繁的讨论应对之策，这个群里还有环境律师和环境NGO人士。

在讨论中，他们正在形成三点共识：起诉北京市环保局和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员委；向国家环保部提请行政复议；同时还要上书国家信访局。

六年前，针对这一项目，就曾发生过一次激烈地反对行动，由于反对激烈，这一项目暂时被叫停。如今六年之后，一切都似乎还停留在原点，只是在政府那里，这一项目已经不能再拖延了。

但值得讨论的是，六年过去了，在此类具有外部性的重大项目决策中，决策者以及各个利益相关方似乎仍未找到一条更好的协商道路。

六年前迫使项目暂停

数据显示，北京市每天产生1.84万吨生活垃圾，但是按照目前的日处理量，每天仍有几千吨的垃圾不能得到及时处理。

过去多年来，北京市政管理部门一直被垃圾围城的风险而困扰。

在1994年，北京市向世界银行贷款359万美元在北京北部的昌平区小汤山镇附近的阿苏卫村建成了一座大型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总投资为1.1亿元，设计填埋容量1191万立方米，日处理能力2000吨。这个填埋场主要消纳北京北部地区的垃圾。

但是该垃圾填埋场建成后，很快实际日进场垃圾量就达到3600吨，长期属于超负荷运行。按照官方的统计，截至到2014年12月份，填埋场已填埋了900多万立方米，仅剩两年的服务年限。

而离阿苏卫垃圾填埋场最近的几个村庄——阿苏位村、二德庄村、牛房圈村、百善村，多年来，村民们一直忍受着填埋场飘来的臭气。此前甚至有媒体报道这里出现了“高发病村”。

2009年5月，北京市政府发布文件，要将焚烧、生化处理、填埋三种垃圾处理方式按照4：3：3的比例进行处置，这一规划将在2015年逐渐实现。而这六年期间，北京市政府将投资100亿元，新建改建垃圾处理设施40余座，这其中就包括阿苏卫垃圾焚烧发电厂。

附近社区的业主们在偶然获知了小区附近将要建一座垃圾焚烧厂的消息后非常恐慌，他们担心自己的健康从此会受到更大的威胁。而且，他们对于公示期过短以及公告只贴在镇政府办事大厅中的做法非常不满。

周围的业主们开始在网上发帖，互相告知。王永在集市上收到了建垃圾焚烧厂的传单。随后，在橘郡的业委会上，她和业委会主任都表态，坚决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

律师黄小山住在阿苏卫附近的另外一个别墅区里，他也听说了阿苏卫要建垃圾焚烧厂的消息，他开始以“驴屎蛋儿”的网名在网上发帖反对，这个网名以他的律师职业为谐音而起，他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作为一个法律人士，他很快成为当时反烧者中的主力。

反烧者们最担心的是垃圾焚烧会产生一种叫做二噁英的剧毒物质，它被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列为人类一级致癌物，其毒性是氰化物的130倍、砒霜的900倍。除此之外，它还容易污染土壤，更易于溶于脂肪，一旦进入人体，难以排出，长期累积就会致癌。

为了反对项目上马，2009年9月4日，阿苏卫附近的业主们还在北京市农业展览馆外组织了一次反对活动。时值建国六十周年前夕，黄小山等人被警察当场带走，7人被行政拘留。

那几年，北京六里屯、广东番禹、上海江桥、江苏吴江等各地因为垃圾焚烧厂的建设都引起群体性事件，多数是因为担心会造成环境污染而导致周边居民的反对。一时之间，“邻避主义”一词成为一个热门词汇。“邻避”来自英文“Not In My Back Yard（不要建在我家后院）”。

民意的压力让政府左右为难，最终，阿苏卫垃圾焚烧项目被迫暂停。

然而事隔五年后，阿苏卫垃圾焚烧项目突然再次启动。2014年7月25日，阿苏卫循环经济园项目再次第一次公示。同年12月15日，项目第二次公示，开始对周边村民召开座谈会和专家论证会。

和6年前相比，这次新建的垃圾焚烧厂产能将由原来的日处理量1200吨增长为3000吨。

今年4月份，一直关注着垃圾焚烧的环保组织自然大学，帮助阿苏卫周边社区居民向北京市环保局申请召开环境行政许可听证会。北京市终于在4月9日发出通知，在20日内组织听证。

迟来的听证会

因为担心不认识路，王永在召开听证会的前一天来到昌平区环保局探路。她是19名参会发言代表之一。此外，这次听证会还有15名旁听观众。因为名额限制，很多想参加旁听的居民没能申请到旁听资格。

昌平区环保局一位工作人员带王永看了一下会议室。工作人员告诉她，一个是开听证会的主会场，另一个是稍微大一点的会议直播室，那些没申请到旁听资格的居民可以到第二会场收看直播。王永把这个消息告诉来参会的业主们，这让大家感到放心。

然而到了4月23日听证会这天，眼前的一切却令居民们感到诧异。环保局门口摆放了专门的安保设施，旁边有环境监察的人在核对进场人员的身份，除了19名发言代表和15名旁听观众，包括界面新闻记者在内没有参会证明的人都被拒绝入内。

整个下午，不能参加听证会的业主们聚拢在环保局大门口前，他们很多人戴着白口罩，上面用黑笔写着“垃圾焚烧”和红色的惊叹号。一些人还在会场外跳起了舞蹈，他们戏称这叫“垃圾焚烧之舞”。

听证会持续了5个多小时，会场内争论激烈。

首先北京市环保局，阿苏卫项目的建设方北京华源惠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环评方中材地质工程勘查研究院有限公司和设计方中国航空规划建设有限公司四方介绍了项目的基本情况和建设的可行性。

北京市环保局环评处处长王大伟介绍，阿苏卫循环经济园包括生活垃圾焚烧厂、陈腐垃圾筛选厂、残渣填埋场，渗滤液处理站及配套设施。其占地135万平方米，总投资34亿元，其中环保投资4.6亿元。

进一步的数据显示，该项目规模很大，每日处理量包括陈腐垃圾筛分3000吨，生活垃圾焚烧3000吨，残渣填埋1200吨，垃圾渗滤液850吨，浓缩液340吨。

阿苏卫周边村庄来了五位代表。其中一位是百善镇牛房圈村的村民代表，在上述各方介绍完情况后，他发言说：“这些年来我们村民忍受垃圾填埋场的臭味，太难闻了，说句实话，比厕所味还难闻。现在要建焚烧发电厂，能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村民能不愿意么？”

曾经在2013年7月底，当地村民还将通往阿苏卫垃圾填埋场的道路堵住，导致垃圾车无法进场。而如今，为何村民代表会转变态度支持该项目的建设呢？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周边村庄将获得巨额的搬迁费用。2014年11月，《中国新闻周刊》曾报道称，尽管政府方面没有透露具体的数字，但有消息称，此次对阿苏卫周边四个村的拆迁，费用超过70亿。

反建者主要是附近别墅区的代表和中国环科院研究员赵章元、自然大学的陈立雯、零废弃发起人毛达、环境律师夏军等共12人。

反对意见主要认为，污染物排放标准设计值低；担心后续监管不到位以及环评报告中的公众参与部分有造假嫌疑。

王永质疑了项目规划。她说，阿苏卫项目的立项没有做规划环评，与北京北部昌平产业带规划以及2022年的冬奥会规划不符。

另外，《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中曾提到“2020年全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总处理能力达到21650吨，其中垃圾焚烧9300吨/日、卫生填埋8800吨/日、综合处理3550吨/日”，并提出“进一步推行城市生活垃圾源头削减、分类收集和综合利用”。

然而，目前北京市垃圾焚烧总量已经达到9200吨/日，（高安屯3400吨/日，鲁家山3000吨/日，大工村1800吨/日，南宫1000吨/日）。王永指出，按照焚烧：填埋：堆肥的结构比例为4:3:3，已经达标了，如果再增加阿苏卫垃圾焚烧3000吨/日的项目，已超出北京垃圾焚烧总量的规划。

除此之外，还有最让居民们反对的是垃圾分类是否是焚烧的必要前提？大家担心干湿垃圾混合烧如果达不到热值容易产生二噁英。

理论上一般认为，燃烧温度达到850摄氏度以上，垃圾中产生的二噁英就会被破坏。但焚烧厂在实际运营中，能否按照理想的技术来实现却是未知数，而且二噁英很难实现在线监测。

代表臧家瑞将阿苏卫垃圾焚烧厂设计的焚烧废气污染物排放上限与德国纽伦堡市垃圾焚烧厂的实际排放测量值做对比，他指出，中国参照欧盟标准制定的二噁英排放上限0.1纳克/立方米，是德国纽伦堡的0.003纳克/立方米的33倍。

他说：“为什么国家标准与欧盟标准相近，结果却如此悬殊？其原因之一是：主要决策者认识上存在重大偏差，德国认为欧盟是宽松标准，而我们的决策者却认为是最严格的标准，结果这一宽一严的一字之差，就差之千里了。”

赵章元从2001年就开始关注阿苏卫填埋场项目，他一直在调查垃圾焚烧厂排放飞灰的情况，飞灰含有焚烧炉排放不出去的二噁英，如果没有处理好，风吹到大气里将是很大的危害。

赵章元提到，在阿苏卫项目环评报告中只是说到，日焚烧量3000吨的焚烧厂每天产生近100吨的飞灰，但没有明确对飞灰怎么处理。而他经过研究发现国内外绝大多数垃圾焚烧炉，对飞灰的处理是个漏洞。

界面新闻记者获得了当天完整的听证会录音，录音显示，很多反对者都担心项目建成后的监管。他们言辞激烈地说：

“北京推行垃圾分类15年，为什么推不动？有没有人敢站出来承担，你凭什么批复这个垃圾焚烧项目？”

“你们连垃圾填埋场都管理不好，拿什么来相信你们能管好焚烧厂？”

业主代表王海丽则说到，垃圾焚烧厂设计上的技术指标固然重要，但运营的监管措施更为重要。她列举了最近媒体报道的六里屯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偷排、阿苏卫填埋场2010年渗滤液偷排以及漳州古雷PX爆炸这些教训。

她说：“我们无法放心和相信即将建设的阿苏卫垃圾焚烧项目就能做好监管。”

“邻避效应”为何依然严重

虽然阿苏卫项目相关方对以上反对者代表提出的问题当场作出一些回应，但是王永和陈立雯都认为，对方没有直面问题。

陈立雯事后专门记录了整个听证会的过程，她说：“北京市环保局、建设方、环评方和设计方针对代表们提到的问题的回答是如此的统一，认为代表们提到的违法违规问题，都不是问题。”

总结发言结束后，阿苏卫项目建设方、环评方、设计方和北京市、昌平区各级政府部门纷纷表态支持项目建设并且承诺污染排放达到标准，加强监管，主动接受公众监督。

在环保志愿者陈立雯看来，前后开了5个多小时的听证会在没有任何达成任何共识的情况下结束，六年来关于垃圾焚烧争论的那些问题还是如初。

而六年来如果非要说整个事件有什么进步，那就是听证会的召开。而这却也是居民们争取的结果。

对于政府部门等代表的表态，一位业主代表不满意地说：“就好像做政府工作报告似的，在大家意见不太一致的这种环境下，这只能降低政府的公信度。”

在垃圾焚烧这样具有外部性的项目决策和运营过程中，很多案例都让决策者陷入“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的尴尬。“塔西佗陷阱”得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通俗地讲就是指当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

政府难以保证项目立项和建成后的监管是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

5月21日，中国著名的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与芜湖生态中心在北京联合发布了《160座在运行生活垃圾焚烧厂污染信息申请公开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指出，生活垃圾焚烧厂大气污染物排放超新国标现象较为严重。

2015年4月6日，东方卫视播出一期节目《与垃圾共舞的日子》，武汉汉阳区昌南小区的很多居民莫名其妙得了癌症。居民们认为这与小区紧挨着的锅顶山上两座垃圾焚烧厂有关。

央视在2013年底就曾经对锅顶山生活垃圾焚烧厂进行报道，结果是，生活垃圾焚烧厂未经环评验收，规划有问题，违法排放飞灰，存在明显的环境违法行为。

北京市政容委的副总工程师王维平一直是“主烧派”，他作为委托发言代表也出席听证会。他仍然支持垃圾焚烧项目，但他也承认，“由于垃圾处理厂建成以后监管的缺失，又造成的二次的污染，这种事情在全国有发生，这也是事实，不能否定。”

他强调要加强焚烧项目运行监管。

而决策程序中存在的问题也令6年后当地局面针对阿苏卫项目的“邻避”情绪依然严重。

六年前，阿苏卫项目的反对者们就称，他们并没有简单反对垃圾焚烧，他们只是不满政府在推行类似关系到每个居民健康的公共项目时所采取的背后操作方式，程序不透明，公共意见得不到重视，信息被选择性公布。

此次听证会上，陈立雯还指出，该项目公众参与环节存在违法违规的问题。从2014年12月建设方和环评方开始阿苏卫项目二次环评公示到和阿苏卫周边社区座谈会，诸多环节存在程序问题，比如刚开始环评方拒绝提供环评报告简本，环评报告中没有公众的调查问卷，环评公示期间社区居民们提交的意见没有在环评报告中呈现、公众只能在项目办自行查阅，且不可拍照、复印等等。

陈立雯曾和一些民间人士在近四年时间向28个地方环保部门申请生活垃圾焚烧厂排放数据的信息公开，令人非常沮丧的是，只有一家公开过二噁英和重金属的数据，而且只有一年的数据。

自然之友在5月21日发布的数据也显示，中国生活垃圾焚烧厂整体污染物信息公开状况差，尤其是二噁英、飞灰等污染物。

自然之友公布了环保组织在2014年申请全国160座在运行生活垃圾焚烧厂污染物排放数据的结果。数据分析发现，环保组织分别向24个环保厅和103个环保部门进行了两轮申请，仅有14个环保厅和51个环保部门提供了监测数据信息。仅获得65座垃圾焚烧厂的十项大气污染物监测数据，二噁英和飞灰的数据极少；北上广三城市回复很差，在二噁英数据依申请公开方面更是全部缺席。

陈立雯说，“没有公众参与的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在现实执行中可能会迷失方向。”

针对阿苏卫项目，她提议重新开始项目环评和公众参与。

但这只是这位环保人士的一厢情愿，阿苏卫项目开建已成定局。4月28日，听证会结束后的第五天，北京市环保局批复了这一项目。

黄小山说：“阿苏卫垃圾焚烧厂的建设已成定局，听证会被居民们寄予了过高的期望。”黄小山参加了当天的旁听，当年坚定的反建人士如今变成了一个“现实主义者”，他认为反建者们都太理想主义了，听证会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

在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垃圾分类项目创业后，他如今加盟了一家环保技术公司，希望继续在全国推广垃圾分类商业模式。

在东方卫视那期电视节目中，他说：“中国决定以垃圾焚烧为主，我认为是符合中国国情，同时也是一个最无奈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