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下午，北京站外广场人群熙攘，很多候车的男性乘客更愿意点燃一根香烟来打发无聊的时间，于是广场上吞云吐雾的景象随处可见，甚至身着制服的安保人员也能借着吸烟的机会与另一位“过瘾”的人高声谈笑。

广场上这些正在准备离开或者刚到北京的人们也许还没有发现，中国首都正在酝酿一场号称史上最严格的控烟行动。时机选择的很好，5月31日是世界卫生组织发起的第28个世界无烟日，也是北京市公共场合允许吸烟的最后一天。6月1日起，北京将正式执行《北京市控烟条例》，室内公共场所进行全面禁烟。

这是一次宣称凡是有屋顶的地方都将拒绝吸烟的战略性行动。按照北京市的规定，除所有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室内区域及公共交通工具禁止吸烟外，部分室外场所也被列入禁烟范围。违反禁令的烟民，最高罚款200元。

目前政府部门并未透露，为了执行这此空前严格的控烟行动，政府部门将投入多少人力物力和资金。按照北京市的规划，集中行动将维持三个月时间，1000多名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将行动起来落实政府的目标。尤其是这次实行单位责任制，对于执行禁烟命令不严格的单位将被问责和处罚，比如餐馆等吸烟比较普遍的场所，这被认为是此次禁烟行动的最大亮点。

不过，即便是这样，人们也仍然担心这次控烟行动最后的效果是否能符合预期。早在北京奥运会举行之前，为了宣示环保奥运的理念，北京市也曾明确发布规定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但是，多年过去后你会发现除了一些大型的酒店、车站和会议场合等，另一些人群聚集的地方显然早已忘记这项规定的存在。

“禁烟作为全民性事件，也需要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不管是对公共场所控烟，还是对广告的监督，禁烟相关的产业链条上，民间组织其实有很大的参与空间。”“为爱熄烟”活动志愿者郭慧日前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

“为爱熄烟”是民间公益组织自然之友蓝天实验室联合益云（公益互联网）社会创新中心今年4月份共同开展的室内控烟调查活动。尽管宣称是为了配合北京禁烟令的实施，不过这项活动显然并不是官方背景，相反倒是得到了民间慈善基金和媒体方面的很多支持。

民间组织显然想在这次受到全国关注的控烟行动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郭慧向界面新闻记者透露，今年6月底，“为爱熄烟”将再次在北京开展实地走访，“北京这次条例本身确实是史上最严，执行过程中是否能做到有力执法和有效监督，还将是个很大的考验。”

“北京禁烟是否能顺利进行，执法相当重要。执法情况应及时向公众汇报，也要接受公众监督。”在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媒体官员谢羽看来，最重要的还是让“禁烟令”深入人心：“虽然这几年社会禁烟意识不断加强，但一个面向长久陋习的法令要被公众拥护实行还是需要时间，不管是民间组织，还是政府，都要不断向公众进行烟害教育和普法宣传。”

而这些工作，在业内人士看来让民间组织来做似乎更合适。早前曾有评论表示，想要推动烟草行业的衰退和没落，在全民中树立起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单单靠国家的力量是不够的。不少国家的经验提醒我们，民间禁烟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力量不容小视。借助它们的积极倡导和大规模的行动，有时可以掀起声势浩大的禁烟热浪，起到规范烟草商的行为和促进全民戒烟的良好效果。

比如十多年前，英国国民医疗保健系统、英国癌症研究会、英国心脏基金会等组织曾共同发起了一个为期两年的戒烟广告宣传运动。事后追踪调查表明，这种方式比社区医生亲自出面劝说还要管用得多，总计帮助了约100万人成功戒烟。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也是受烟草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吸烟人数超过3亿，7.4亿非吸烟人群遭受二手烟危害。每年有136多万人死于吸烟相关疾病，约10万人死于二手烟暴露导致的相关疾病。

从2003年开始，中国就开始部署控烟措施，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并于2006年1月9日正式在中国生效。2011年3月，中国首次将控烟内容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然而中国未能在同年实现《公约》生效五年后室内公共场所的全面禁烟的承诺。

“《公约》在中国生效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在控烟政策方面都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副会长杨功焕在接受界面记者采访时坦言。

杨功焕直言了中国控烟的艰难：“首先中国的吸烟率太高，公众对烟的危害认识不足，我国也有烟文化传统，要扭转一个长期的社会风尚很难。而且国家烟草专卖局也在我们部级间、控烟协调领导小组里，可能起到的作用不是推进控烟。”

在在中国控烟舞台上，民间组织的影响正越来越被注意到。由医学专家、法律界、经济界人士、退休官员等组成的各类民间组织力量已不容小觑：它们曾促使民政部取消6家烟草企业“中华慈善奖”；促使上海世博会退回烟草企业2亿元捐赠；致函中纪委反映公款买烟问题；为大热影片《一步之遥》颁发“脏烟灰缸”奖等等。

当然，比起欧美国家禁烟事业的风风火火，我国的禁烟状况显然还有差距。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我们都缺乏有一定规模并且具备一定影响力的社会禁烟组织和民间自发的禁烟团体致力于此项事业。

而且，中国民间控烟组织也面临自己的问题。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常务副会长许桂华曾对媒体表示，民间组织控烟遇到的最大障碍首先是经费，“控烟协会是由民政部批准的公益性非政府组织。我们的部长都是退下来的副部长兼任，没有一点政府经费。而香港控烟协会一共有12名成员，一年政府给予1400万的经费。我们的控烟协会没有政府一分钱的资助。没经费也就没有人力，我们的员工都是志愿的，我们只能找各种基金支持。”

其次，民间组织的声音传达不出去，或者说传达不到政府决策层面，在许桂华看来，民间组织仅仅有媒体帮助宣传，而不是不像烟草业一样可以直接与政府主管部门对话，相比之下，民间组织的信息是不对等的。

在政府出台严厉的控烟条例之后，如果能够唤醒民间禁烟的力量，并通过组织化的方式形成切实的监督压力，这是控烟行动确实需要思考的问题。南方都市报去年11月曾发表评论表示，新的控烟条例一旦通过，民间控烟力量亦有了更好的武器和依靠。趁此机会，社会组织完全可以借船出海，在控烟必要性，宣传二手烟的危害上提供更为丰富的说服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