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通常不会在抗议活动中扮演什么主要角色,除非,他们能够提供可以被砸烂的窗户、烧毁的肖像,以及那些被绑上抗议条幅的建筑设施。因此,位于香港的汇丰银行总部大楼显得十分不同寻常。这座石油钻塔式的大楼由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设计,总花费高达7亿英镑。
2011年10月15日后的一年时间里,大楼下倾斜的花岗岩广场上,满是参加占领运动的人用硬纸板搭起的帐篷。抗议者们反对着资本的暴政,捍卫着这座城市所代表的民主法治,而它正岌岌可危。
当汇丰银行董事会在1970年代决定计划兴建他们的新总部时,他们就希望这栋建筑能够象征他们在政治上所拥有的权力。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的时间日益临近,本土居民中弥漫着一股恐慌的情绪,而汇丰银行却依然在这片土地上投入了引人注目的资金。无论共产党将会给香港带来什么,汇丰银行的新大楼必须要凸显资本的强大力量。它必须要成为一座灯塔,证明那些逃离香港的人是错误的。
那时,私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在香港并不是主流。这里被认为是一个追求快感的岛屿,人们尽可能以最快的速度来赚钱,因此他们时刻对逃离的路线保持敏锐的关注。但随之而来的主权移交使得汇丰的建筑野心更加具体。实际上,作为政府部门分支的汇丰,一直都发行流通纸币和制定经济政策,他们相信自己需要“世界上最好的银行大楼”,而这栋大楼必须要在之后至少50年的时间里都保持极高的质量。
1986年,大楼竣工,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昂贵的建筑。天文数字般的账单(相当于今天的18亿英镑,约合174亿人民币)归根结底是因为福斯特本人的精益求精:大楼的每一个角落都必须尽善尽美。为了建造这座大楼,整个建设计划经常被彻底推翻,因为在福斯特的世界里,永远都会有更好的建设计划。
通常情况下,建筑不会改变城市建设的方式,但是作为福斯特在英国之外的第一个大型项目,也是他的第一栋大楼,汇丰大楼讲规则抛诸脑后,并首次影响了商业街区和整个金融中心的构造。它让1960年代时预制城市的梦想成真,改造出了一系列垂直社区,并展现了一个如此大规模的不朽建筑的确可以给城市带来回馈。
革新的力量开始加速。短时间内要在100万平方英尺(约9.3万平方米)的空间里修建大量的办公空间,对于项目预先施工的要求非常高,这也使得这座建筑像是为整座城市定制的巨大组合玩具。正如同年竣工的劳埃德大楼一样,他们都让建筑本身和建筑师一起成为了高科技运动中巨人般的存在。它使得大规模生产的当代梦想更加具体化,而这也是定制生产和中世纪教堂的精湛技术所必须的水准。
大楼的建造集合了一条全球性的组装线、国际性的工具箱,包括了3万吨从格拉斯哥船运来的钢铁模块、日本设计的资料库系统、美国的轻量级可移动地板,以及其它各种来自荷兰、德国和意大利的材料。所有的这一切都在香港完成组装,其工作的精度可以与一架大型喷气式客机相媲美,这是以往任何一栋建筑都未曾尝试过的。例如,单一个铝包层系统的安装,就使用了一万多张图纸。
正如福斯特当时所写:“这些包层细节所带来的纯粹的视觉愉悦,如果没有大家的共同努力、热情和奉献是无法做到的,从密苏里的工厂到中国的工人,再到一个不断转移阵地的设计团队,所有人都辛苦付出了。这栋建筑是关于美学的,但并非是脱离建造过程的遥远的唯美主义。”
这类建筑的革命性与建筑手法本身的革命性不相上下,它与建造一座桥梁而非建造一栋传统的写字楼更具共性。为了将银行大楼的地面从传统的网格状中解放出来,并为未来可能的改变增添灵活性,结构和维修计划被搁置一边。楼群就像被悬挂在一个巨大的衣架上,戏剧性地靠钢桅杆在两端支撑。所以这些建筑几何形状都被展现在大楼的外观上,包括遮阳的百叶窗、抵御台风的窗户。因而整栋大楼看上去就像是一座近海的闪闪发光的钻探设备,一座从香港市中心的基岩下面攫取财富的机器,一座建立在鸦片和帝国主义历史之上的精炼厂。
因为外部的巨大骨架,大楼的内部布局也有了革命性的变化。所有的楼层被划分成了五个“社交村庄”,由五个可以在外部看到的桁架隔开。高速运行的大楼电梯在五个办公区域间接送员工,而每个区域内部还配有一系列的自动扶梯,这里也成了富有戏剧性和交际性的漫步之地。
悬架结构在地面上也有所影响,整栋大楼从钢脚上被提升了一些高度,从而使得下方的公共广场有了更多的空间。这在高密度的香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现在也被许多公共建筑所应用。周末,这里是很受菲佣们欢迎的聚会场所,她们在这里休息聊天,享受着凸出的玻璃天花板中漏出的空调凉风。
在这里,两条号称是世界上最长的自由支撑的自动扶梯呈现出了一个奇怪的角度。据说这是出于“风水”的原因,它们就像是一条正在吞噬财富的巨龙的胡须。电梯可以将访客直接送到位于10层的中庭,这里就像是一个倒置的光滑漏斗,成功掩饰了从玻璃天花板往上共25层楼的事实。这是一个骗局吗?这一切都是靠镜面做出来的。因为当时人们对于新生事物的迷恋,这栋大楼引入了世界上第一套由电脑控制的守卫系统,一台名为“日光反射镜”的革命性装置。12层南面的镜面,就像是一个超大的沟槽,跟随着太阳的位置并将光线反射在中庭的顶端的弯曲镜面天花板上。30年后,这个装置并没有按照设计那样顺利发挥作用,所有的办公室在白天也基本都会将灯打开。
然而,从某些意义上来说,这栋建筑依然忠于其灵活的梦想。楼层在过去几年里被重新整合,巨大的交易室被合并到一层上,这是一种相当传统的结构。人们依然在考虑风水的因素。虽然整个大楼最初的设计就与经验丰富的风水师开始合作,但他们并没能参与到贝聿铭在1990年设计中国银行大楼的工作中。中国银行大楼尖角上的侧翼很容易被认为是刀锋,削弱了它隔壁汇丰大楼的好运。这是一个巧合吗?或者可能是中国政府同时指向汇丰银行和英国下院的刀锋?很快,当中国银行大楼竣工时,汇丰的一位高管去世,之后汇丰的财政状况出现了衰退。
之后,为了不再出现差错,汇丰的风水大师们迅速在大楼的顶层安置了两个大炮状的突出物,直指中国银行大楼的背面。尽管这个装置看上去更像是用来清理窗户的桶架,但是在极其看重风水的香港,一座公寓大楼都会在中间设计洞孔,以便龙能接触水域。因此,隔着街道的大楼展开这些无形的经济、外交冲突也并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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