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山东省兰陵县的8名中学女生对兰陵县实验中学一位初一女生进行群殴，她们效仿网络中的打人视频，将打人过程拍摄下来并上传网络。
5月11日，江苏省4名女生把一名17岁女生带至宾馆内，将其衣服扒光并进行殴打，并将现场照片上传至QQ空间。
6月10日，南京一名初中生被高年级学生索要钱物，拒绝后遭到殴打，后被拉至厕所并被强迫吸食大便。对方还用手机拍下殴打和侮辱他的过程并发送给其他学生和学生家长。
6月22日，一段时长2分5秒的视频在网络中疯狂转发。视频中，一名8岁的孩子在被几个年长的孩子追打，视频中还传来嬉笑声。
据统计，2014年至2015年，媒体曝光的校园欺凌/暴力事件共43起。其中，2015年3月以来就有26起，发生地从大型城市北京、上海，到欠发达的广西、云南，从东北辽宁，到南端省份海南。
然而，当《中国新闻周刊》想就中国的校园欺凌现象作全面调查时，却发现，中国尚没有针对校园欺凌现象的全国性调查，仅有的几份数据，是学者或相关机构在特定区域内调研后得出的，其目的多是针对一个项目和课题收集数据。
不只如此，不论是浙江庆元打人视频中的4个孩子，还是我们访问到的已长大成人的校园欺凌行为参与者们，在欺凌前后，从学校、家庭和社会得到的帮助都非常有限。多数人独自熬过残酷的青春，他们的人生道路上被铭刻下深深的印记。一位校长感叹：无论打人的孩子，还是被打的孩子，都是受害者。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校园欺凌的形成是偶然的、漫长的，但不是不可避免的。这需要以立法为基础、以专业儿童保护社工为手段、以畅通的欺凌反馈渠道为机制，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
“在中国，对于这类问题的看法都是支离破碎的，曝出来一件事，大家便只关心这一个问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童小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事实上，校园欺凌、留守儿童、流浪儿童等问题，都是整个儿童保护系统的一部分。中国目前还没有从制度层面形成一个儿童保护体系。”
这是一个亟需引起各方关注、也亟待全社会协同努力的领域。
当警方找到大吴的父亲时，吃惊地发现，他并不知道自己14岁的儿子在哪里。那是6月22日凌晨1点钟。他也不知道大吴是网上传播的一段“浙江庆元初中生暴打残害一小学生”视频中的主角。
不仅是大吴，同时参与打人的小吴、拍摄视频的小辉，包括被打的小毛，他们的父母都不清楚孩子为什么会被警察传唤。
6月21日，这段时长2分5秒的视频在网络中被疯狂转发并引爆了舆论。视频中，8岁的小毛身上挂着绳索样的物品，脏兮兮的脸上挂着泪水，被几个年长的孩子追打，小毛哭喊着“别打了”，几个大孩子仍不停手，视频之外，还有嬉笑声。
庆元县公安局只用了一天就查清了来龙去脉。这起殴打事件的起因是一起小偷小摸而引起的诬陷。
2015年5月初，小毛与两个小伙伴在冷饮店偷窃，其中一个伙伴被发现后称，一起偷窃的是小辉等人。小辉得知被诬陷后，叫上了大吴和小吴，找小毛带路去寻找造谣者。寻人未果，几人转而向小毛要钱。小毛没有钱，他们又去找小毛父亲，被小毛父亲责骂。一时气不过，大吴就与小辉、小吴一起将小毛强行带到庆元县城东大桥附近一间废弃的简易房内实施了殴打。
“这是一个失控的孩子”
在城东小学校长金光强眼中，打人的三个孩子都是可怜的。包括已经从城东毕业并辍学将近两年的大吴。
还有两个月大吴就满14周岁了，他的成长世界由油腻的烧烤摊、出走的母亲以及暴躁忙碌的父亲构成。
大吴家不是庆元县城本地人，本籍属于荷地镇。10年前，随父母到庆元县城打工。大吴爸爸回忆小时的大吴充满自豪：“嘴巴很甜，见到叔叔阿姨就打招呼，大家都喜欢他。”
大约6年前，大吴8岁时，父母离异了。老家邻居的说法是，“他妈妈跟人享乐去了。”大吴爸爸把离异的原因归咎于环境的变化。“城里诱惑太多。”
庆元县，位于浙江省西南部，与福建接壤，经济收入在浙江省排名倒数。然而这个山区小城的生活安逸而热闹，商业街上一家挨着一家的服装小店、水果超市、甜品小铺。傍晚的凉风吹走夏日的湿热，人们就三三两两走出家门，在街边的摊位喝点啤酒，吃点宵夜。
大吴父亲从中看到了商机。离婚后，他学习了烧烤技术，开了一家烧烤店，靠这个店面维持年幼的大吴、80多岁的老母亲和自己的生活。
大吴爸爸几乎将全部精力放在了这个小生意上。经营烧烤店，没有诀窍，靠的是辛苦：每天早起买菜，洗、切、穿串，太阳落山，生意开张，点炉子、烤串，上菜、收拾桌椅，直到所有客人离开，常常忙到夜里两三点钟才睡觉，有时甚至到清早五六点钟。“我的店比别人都要辛苦，人家店里都是夫妻两个人忙，我是里里外外只能靠自己。”大吴爸爸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因为“店里的东西需要有人看着”，凌晨关门后，大吴爸爸也住在店里。生意越做越好，房东却趁势涨房租，为了节约成本，今年春节后，他关掉了店面，将生意挪到了城东的烧烤一条街上。
这样的作息时间很难与还是学生的大吴有交集。他也几乎无法给予大吴生活上的关照。每天放学后，大吴或者去店里帮忙，或者和同学出去玩。晚上有时候在店里跟爸爸睡，有时候回到租住房自己睡。
大吴的小学班主任钟宁（化名）清楚地记得，2011年9月，五年级开学时，她第一次见到大吴父子。大吴爸爸理着一头短寸，穿着拖鞋，上衣襟敞开着。对学生情况登记时，大吴爸爸粗声粗气地对钟宁说，“老师，我不识字，你帮我填一下！”
钟宁印象深刻的是，在学生登记表中需要填写学生身份证号，大吴爸爸完全不记得。“其他学生的家长都是提笔就填的，但大吴爸爸竟然不知道。”大吴父亲给亲戚打电话，询问自己儿子的身份证号码，“张嘴闭嘴就是脏话，让我学都学不来。”
大吴那时远远地站在门外，不说话，眼睛看着别处，一脸的敌意与对抗。“问他什么都不回应，像个防御状态下的刺猬，扎着刺，好像周围都是他的敌人一样。”
事实上，钟宁在接手这个班级之前就听说了大吴在学校的“名气”。一直以来，他都是老师最头疼的那一个。同学的新书包，没同意让他玩，就被打了一顿；要求低年级的同学把家里的钥匙交给他，再一起进入其家中“拿”钱；打架、逃课、小偷小摸、搞破坏，大吴几乎一样不落。上一任班主任告诉钟宁，整个四年级学年，大吴就没来上过几天学。
“这是一个失控的孩子。”钟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次大吴从学校翻墙逃掉，钟宁打电话给他父亲，希望能找到孩子送回学校来，但通常不会有什么结果，有时候一个星期，有时候两个星期，孩子都不来学校上课。“很多次，他爸爸也放弃去找了。”
大吴爸爸觉得自己并非不负责任。“学校打电话来，我就去找，但很多时候我真不知道这孩子在哪里。”不只如此，大吴还是个爆脾气，无法忍受父亲的唠叨，“有的事，说到第三遍，他就‘爆炸’了。我没办法，只能跟他来软的，但软的他又不听。”但在钟宁眼里，大吴爸爸并不“软”。每每学校有事请大吴爸爸来，大吴爸爸对大吴往往是抬手就打，抬脚就踢，完全不管老师就在旁边，也不顾虑孩子的感受。
老师们无法知道离开学校的大吴都和什么人接触，在什么地方活动，只能凭经验去找。最终能找到大吴的地方，有网吧，也有派出所。有一次，一家单位的玻璃被打碎了，单位保卫处的人带着监控视频到学校来指认大吴。
了解大吴爸爸的脾气后，每每遇到这些情况，钟宁只是把大吴单独叫到会议室谈话，不再叫大吴爸爸来学校。遗憾的是，对于继承了父亲的暴躁脾气的大吴，谈话的作用，微乎其微。无论钟宁说什么，大吴都不作回应，抿着嘴，扭着头，攥着拳头，脖子上暴着青筋，一副愤怒、不服气又不愿沟通的架势。
为了应对这个“最头疼”的学生，钟宁费了不少心思，考虑到妈妈不在身边，她会多给大吴些关爱，比如集合排队时，帮他整理一下红领巾。或者在上课时，走到他座位旁边，轻抚一下他的肩膀，只要发现大吴的一个闪光点，就在班级里公开表扬，比如，他在放学时随手关掉了走廊的灯、随手捡起地上的垃圾，包括他帮忙家里的生意。
这些努力并非没有效果。大吴小学六年级时，留在学校的时间渐渐增多，也开始整齐地佩戴红领巾和校徽。
然而，这些没有阻止大吴走上街头的脚步。小学毕业后，大吴坚决不肯再读书，表示“打死都不要再去学校”。这让钟宁感觉非常挫败，“我还是没能把他拉回来。”
对于不愿再读书的原因，大吴爸爸回忆说，大吴曾说过：“老师提问答不上来，脸红。”大吴爸爸也觉得孩子不是“读书的料”。他特意向《中国新闻周刊》强调：“老师也是这样说的，这孩子劳动好，就是成绩不行。”因此，他也没有强求孩子一定要去学校读书。
但离开学校的大吴，也没有选择帮忙父亲经营烧烤摊。大吴父亲说：“他说去上厕所，就不回来了。”校长金志强也曾偶然遇见大吴，问过他为什么，得到的答案是：“爸爸不给我开工资。”不过金志强认为，钱只是表相，真实的情况可能是，大吴既无法从这个家里得到关爱，又无法得到金钱，他从家庭中无所获得，便也无从留恋。
大吴开始了“混”在街头的生涯。先是学徒修理电动车，但不知什么原因，只坚持了半个月就走了；事发前，他正在一家美发店做学徒；更多时间，他在街头闲晃，打游戏，上网，时不时违点小法，也经常到派出所报道。庆元县公安局政治处主任赖志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所接触到的大吴，已经带着社会小混混那种流里流气、对一切都满不在乎的样子。
“没有出众的好，也没有出众的坏”
同时参与殴打小毛的小辉和小吴，如今正在城东小学读六年级。他们虽比大吴小两岁，却一直与大吴交好，尤其是小辉。
城东小学是庆元县一所专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公办学校。全校1768名学生中，有1/3是2008年台风“桑美”过境后集中安置的受灾居民子女，1/3是来自东部郊区农村的孩子，还有1/3是来庆元务工人员的子女。小吴和小辉就是分别属于后两类。与大吴不同，小吴和小辉都生活在父母身边。
小辉一家四口来自福建寿宁县，靠一个菜摊维持一家生计，凌晨三四点便要起床，开始上货、洗菜，然后马不停蹄出摊，卖菜，直到晚上。为了进货，小辉爸爸常年开着货车奔波于厦门、衢州等地。
小吴则来自庆元周边的郊区农村。“小吴妈妈脑子有点问题，没办法教孩子。拿一袋稻谷出去卖，别人给50、给100，她都没概念的。”校长金志强介绍说。小吴的父亲承包了附近村子的垃圾清扫工作，一年三万六千元，就是这个家庭的全部收入。
和大多数农村进城务工的父母一样，他们觉得只要赚够了钱，便可以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未来，他们没日没夜地忙碌，以至于无暇顾及孩子的成长。
据金志强介绍，视频事件后，他和警察一起到小辉家，小辉妈妈的第一反应是向警方隐瞒孩子的去向。她告诉公安干警：小辉和爸爸去进货了，人在外地。第二天，公安人员发觉小辉并未去外地，凌晨三点再次到家中，告诉她：“不交出孩子，就带你走。”这时，她才勉强交出了孩子。
在邻居们眼里，小吴妈妈的“爱”更让人无法理解。小吴有一次把腿摔伤了，小吴妈妈不是在家照顾他，反而把他背到游戏厅去，让他在游戏厅玩。
因为生源结构复杂，学生家长普遍文化素质低，收入不稳定，城东小学专门开办了家长学校，并请德育导师对重点需要关照的孩子进行“一带三”的帮扶责任制。学校有一个特质学生库，目前有七十多名学生，凡是性格孤僻、内向，或脾气急躁，情绪不稳定的孩子以及学习存在严重障碍的孩子会列入名单，学校会重点观察，给予关爱。
小辉与小吴都在其中，但城东小学负责德育教育的副校长管林鹏说，“小辉和小吴是给我印象最不深的两个孩子。没有出众的好，也没有出众的坏。”因此，当学校看到视频后，老师们的反应都是：怎么会是这两个孩子？
没有出众的坏，并不意味着小辉和小吴是规矩的孩子。小辉曾被发现躲在厕所偷偷抽烟。放学后或周末，老师们也发现小辉常与大吴“混”在一起。小辉的一位同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班里的同学都比较怕小辉，“不过我不怕他，因为我和他打过一架，他基本不怎么动我。”他记得那次打架，小辉就叫来了大吴，最后因为跑得快，他躲过了一顿打。
为此，班主任多次与小辉家长沟通，强调：“不要小孩子和大吴来往，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老师，这孩子可能长不大了，被我打坏了”
庆元警方的调查结论是，流传于网上的视频，真实拍摄时间是大约一个月前的5月30日。然而，如果不是警察上门，小毛爸爸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的儿子被打了。“他不敢告诉我，怕我打他。”小毛爸爸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这是另一对很少存在交集的父子。小毛爸爸在竹木厂打工，每天早晨七点开工，一直上工到晚上八九点钟，有时下班后还去接其他零工。
小毛4岁时，父母离异，爸爸带着他从景宁来到庆元。邻居说，平常很少看到小毛爸爸在家，大多数的时候，小毛一个人在街上骑车闲逛，晚饭也常是胡乱吃一口。小毛爸爸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并不想这样让孩子一个人，可是“没办法”。
虽比正常年纪晚了两年，8岁的小毛终于上学了，但他似乎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小学这个新的环境。他不知该如何与同学相处，引起别人注意的办法常常是“动动人家”，或者在别人衣服上画画；上课铃响，他故意不回教室，老师四处找他，他再笑嘻嘻地回到教室，似乎要的就是这个时刻；对学校的任何设施更是都要留下点记号：柜子把手都敲掉，扫把搞坏，厕所门也要弄上一弄。
他的班主任老师叶云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心理健康测评的结果显示，小毛在人际交往与学习上都存在比较大障碍。面对老师的责备和要求，小毛爸爸说来说去只有两句话，“老师，这孩子我教不来，真的教不来。”
在小毛爸爸的眼中，“教”的概念更多是指学习上的指导。“一年级的课程我还可以看懂，二年级的课程，我真的教不来。”这个43岁的男人，消瘦的脸上满是无奈。
对着孩子，他说来说去只有两句话，“你要听老师话”，“要用功读书”。没得可说了，就挥起巴掌。面对这对令人无奈又心痛的父子，叶云云既无可奈何，又满怀怜悯。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小毛爸爸不只一次对她说：老师，这孩子可能长不大了，被我打坏了。
一个明显的变化开始于2014年11月。叶云云不知道小毛在那个时期认识了什么人，或者遇到了什么事，他开始逃课了。“在那之前，他就是有些小偷小摸，搞搞破坏，或者上课时不听讲，在抽屉里玩自己的东西这些小毛病。”叶云云说，“但是去年11月之后，他就开始整天整天不来学校。”
发现小毛没来学校，叶云云打电话给小毛爸爸，得到的回复却是“已经去学校了”。
自那以后，小毛渐渐远离校园，重回他得心应手的街头世界，那里没有需要完成的作业，没有那么多要遵守的规矩。他常常被看到单手扶着自行车把，在马路上把车子骑得飞快。从最初骑爸爸的自行车在街上乱跑，到后来自己“拿”爸爸的钱买了一辆。“这孩子喜欢骑车，而且骑得也不错。”小毛爸爸说。
事发前，小毛最后一次出现在学校是5月19日。在那之前，他已经连续逃了一个星期的课。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他爸爸也只知道，每天都逛到很晚才回家。
5月19日，叶云云让小毛爸爸把孩子带到学校来，一起试图说服他。“本来想，他爸爸把他带来，然后就可以把他留下来上课。”叶云云回忆。没想到，小毛死活不愿意留下，也不肯讲为什么不愿意留在学校。
“你去教室。”老师和父亲对他说。
他坚决地说回答：“不。”
“所有的孩子都是受害者”
这四个来自不同学校、不同班级、居住在县城不同区域的孩子是什么时候怎样走到一起的，学校的老师和家长都无法给出具体的答案。
抿起的嘴角，封闭的内心，成人无法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老师们虽然有过尝试，但并没有时间和精力坚持；家长们或忙于谋生，或根本不认为是件值得关注的事情，连尝试的努力都没有付出过。
据庆元警方的调查结果：喜欢在街上骑车闲逛的小毛，花掉了自己兜里最后的五六块零花钱，之后开始四处想办法弄钱或者直接弄点吃的。5月初，他偷拿了冷饮店的饮料后被店老板发现。靠着机灵，小毛逃掉了，但一同作案的小伙被店老板捉住。讲“义气”的小伙伴没有供出小毛，反而说出了小辉的名字。
这最终成为小毛被暴打一顿的直接原因。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三个打人的孩子都不满14周岁，不承担任何刑事责任，由其监护人进行民事赔偿。如今，殴打视频事件的当事双方已经完成赔偿协议。
对于几个家庭来说，这笔赔偿款无疑又给他们增加了新的压力。“我靠向朋友借钱，交了赔偿款，接下来只能更拼命地做生意来还。”深夜两点，生意终于结束的大吴爸爸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硬着头皮也要把店重新开起来。”
但他也满怀忧虑。视频流传到网络之后，网友迅速“人肉”到了他的烧烤摊位和电话，不时有人打电话来骂他，扬言要砸掉他的摊位。
无论是被打的小毛，还是打人的大吴、小吴和小辉都在不同程度上有心理创伤的表现。城东小学副校长管林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找到小毛后，他明显很害怕，扭着身子坐在墙角。”回到学校的小吴和小辉诚惶诚恐，还向同学表示出“没面子”“不如死了算了”的念头。大吴的爸爸则选择将大吴送出庆元，希望换个环境后，他能重新开始。
“仔细想想，这次打架事件中，所有的孩子都是受害者。”金志强说。
（为保护未成年人，文中的大吴、小吴、小辉、小毛均为化名。实习生马婧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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