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3亿人的中国只有一家专业发表科幻小说的杂志，那就是《科幻世界》。
我第一次来到《科幻世界》编辑部，是在1989年10月，我正读研究生二年级。我应编辑部邀请来成都开笔会。那时杂志还叫《科学文艺》，但正准备改名为《奇谈》。
杂志社在成都人民南路4段11号的省科协大楼中办公，给我的印象是条件很差，就几张桌子，不到十人，也没有电脑，请客吃饭都很节省。
杂志正苦苦挣扎，以求生存。关于《奇谈》，一些作者私下不以为然，说这个名字，预示了中国科幻的末途。“奇谈”之后便是“怪论”了。我也这样想。
副总编谭楷带作者来到青城山下，住进一个招待所，举行笔会，也就是关起门来写作，为《科学文艺》或《奇谈》提供内容。
很奇怪的是，许多人并不是写科幻的。比如我跟一个叫金平的人住一个房间，他是写报告文学的。另外，还有刘继安，也是写报告文学的。
我努力写科幻，写了一个外星人与人类关系的故事。但编辑认为写得不行。
编辑们对科幻作家非常失望。倒是那些报告文学作家很受欢迎。
我把1988年7月完成的《宇宙墓碑》手稿交给编辑。他们也觉得不行。
《科幻世界》创刊于1979年，当时就叫《科学文艺》。这是托了改革开放的东风。中国每到社会转折点，科幻就会兴旺一番。
第一次是清未民初，中国要建立现代国家。第二次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建立起了现代国家。但每次兴盛都为时不长。
第三次，赶上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人们说，科学的春天来到了。
但这股春风来得快去得也快。据科幻科普界元老董仁威回忆，到1982年，《科学文艺》的印数就从从最高峰时的22万册下滑到7万册。
也就是说，在1983年科幻被当作“精神污染”遭到清除之前，它就已经衰落了。
“清污”致使科幻进一步走向末途，全国科幻杂志纷纷停刊。1983年，《科学文艺》的发行量仅剩下一万册。
但那时候，像我这样的作者，都还在埋头写。刘慈欣他们也在埋头写。不明白为什么要写科幻。也许是年轻人觉得未来还有希望吧。
杂志苦苦支撑，毕竟没倒。有人问及谭楷，《科学文艺》为何能够幸存，他说：“因为当时看到仅剩这一家了，我们要停刊了，中国的科幻也就没有人搞了。所以咬咬牙坚持了下来。不过，说句心里话，当时国内要是还有第二家，我们也就不搞了。”
上级也打算放弃它。1984年，《科学文艺》与主管单位四川省科协脱钩，完全自负盈亏。没有了公费医疗，工资要自己挣自己发。这样的情况，在当时还是少见的。
这年，经过民主选举，杨潇担任了主编，后又任社长。她最终让《科幻世界》复兴并走向兴旺。但红火之后，社长又变成上级委派了。
从1987年第六期《科学文艺》上，可以看出稿荒的严重。编辑部不得不用非科幻作品凑数。该期共登了三篇纪实报告文学，还有一些历险记、访问记、“成就动机”随笔、杂记科学散文和科学诗等。科幻小说有八篇，但四篇是微型小说。八篇中仅有两篇是中国人写的。谭楷也亲自上阵，为杂志写文章。
那时，杂志社要靠做少儿图书来养活自己。编辑们都推着板车上街卖书。
二
我再次来到编辑部，是1991年5月。世界科幻协会年会（WSF年会）在成都召开，由《科幻世界》承办。这时情形已经有些不一样了。
许多国际大牌都来了。在参观都江堰时，我问一个老头儿，世界科幻中，关于政治的主题是怎么写的。他的回答我已记不得了，却渐渐知道，这人可能就是大名鼎鼎的新浪潮代表人物奥尔迪斯。
我与张劲松住在科协招待所的同一房间。这个上海年轻人获得了银河奖。他很讲究，为领奖，大热天的，还带了件黑色西服来。
颁奖那天，举办了隆重的仪式，还有文艺演出。
会议由四川省外办、省科协和《科幻世界》杂志（这时已由《奇谈》改成这个名字了，并一直延用至今）联合举办，四川省省长张皓若、副省长韩邦彦以及世界科幻协会主席马尔考姆·爱德华兹出席会议并分别讲了话。规格够高的了。会议的宗旨是“科幻·和平·友谊”。
我能来与会，非常荣幸或幸运。《科幻世界》的邀请信到达时，我正在武汉大学上入党培训班。学校决定提前让我从党校结业，去开大会。
不过，那时，我连去成都的路费也难凑齐。谭楷副总编于是写了一封信给他并不认识的武大校长齐民友。信封上客气地写着“校长台鉴”。信中称我是大有希望的科幻作者，来成都开会很重要。
经校长特批，学校资助了400元钱。当时，这笔钱是个不小的数目。同学中在外企工作的人收入最高，当时一个月拿600元。
校长是齐民友是一位数学家。我写这篇文章时，查了一下百度，看到齐民友有一段话：“人们曾经不只是为了某个具体的目的去研究一个个具体的数学问题，而是追求深层次的真理，又怎样由此而造出美好的世界。这就是创造。”
这跟科幻的主张有些相像。
在大会上，我被安排作了一个发言，讲了中国科幻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其实到底有什么关系，我到今天也没弄明白。
对我很重要的是，在会场上，遇见了吕应钟，台湾的重要科幻作家和不明飞行物研究的开创者，那年40岁。
我把《宇宙墓碑》的退稿交给吕应钟，想请他看看。结果他带到台湾，交给了张系国、张大春他们，又参加了《幻象》的世界华人科幻文艺奖。最后，这篇小说获得了小说类金奖，奖金为10万元新台币，相当2.5万元人民币。我是到获奖时，台湾那边到处打电话找我，才知道这回事。
那段时间，我接到《科幻世界》不少退稿。后来都不知弄哪儿去了。当时都是手写。我是1992年开始，才在电脑上写科幻的。
我和张劲松很想找吕应钟聊天。他在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我们就等。很晚了，他回到宾馆，还与我们聊天。我们感到这个台湾人很亲和。我说：“我们是作为真正的科幻迷来找你的呀。”我就坐在他的床上。后来张劲松说，他今晚会换一张床睡的。
会上还见到了郑文光，坐着轮椅。还见到叶永烈，他坐在一个客房里，是张劲松的科幻老师。很多人围着他，我进去，他们向他介绍我，我和他握了一下手，他的手很软。
随后，载有中外代表的长长车队，由警车开道，奔赴卧龙自然保护区。许多衣衫褴褛的农民拥到公路边观看，露出面对外星人似的神色。他们不知道车中坐着中国仅存的幻想家。
我们这些两眼炯炯有神的外星生物，在卧龙自然保护区的灿烂星光下，点燃了象征亚欧美三大洲团结的“科幻篝火”。工资都快发不出来的《科幻世界》编辑，大声谈论着下一个超级文明到来的日期。
保护区弄出一头大熊猫，放在草地上，供我们近距离接触。大熊猫长得白白胖胖，科幻作家却大都很瘦，有的面色蜡黄，像大病初愈。
我跟一个日本作家聊天。他向我介绍安部公房的《樱花号方舟》，并用汉字写在纸上。后来才知道这是一部很了不起的作品。
也是后来才知道，这次会议在中国召开很不容易，它是《科幻世界》社长杨潇1989年上半年受WSF当届主席诺曼·斯宾雷德之邀，赴圣马力诺参加世界科幻大会时，凭借两本简明汉英、英汉词典，用结结巴巴的英文，争取来的。
这是中国面孔第一次出现在世界科幻大会上。听了杨潇的介绍，WSF对陌生的中国发生了感兴趣，决定把原定在波兰开的年会，挪到四川成都来开。
但没想到，杨潇刚回国，国内便有人写了一封诬告信上告，称《科幻世界》勾结境外不明组织要举办非法活动。
经过种种努力，包括由四川省科协领导带杨潇、谭楷进京申诉，才把此事摆平了。国家科委下达了同意在成都召开国际科幻大会的批文。
谁知，那年春夏之际发生了一场风波，受其影响，国际科幻协会表示1991年不来中国了，仍在波兰开会。
四川省急了，再次组团，由杨潇任团长，赴荷兰海牙参加1990年世界科幻大会，一定要夺回1991年世界科幻大会的主办权。
为节约经费，杨潇等三人从中国坐火车经俄罗斯去海牙。一路上，杨潇晕火车，吐得一塌糊涂。
WSF各国代表惊讶地看到杨潇一行坐了八天八夜火车，双腿肿胀来到海牙会场，以为是外星人来了呢。这种极其科幻的场面感动了评委，大家表决这届年会仍在成都召开。
年会上，杨潇对前来采访大会的《中国日报》记者杨毅谈起办刊感受：“我刊已创办12年。遇到了财源和稿源枯竭两大难题。我们千方百计寻找出路，成立了图书发行组，人人当搬运工，打包工，硬是靠汗水补贴了每年数万元的亏损，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还组织了五次笔会，三次银河奖征文，丰富了稿源，扩大了队伍。八十年代是我们求生存的10年，九十年代将是我们求发展的10年。随着我国科技的进步，科幻小说必将繁荣，鲁迅先生的遗愿必将实现。”
我感到，会议给中国科幻打了一剂强心针。从那以后，中国科幻重新走上了轨道。
三
1997年，我再次来到成都，情况已经大不同了。
这一年，《科幻世界》举办国际科幻大会，先是在北京开，除了科幻作家，还请来了多名俄罗斯和美国宇航员。
北京会议结束后，又移师成都，在月亮湾度假村继续举行夏令营。俄罗斯宇航员列昂诺夫和别列佐沃依与中国演员同台歌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美国宇航员香浓·露西德热情回答科幻迷的提问。美国科幻作家大卫·赫尔为夏令营营员签名留念。
几千名青少年来了，包括许多很小的孩子，由父母带着。宇航员连续几小时为科幻迷位签字，长长的队伍让人震惊。我在旁边看着，目瞪口呆，就像看见虔诚的教徒接受洗礼一样。
实际上，1992年，也就是卧龙会议后的第二年，《科幻世界》还没有马上复苏。这年第六期，一共48页，但有31页用来刊日本人画的科幻卡通。几篇科幻小说给人的印象不深。
谭楷回忆说，他当时到北京，请杨鹏等科幻作者吃饭，在席上，他甚至担心付不起饭钱。
但是，到了1993年，有了新气象。杂志由双月刊改为月刊，并进行改版。定价调为1．5元人民币。
改版后，杂志确立了新的战略，即向中学生倾斜。此举大获成功。
科幻作家、科普出版社原社长金涛称改版是中国科幻界的一件大事，因为《科幻世界》创刊伊始，“几度易名，几度起落，决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集中反映了中国科幻小说走过的风风雨雨的艰难旅程”。他希望改版将结束中国科幻作品“实在太少太少”的局面，培养一大批具有新世纪眼光的科幻作家。
像是印证他的话，1993年，大器晚成的王晋康登上舞台。发表在《科幻世界》上的《亚当回归》成为当年的压轴之作。随后一段时期，几乎每期都有他的作品。王晋康后来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科幻作家之一。
之后，《科幻世界》坚持校园科幻的评选，搞名著欣赏，刊登科幻美术和连环画，吸引了大批中学生。编辑部还推出了《林聪讲科幻》的连载，指导青少年如何写科幻。
金涛谈到，九十年代中国科幻的复苏，与政治气候的变化有很大关系。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市场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增长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国家也更加开放。这都为科幻发展提供了温床。
1995年应被视为中国科幻的又一个重要年头。
年初，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强调重点抓好长篇小说、电影电视和儿童文学创作。这被称作繁荣文艺“三大件”的指示，被文艺界认为“抓住了当前文艺工作的主要矛盾，指出了繁荣文学的根本方向”。
为了落实这个指示，1995年3月15日，由中国少儿出版社出面，邀请中宣部、文化部、团中央、新闻出版署、中国作协等部门的领导与在京部分著名作家、评论家共同探讨儿童文学的发展道路问题。
会议认为，中国有四亿少年儿童，儿童文学在培养和教育下一代、提高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方面，有着巨大的作用。
在中国，科幻一直被认为是儿童文学的一个分支，因此再度受到重视。
科幻作家也应邀参加了这个会议。吴岩在会上介绍了近年来国内外科幻文学的发展和中国惟一的科幻杂志《科幻世界》的情况，并呼吁全社会对科幻文学予以关注和支持。
就在这一年，科幻圈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新生代隆重登场。这主要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以后出生的人。他们的价值观和写作方式与老一辈有较大不同。
1995年4月8日，吕应钟设立的科幻文艺奖在成都颁发。获奖者有王晋康、何宏伟（何夕）、星河等人（注释1）。
获特等奖的王晋康在发言中说：“十几年风雨，中国科幻已经不是那株几乎夭折的小苗了。我相信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沃土上，它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与西方科幻大国并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谭楷说，这次获奖者大多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是九十年代崛起的“新生代”，他们像一群报春的燕子预告中国科幻的又一个春天来临。
颁奖会后的研讨会上，大家认为，科幻的题材如外星人、机器人、时间隧道等已形成一种“模式”。中国科幻要出新，一方面需要从最新的科技成果中获得养料，另一方面要从现实生活的“碰撞”中获得灵感，还要注意借鉴中外科幻和文学名著。
即将成为中国科幻巨星的刘慈欣，这时已经在大胆实践这些想法了。他的一些最牛的作品，都是在八九十年代写成的，其中一些作品，当时已远远超出了同辈人的水平。（注释2）
1996年12月26日，《科幻世界》编辑部给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发传真，汇报杂志的发展情况。宋健当即对其取得的成就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并指示社会发展科技司复函转达他的衷心祝贺。
仅过一周，社会发展科技司即发来复函，其中说，杂志社一直致力于振兴祖国的科幻事业，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
1997年国际科幻大会后，编辑们对杂志的市场前景有了更大自信。《科幻世界》设立的银河奖一直是对中国原创科幻实绩检阅的最高奖。1998年，它从专家投票改为读者投票。
1999年银河奖，收到有效选票5980张，其中个人票5620张，各地科幻迷协会集体票332张，网上投票28张。编辑部把每篇作品的得票数公布。
编辑部在编者按中说：“中国科幻的发展已经不再是几个编辑一群科幻作家默默无声的笔耕生活，而是由许多公众共同参与构建的一个精神会所，一个日益扩展的文化市场。”
编辑部说，之所以从去年开始，把掌握在编辑与专家手中的投票权交到了读者手中，是因为读者最终的购买行为，决定了科幻作品的传播幅面，决定了一个科幻作家知名度的高低，最终也决定了科幻文化市场的大小。这也成为今天科幻的指针。
1999年，又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年，全国高考的作文题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而高考前一周出版的《科幻世界》第七期竟与高考作文题“不谋而合”——该期卷首刊登的是《科幻世界》主编阿来的文章，讲述记忆移植实现人类长生不老的梦想。同期的“每期一星”栏目发表的《心歌魅影》，也是一篇以记忆移植为题材的科幻小说。这再一次引发科幻热。
1999年，《科幻世界》定价为5．00元。发行量从1995年不到10万册，增至36万册。在许多城市，它已成为街头书报摊上的一个不可缺的品种。
“每天我们要接到大袋大袋的信件，一封封看完很费时间。”后来担任《科幻世界》社长的阿来说。
《科幻世界》办了科幻迷俱乐部。编辑们深入学校，办起了自己的网站。杂志还适时推出科幻文化衫、帽子。
1999年，《科幻世界》，产值达到两千万元。杂志社开始置地建楼。
四
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到编辑部的机会就更多了。我应邀参加银河奖、星云奖颁奖仪式，《科幻世界》杂志还给我报销火车票，提供住宿，从最初的两个人合住，到提供单人间。编辑部也改造成了大平面，编辑都用电脑，桌上摆满世界科幻的各种书籍资料，让人羡慕。
2007年由《科幻世界》主办的世界科幻大会，声势更大了。我见到了岩上治，见到了尼尔·盖曼。科幻作家们在毛泽东站像后的省科技馆里，进行学术讨论。大量的粉丝从全国各地赶来，见到刘慈欣，眼含热泪。他们在广场上，表演《三体》中的人列计算机，其热情，让外国人非常吃惊，如知成都才是世界科幻真正的圣地。
这次会议刚结束，我又与吴岩及《科幻世界》社长秦莉、总编姚海军赴日本横滨出席世界科幻大会，大开眼界。
推动《科幻世界》在新世纪继续发展、再创辉煌的，有阿来和秦莉两位社长。阿来就是那位获茅盾文学奖的藏族作家。最初我见到他，只是一位站在门口，代表《科幻世界》，向记者发红包的“打杂工作人员”。阿来时期，科幻创作的文学性得到了增强。
2002年，《科幻世界》推出了新生代作家的专刊。主要的科幻作家，包括刘慈欣，每人都有一辑。我也有一辑。有《看的恐惧》、《天下之水》等。
新世纪中国最重要的科幻事件，是刘慈欣的横空出世。他实际上正是《科幻世界》培养的作家。
2006年《三体》开始在《科幻世界》连载，2008年出书。
在发掘刘慈欣的过程中，《科幻世界》主编姚海军起到了关键作用。1997年，我第一次见到姚海军。他本是黑龙江伊春市伊敏林场的一名普通职工，从小热爱科幻，1986年自办科幻刊物《星云》，在科幻圈影响很大。他最终成为中国科幻领军人物，被称为中国的坎贝尔（世界级的科幻编辑，培养了一系列科幻大师），堪称“中国梦”的代表。
1997年，姚海军当时正在流浪。他说，他连回黑龙江的车费都不够，还是韩松等人凑钱给他的。但这个事我记不得了。
大刘的几乎所有成名作，都发表在《科幻世界》上，包括被人津津乐道的《地火》、《流浪地球》、《乡村教师》等。
他的长篇也主要是《科幻世界》出版的。我听刘慈欣说，很奇怪，如果不是由《科幻世界》出版的，就卖得不太好。
在姚海军的主持下，《科幻世界》推出了两项重大的工程：中国科幻基石丛书和世界科幻大师丛书。中国本土原创科幻长篇小说有了发表平台，而世界上几乎所有有影响的科幻名著都被译进了中国。
除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推出王晋康、刘慈欣、何夕等新生代作家，在新世纪，《科幻世界》还培养出了中国的更新代作家，包括陈楸帆、飞氘、江波等年轻人。（注释3）
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人们的阅读选择多样化，《科幻世界》发行量再次下降。2014年不到20万册。
我听杂志社的编辑说，很多作者不会写故事，不知道怎么精彩地表述一件事，打动读者的心。不知道这跟中国近年的学校教育质量有何关系。
另外，这与科幻出版的重心转向图书也有一定关系。2012年后，每年中国出版的科幻书都在100种以上。而科幻第一大国美国大概是400种。
杂志还遇到了别的冲击。
秦莉之后，担任社长的是四川省科协“空降”而来的李昶。
2010年3月21日，署名“《科幻世界》全体员工”的一封公开信在网上流传，“随着李昶同志走马上任，《科幻世界》这本原本极具雄心和视野的杂志，很快变成了井底之蛙、鼠目寸光。《科幻世界》既没有近期目标，更无法奢谈长远规划！” “如果继续容忍杂志社一把手李昶同志不懂装懂瞎指挥、不作为乃至胡作为，刚过而立之年的《科幻世界》很快就将面目全非。那不仅是读者的悲哀，更是中国科幻的悲哀。”
这封信列举了李昶的种种“劣迹”，包括一言堂、瞎指挥，要求编辑代作者写小说，压缩作者稿费，把封面变成校园广告，出卖广告资源，出卖刊号，等等。
这便是轰动一时的“倒主编”的事件，引起全国不少媒体甚至外电的关注。这在中国新闻出版业的历史上是少有的。
我也参与了进去，在博客上发表文章，督促四川方面快些解决问题，让《科幻世界》活下去。当年我来到成都参加银河奖典礼时，也在讲话中发表了这样的意见。
说不清楚，做这样的事，是科幻还是不科幻。这件事最终以李昶被停职而告结束。
李昶之后的社长，是另一位由四川省科协“空降”而来的万时红。
2014年8月，杨潇、谭楷、莫树清、田子镒、向际纯等以《科幻世界》创办者、退休职工的名义，联名发表公开信，向四川省纪委、省委宣传部等举报万时红，这封信的标题是《救救科幻世界杂志社》，再次引起舆论大哗。公开信要求调查万时红大吃大喝数十万元、违规购买超标汽车、拖欠印厂和作者稿费三百多万、制造科幻产业园圈地神话等问题。
此外，还有网友在微博发文，披露万时红此前的“贪污案和倒卖新闻记者证案”。
翻开2015年《科幻世界》杂志第一期，社长万时红的名字消失了。副社长刘成树主持工作。据透露，万已被停职。
2015年1月8日，四川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和四川省版权局发布《2014年新闻报刊行政处罚案件（十一）》，因其具有史料价值，全文转载如下：
2012年9月至2014年4月期间，科幻世界杂志社以“四川科幻世界杂志社”的名义，分别与成都翰昌广告有限责任公司、成都望子成龙外语培训学校、成都确认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北京学海飞舟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等4家单位签订协议，转让期刊《飞》的刊号，出版了《飞·奇幻世界》、《飞·驾趣》、《飞·教子有方》、《飞·BOSS伯仕》、《飞·素质教育》5种期刊，允许成都确认广告传媒公司法人代表、成都望子成龙外语培训学校法人代表分别出任《飞·BOSS伯仕》、《飞·教子有方》的“主编”。上述5种期刊超越了《飞》的办刊宗旨和业务范围，并且《飞·驾趣》、《飞·教子有方》、《飞·BOSS伯仕》和《飞·素质教育》的版权页载明的主编、编辑等人员均未取得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科幻世界杂志社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违法情节严重，依据《出版管理条例》第六十六条第一项的相关规定，四川省新闻出版广电局于2014年11 月21日给予科幻世界杂志社和四川科幻世界杂志社警告、罚款985600元、责令《飞》停刊整顿4个月的行政处罚。
罚款98万元，这对于一家杂志社，是相当重的。这在世界科幻史上绝无仅有。所以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幻事件。
《科幻世界》的发展史，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社会现实的科幻性。
4月下旬，刘慈欣的小说进入美国雨果奖最佳长篇提名。
最高兴的人之一，就是姚海军了。他在在微博上发文称赞。
我觉得，美国人如果知道，《三体》这样的科幻杰作，是在中国是这样一种环境下创作出来的，怎么也应该给它一个奖吧。这是迟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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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写于2015年7月，刘慈欣获得“雨果奖”之前。
注释1：1995年，吕应钟设立的科幻文艺奖在成都颁发。获奖者有王晋康、何宏伟（何夕）、星河、柳文杨、袁英培、裴晓庆、孙继华、李凯军、任志斌、金霖辉、邹萍和阿恒。
注释2：刘慈欣写于八九十年代的作品：1985年 《宇宙坍缩》 ，1987年 《微观尽头》，1989年 《中国2185》（长篇） ，1991年 《超新星纪元》（长篇，作家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 ，1997年 大艺术三部曲：《梦之海》、《诗云》（又名《李白》）、《欢乐颂》（未发表）、 1998年 《西洋》、《微纪元》、《天使时代》（又名《波斯湾飞马》）、《光荣与梦想》、《地球大炮》（又名《深井》） ，1999年 《鲸歌》、《带上她的眼睛》、《信使》、《混沌蝴蝶》。
注释3：除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推出王晋康、刘慈欣、何夕、绿杨、星河、杨鹏、柳文杨、潘海天、赵海虹、凌晨、刘维佳、郑军等新生代作家，在新世纪，《科幻世界》还培养出了中国的更新代作家，包括陈楸帆、飞氘、江波、迟卉、钱莉芳、夏笳、宝树、拉拉、长铗、七月、万象峰年、程婧波、郝景芳等年轻人。
题图故事：
2015年5月6日，科幻小说《星际战争》(The War of the Worlds)原著插画在美国公开拍卖。英国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名作《星际战争》自1898年开始通过杂志连载，以尖端的武器对抗侵略地球的火星人为故事，征服了世界所有科幻迷，还征服了一个世纪的科幻题材电影的发展。
这些插画一共32幅，价值53万美元，都出自葡萄牙画家恩里克·阿尔宾·柯海尔之手。自1903年恩里克与《星际战争》作者威尔斯会面后，两人成了形影不离的伙伴，并开始了他们的创作之旅。恩里克出身于葡萄牙贵族，但生活在巴西，当巴西宣告独立后，他又不得不逃亡到比利时。紧接着不顾家族反对，义无反顾地结了婚并开始以作画为生。与威尔斯会面后，恩里克的人生有了转机，但却因肺结核于1910年去世，年仅34岁。恩里克创作的《星际战争》插画影响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其他科幻作品的创作和发展。
题图插画名为“Martian in the Forest”,估值在7000至9000美元之间。图片来自CFP。
韩松在北京的办公室。摄影/叶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