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上午，印尼首都雅加达市中心遭到武装分子连环爆炸袭击，事件造成至少七人死亡。与“伊斯兰国”（ISIS）有关联的通讯机构发布消息称，“ISIS战士在印尼首都对外国人和那些负责保护他们的安保人员发动了武装攻势”。监控全球圣战活动的SITE Intelligence Group也证实，ISIS透过其社交媒体账号发布了阿拉伯语正式声明，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

至此，ISIS也把战火烧到了印尼这个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然而，观察人士认为，ISIS在印尼的市场并不大——抵制ISIS的不仅是伊斯兰教士联合会，其他主流伊斯兰团体甚至圣战团体都对ISIS不冷不热。此前，《大西洋月刊》的爱德华·德尔曼（Edward Delman）1月3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分析了这其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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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气势汹汹的“伊斯兰国”（ISIS）找上了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尼西亚。

这个拥有两亿穆斯林的国家最近对该国已宣布效忠ISIS的武装组织领导人桑托索（Santoso）发起通牒。印尼警方已将若干被怀疑为ISIS支持者的人员逮捕，这些人似乎在策划一些恐怖袭击活动。澳大利亚司法部长也警告称，ISIS正计划于印尼建立一个“远程哈里发国”。

但是，这些令人感到恐慌的消息并没有将ISIS在印尼的进展情况完全告诉我们。不知你是否注意到，虽然从境外跑去叙利亚或伊拉克参加ISIS或其他极端组织的人员在2014年6月至2015年12月间估计增加了一倍多，但他们中却很少有人来自于印尼。问题是，为什么？

印尼自1945年从荷兰独立以来，也曾遭遇恐怖主义和圣战分子的威胁。在1949年，一个名为“伊斯兰之家”（Darul Islam）的团体宣布要建立一个“伊斯兰国”，该组织将印尼视为“异教徒国家”，曾在1950至1960年代发动多次武装叛乱，之后其活动转入地下。

“伊斯兰之家”随后分裂为多个派别，包括曾在印尼掀起全国反基督教运动的“拉斯卡尔圣战军”（Laskar Jihad），以及2002年实施巴厘岛炸弹袭击的“伊斯兰祈祷团”（Jemaah Islamiyah）。

印尼境内的圣战分子不仅袭击国内目标，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期间还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但是在这次战争中大多数参加者只是接受军事训练而非直接参战。

不仅如此，印尼境内确实存在着ISIS支持者的大本营。雅加达冲突政策分析研究所（IPAC）在一份于2014年9月发布的报告中，对ISIS在印尼的大规模宣传招募活动进行了详细分析。

这家研究所的另一份报告指出，“叙利亚境内的冲突对印尼极端分子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像“逊尼派同胞受难”或“复辟哈里发国”这样的字眼都让极端分子认为，“叙利亚与伊斯兰末世决战之地密切相关，这片叫做沙姆（Sham）的地区又称大叙利亚或黎凡特，围绕着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巴勒斯坦和以色列”。

但是，无论ISIS在印尼拥有多少支持者，这种支持还没有转化为涌向中东的圣战者大军。情报公司苏凡集团（Soufan Group）最近在一份针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外籍武装人员的分析报告中称，根据印尼政府的估计，在2015年7月前共有700名印尼人涌入冲突区域，但这个数字有可能高估了实际情况。

相比之下，来自法国、俄罗斯、美国和突尼斯等国的武装分子人数分别是1700、2400、150和6000。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在一项研究中指出，在法国，每100万穆斯林人口中有18人被认为已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作战，在突尼斯这个数字则是280，而印尼的数据则刚刚超过1。

为什么印尼人并不热衷于叙利亚周边的冲突呢？印尼方面的数据与其周边国家在一定程度上相似，官方统计显示在穆斯林占多数的马来西亚只有100人前往中东，而拥有1.77亿穆斯林人口的印度只有23人参战。

ISIS在马来西亚的吸引力或许并没有在阿拉伯世界和西欧那么大，但马来西亚公民的参战率还是达到了印尼的六倍。另外，民调也显示马来西亚人对ISIS和自杀式爆炸袭击有着更多同情——尽管总体来说两国同情水平都很低。在印度，很多穆斯林对ISIS和其他伊斯兰恐怖组织表示谴责，7万穆斯林阿訇联名签署反ISIS裁决书。

2015年11月，《纽约时报》对印尼人在ISIS问题上的低参与度给出了一个解释：作为一个拥有5000万会员的伊斯兰组织，印尼的伊斯兰教士联合会（Nahdlatul Ulama）倡导同情、包容、忍让的信仰观念，这与ISIS的原教旨主义及严苛的瓦哈比教派针锋相对。

伊斯兰教士联合会最高委员会秘书长Yahya Cholil Staquf对《纽约时报》说：“我们直接挑战ISIS的思维，在ISIS的思想中，所有伊斯兰教徒都要整齐划一追随他们所想，而持有其他伊斯兰思想的人都会被视为异教徒，被处死。”

冲突政策分析研究所主任西德尼·琼斯（Sidney Jones）认为，伊斯兰教士联合会确实让ISIS对印尼的影响降到了最低。“联合会确实是防范极端意识形态吸引更多人的堡垒，”琼斯说，“不过，加入ISIS及此前极端组织的都是联合会之外的人。”因此，伊斯兰教士联合会的影响力或许并不像其规模那么大。

琼斯指出了一些影响印尼穆斯林的其他因素：“印尼没有压迫人民的政府，也没有被外军占领，其政局稳定，因此就不会产生社会动荡或冲突，而穆斯林也并不是受迫害的少数群体。这样一来，当你将这些因素都综合考虑进来，印尼只有极少数人去叙利亚参战这一事实就并不令人惊讶了。”

确实，有大批圣战者离境去叙利亚和伊拉克参战的国家要么有着高压的政治环境（如沙特，参战者2500人），要么政局陷入动荡（如突尼斯，参战者6000人），要么穆斯林作为少数派受到歧视（如俄罗斯，参战者2400人），或是以上因素兼而有之。

为了进一步论证她的观点，琼斯提到了印尼在1998年苏哈托威权政府垮台后动荡时期的状况。这位执政近30多年的强权人物下台后，“不稳定局面成为极端组织招募人员的最佳工具”，但是在当今新生的民主氛围下，“圣战运动的吸引力就再没有达到当时的那个水平”。

琼斯补充道，印尼的表达自由为极端团体提供了空间，让一些组织感觉无需诉诸武力也能推销伊斯兰教法。虽然一些极端组织确实在利用舆论空间，但琼斯认为“暴力极端分子”还是被限制在了“可管控”的水平。

与此同时，冲突政策分析研究所认为，“ISIS遭遇了印尼穆斯林团体前所未有的抵制，他们的支持者仅仅是少数极端派中的少数。”不仅如此，抵制ISIS的并不仅仅是伊斯兰教士联合会，其他主流伊斯兰团体如印尼宗教学者委员会下属的兄弟会论坛同样抵制ISIS的意识形态，就连印尼圣战团体都对ISIS不冷不热。

ISIS的暴虐行径和宣布建立哈里发的决定受到了印尼极端主义教士和圣战团体的批评，冲突政策分析研究所称，“绝大多数强硬派穆斯林要么与ISIS划清界限，要么采取观望态度”。比如圣战组织“穆查希汀理事会”（Majelis Mujahidin Indonesia）就宣布ISIS运动“离经叛道”。

当被问到印尼政府的去激进化运动可能有何影响时，琼斯表示：“我认为多数穆斯林良好的判断力相比政府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但是，这种“良好的判断力”的形成，看起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与能尊重穆斯林选民的稳定的代议制政体有关，同时，主体穆斯林乃至部分激进穆斯林都对ISIS的所作所为表达了明确的抵制。

于是，问题又来了：像印尼这样的国家的经验，如果放到充满压迫和动荡的中东国家，或是在欧洲被边缘化的穆斯林团体中去，是否依旧有效？

ISIS持续吸引人员加入的能力能否被削弱，将取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翻译：王一诺  编辑：曾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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