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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恐袭一周年 《查理周刊》都经历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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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恐袭一周年 《查理周刊》都经历了什么?

尽管杂志仍在,但那个“穷开心”的查理却早已离开了。

法国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在1月7日出版该杂志社遇袭一周年纪念特刊。在新封面上,“上帝”穿着染有血渍的白袍、肩挎AK自动步枪仓皇而走,旁边注释文字的大意为“一年过去了,凶手仍逍遥法外”。

在遭遇袭击的一个月之前,《查理周刊》发行量不足3万,面临倒闭的威胁。但是在那之后,这本小众杂志的发行量反而涨了10倍,新增了20多万订户,编辑部一夜之间收到400万欧元捐款。数百万人走上街头为他们声援,网络上“我是查理”的支持者更是不计其数。

49岁的漫画家Laurent Sourisseau(笔名“Riss”)接过了杂志的日常管理工作。去年冬天之后,他和另一名漫画家Luz宣布不再画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去年9月份,执笔恐袭后第一期封面的Luz离开了杂志社。

1月5日,法国总统奥朗德与总理、巴黎市长出席纪念《查理周刊》遇袭事件遇害者的活动。

一年之间,《查理周刊》有了什么样的变化?Riss承认,现在的压力更大了,“以前我们销量小,工作放松,但是现在每个人都在看着我们。”

突如其来的资金和高关注度让他们措手不及。据《爱尔兰独立报》报道,幸存的员工都被创伤后遗症以及死亡威胁困扰,内部还因为股权问题产生分歧。

但即使遭遇重创、人员更迭,也未能改变他们自1970年代创刊起的无底限嘲讽宗旨。

去年9月底,俄罗斯客机在埃及西奈半岛坠毁后,《查理周刊》刊登了一个骷髅的封面,上面的文字让很多俄罗斯人感到非常不舒服:“低成本俄罗斯航班的危险。”这引发了数千名俄罗斯网民的在线声讨。

不久之后,由于刊登了关于叙利亚难民小男孩Aylan Kurdi的作品,编辑部收到了20次死亡威胁。当时,《查理周刊》在他的尸体旁边加了一个麦当劳的儿童套餐广告,还加了这样的注释:“如此接近目的地”。

“法国人习惯了黑色幽默,”Pelloux说,“我们并不觉得那是在伤害遇害的俄罗斯人或叙利亚难民,我们只不过是在表达对伪善的态度。”

那句著名的“我是查理”是巴黎新闻从业者Joachim Roncin首先设计出来的,他的设计引发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社交媒体声援行动。“我是……”这个格式也成为后来各种群体活动的标准格式。

“‘我是查理’无意中拔高了杂志的地位,这是我无法苟同的。”比利时作家Dyab Abou Jahjah在Twitter上这样评价这个标签,“我最看不惯的是他们刻意出版作品渲染穆斯林的种族刻板印象。”

《查理周刊》的总编辑Gerard Biard说,讽刺的是,“我是查理”带来更多的是对其讽刺作品的批评,现在这本杂志的作品已经世人皆知,操作越来越困难,因为你对话的人不是你的读者,”Biard说,“俄罗斯人不理解这种幽默,因为他们不了解法式卡通的历史。”

为《查理周刊》写了十多年专栏的Patrick Pelloux也在去年11月离开了杂志社,他说,“这是场战争,我们不是战士,我们只是画画的。”

一年之后再回首,法国社会分裂依旧。《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去年11月份的巴黎恐怖袭击使得这道伤口又加深了。让法国人有了更沉重的总体焦虑感。

尽管所有人一致谴责恐怖分子的行径,但也有不少人并不同意编辑部的无下限嘲讽风格,例如对穆罕默德的调侃,不仅冒犯了伊斯兰教徒,还被批评为种族歧视。

就算在行业内,固执的他们也只获得了同情而并没有收获共鸣。杂志社的财务总监Eric Portheault说,在这一年里,漫画家感到孤独,因为同行都不愿意冒险加入他们的行列。

除了执笔最新的封面,Riss还写了一篇慷慨激昂的社论。《华盛顿邮报》称,这篇社论试图捍卫世俗主义以及“嘲笑信仰宗教的权利”。尽管杂志仍在,但那个“穷开心”的查理却早已离开了。

Riss在社论中回忆道,“在那3分钟里的60声枪响后,整个房间里陷入了一片沉寂,除了火药味,没人说话,没有声音……当时躺在地上,眼睛凝视天花板,我知道,查理已经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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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恐袭一周年 《查理周刊》都经历了什么?

尽管杂志仍在,但那个“穷开心”的查理却早已离开了。

法国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在1月7日出版该杂志社遇袭一周年纪念特刊。在新封面上,“上帝”穿着染有血渍的白袍、肩挎AK自动步枪仓皇而走,旁边注释文字的大意为“一年过去了,凶手仍逍遥法外”。

在遭遇袭击的一个月之前,《查理周刊》发行量不足3万,面临倒闭的威胁。但是在那之后,这本小众杂志的发行量反而涨了10倍,新增了20多万订户,编辑部一夜之间收到400万欧元捐款。数百万人走上街头为他们声援,网络上“我是查理”的支持者更是不计其数。

49岁的漫画家Laurent Sourisseau(笔名“Riss”)接过了杂志的日常管理工作。去年冬天之后,他和另一名漫画家Luz宣布不再画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去年9月份,执笔恐袭后第一期封面的Luz离开了杂志社。

1月5日,法国总统奥朗德与总理、巴黎市长出席纪念《查理周刊》遇袭事件遇害者的活动。

一年之间,《查理周刊》有了什么样的变化?Riss承认,现在的压力更大了,“以前我们销量小,工作放松,但是现在每个人都在看着我们。”

突如其来的资金和高关注度让他们措手不及。据《爱尔兰独立报》报道,幸存的员工都被创伤后遗症以及死亡威胁困扰,内部还因为股权问题产生分歧。

但即使遭遇重创、人员更迭,也未能改变他们自1970年代创刊起的无底限嘲讽宗旨。

去年9月底,俄罗斯客机在埃及西奈半岛坠毁后,《查理周刊》刊登了一个骷髅的封面,上面的文字让很多俄罗斯人感到非常不舒服:“低成本俄罗斯航班的危险。”这引发了数千名俄罗斯网民的在线声讨。

不久之后,由于刊登了关于叙利亚难民小男孩Aylan Kurdi的作品,编辑部收到了20次死亡威胁。当时,《查理周刊》在他的尸体旁边加了一个麦当劳的儿童套餐广告,还加了这样的注释:“如此接近目的地”。

“法国人习惯了黑色幽默,”Pelloux说,“我们并不觉得那是在伤害遇害的俄罗斯人或叙利亚难民,我们只不过是在表达对伪善的态度。”

那句著名的“我是查理”是巴黎新闻从业者Joachim Roncin首先设计出来的,他的设计引发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社交媒体声援行动。“我是……”这个格式也成为后来各种群体活动的标准格式。

“‘我是查理’无意中拔高了杂志的地位,这是我无法苟同的。”比利时作家Dyab Abou Jahjah在Twitter上这样评价这个标签,“我最看不惯的是他们刻意出版作品渲染穆斯林的种族刻板印象。”

《查理周刊》的总编辑Gerard Biard说,讽刺的是,“我是查理”带来更多的是对其讽刺作品的批评,现在这本杂志的作品已经世人皆知,操作越来越困难,因为你对话的人不是你的读者,”Biard说,“俄罗斯人不理解这种幽默,因为他们不了解法式卡通的历史。”

为《查理周刊》写了十多年专栏的Patrick Pelloux也在去年11月离开了杂志社,他说,“这是场战争,我们不是战士,我们只是画画的。”

一年之后再回首,法国社会分裂依旧。《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去年11月份的巴黎恐怖袭击使得这道伤口又加深了。让法国人有了更沉重的总体焦虑感。

尽管所有人一致谴责恐怖分子的行径,但也有不少人并不同意编辑部的无下限嘲讽风格,例如对穆罕默德的调侃,不仅冒犯了伊斯兰教徒,还被批评为种族歧视。

就算在行业内,固执的他们也只获得了同情而并没有收获共鸣。杂志社的财务总监Eric Portheault说,在这一年里,漫画家感到孤独,因为同行都不愿意冒险加入他们的行列。

除了执笔最新的封面,Riss还写了一篇慷慨激昂的社论。《华盛顿邮报》称,这篇社论试图捍卫世俗主义以及“嘲笑信仰宗教的权利”。尽管杂志仍在,但那个“穷开心”的查理却早已离开了。

Riss在社论中回忆道,“在那3分钟里的60声枪响后,整个房间里陷入了一片沉寂,除了火药味,没人说话,没有声音……当时躺在地上,眼睛凝视天花板,我知道,查理已经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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