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先生》一开头便切换到1936年10月19日凌晨鲁迅的弥留之际，在这个“恍惚迷离、生死交界”的梦魇一般的时空里，原配朱安、伴侣许广平、周作人、胡适、左翼作家们等一系列人物轮番与鲁迅进行对话、质问和激辩；随后鲁迅看到了自己死后被供奉起来，于是陷入更加痛苦的反思和自省，并向青年们发出诚挚而深切的呼告；最后他在椅子上停止呼吸。

这是李静作为编剧的处女作，2009年她接到导演林兆华邀请开始创作，历时整整3年才终稿，剧本于去年出版，话剧正在阶段性地排演，将于今年3月底上演。今年正好是鲁迅逝世80周年。

不到3万字的剧本花了3年，难度可想而知。早有前辈警告过她，“鲁迅题材可是个百慕大三角啊，搞创作的没有不在他这儿翻船的，你要小心”。但出于“对鲁迅的爱和好奇”以及“他与今日之我的相通——他当年反对的事物，至今依然是我们获得幸福的最大障碍”，她没有止步，尽管她也感觉到了重重暗礁。

创作的初期，李静搜罗了与鲁迅相关的海量资料，鲁迅全集就不用说了，许广平文集是必看的，朱正的鲁迅传记《一个人的呐喊》是案头书，由众多亲友学生回忆文章组成的六卷本的《鲁迅回忆录》，“回望鲁迅”丛书，各种书信来往，汪洋大海般的研究论著，“能搜罗的都搜来了，快把我看吐了”，如此便一年半。

“知道得越多，越没法写”，前后写了不同的两稿，第三稿又另起炉灶。她想写的不是“圣人”——所谓的“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也不是大众追捧的“凡人”——所谓最有人情味的“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好师长”，她要写的是“一个复杂而本真的心灵”，表现出“鲁迅精神世界的强烈和复杂”。

最后李静决定将内容集中于鲁迅平生的三大伤心：早年不幸的旧式婚姻，中年兄弟失和，晚年与全心扶助的左翼力量闹得不愉快。在她看来，贯穿这“三大伤心”的精神逻辑是“爱与自由的悖论”，爱是牺牲之爱，舍我之爱，它与自由注定是一对难以两全的矛盾。

在剧中，李静让象征权力的“持鞭的男人”来“审判”鲁迅：“您宣布要陪您太太做一世的牺牲、完结四千年的旧账，结果呢？读者感动的泪水还没擦干，你就娶了仰慕您的女学生，把太太丢给了老母亲。您说过要听革命者的将令、甘当梯子，结果呢？青年们刚刚鞠了躬还没直起身子，您就大耍个人主义，公开和他们翻脸，让反动派看笑话”。

形式上，李静放弃了写实，而是采用了意识流的手法来表现鲁迅“波涛汹涌的内在世界”，剧中有着大段“临终的眼”式的内心独白，“写起来跟写诗一样过瘾”。

如鲁迅附身般，李静做着鲁迅式的无情的自我反思和拷问，并将这种自省推进到鲁迅本人可能未曾到达过的境地：“我确实曾做过关于天堂的梦，梦里所有流泪的人都在那儿得到了安慰。为了这个梦，我曾许下天真的承诺，牺牲自由的自我，可我无法牺牲到底。因为自由的本能发作了。可我并不后悔。如果有什么可悔的，那就是我不该相信，对自由的牺牲能带来自由的结果。我也不该相信，人可以不受约束，作自己的神。”这便是她对“爱与自由的悖论”的回答。

在写作《大先生》之前，李静以文学批评为主业，曾在《不冒险的旅程——王安忆的写作困境》一文中对王安忆的作品提出尖锐的批评，也曾大力肯定王小波和木心的文学成就，并对莫言、贾平凹、林白、过士行、林兆华等作家和导演作过长篇评论，这些文章结集为《捕风记》。她是《北京日报》的副刊编辑，也常写话剧评论，剧评结集为《必须冒犯观众》。至少一周看一两次话剧，“要不喜欢就不会去写话剧了，以后的精力会放在创作上——除非遇到了非常重要的批评对象，为了他要搁下创作去阅读”。

“突然从文学批评转到戏剧创作，好像极少有人这么干吧。批评家不要搞创作，基本上是一个行业共识。学者偶尔写个小说，也不会被严肃对待，觉得那是玩票，不务正业。我为什么跨越这个禁忌？因为我是混沌的傻子啊，写了二十来年，才发觉自己不是提供答案的人，而是问问题的人。创作，就是提问，提无解之问。”

生于1971年的李静早就有当作家的理想，因此她上了北师大中文系。“刚进校门，就被告知中文系是培养批评家的，不是培养作家的，我就懵了，可是特听话，还真的老老实实向批评家的道路走去，直到憋不住的这一天”。

她的童年在压抑不安中度过，但最难熬的是青春期。“自卑得要命，以至于不能开口说出一句完整的话。”她害怕上学，害怕同学们漠然而陌生的目光与自己相撞。“每个早晨，通往学校的路就是去死的路。每天晚上，躺上床就松一口气：这一天总算活着熬完了，总算还有一个黑夜，让我不必面对那冰冷的校园。”现在想来，她觉得那是典型的青春期抑郁症。

24岁时，她认识了王小波，视他为精神上的兄长，对他的作品经常给予热烈的反馈。两年后的1997年，王小波的去世给她以极大的震动，她从漫长的梦魇中惊醒过来，重度抑郁竟一下子好了。

现在的她看起来平静、沉着，语气平缓，时有犀利之语，说到一些事情时声调激昂一小会。写完《大先生》后，她感觉跟鲁迅很熟很熟了，有时候忍不住数落他。

访谈：“我觉得鲁迅、周作人和胡适他们三个人都很了不起，都是很珍贵的财富，虽然都有各自的缺陷。他们不应该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某种程度上，我觉得鲁迅其实是中国的基督。“

问：《大先生》这个话剧引起了不小的关注，有几场围绕它进行的读书会，陈丹青等也有评论，这在你意料之中吗？

李静：好像没有太吃惊。我有一半一半的预期。一半的预期是大家对鲁迅不感兴趣了，遇冷的话也比较正常。另外一半就是，这么多年每到有社会事件时，你一搜微博，好多人都在引用鲁迅，你每天都能在微博上找到谁又引用了鲁迅什么话来说现在的事，总是会有人不时地想起他来，他一直生机勃勃地在场。所以关于鲁迅的作品受到关注也不奇怪。

问：话剧对你的吸引力在哪？

李静：话剧的吸引力在于，它能直接和观众对话，直接作用于观众。作为剧作者，你的精神能量直接对观众产生影响，那种感觉是特别强烈的。同时，这是你和社会的一个对话，这种对话比较宏观。小说可以写特别微观的东西，戏剧的题材也可以是微观的，但有很强的公共性，会超越小我，让你自我扩展，不会活得特别小。它和书斋里的那种微妙的快乐不一样。

还有一种快乐，是体验和创造了某种精神养分的那种快乐。中国话剧一直缺少现代的精神性。前几天看了一部关于波兰戏剧导演康托的纪录片，发现他的舞台总是吵吵闹闹的，不停地在演奏欢快的音乐，同时舞台上发生着杀戮、死亡和弥撒。一般的闹剧是让人单纯地觉得好笑，他的闹剧是让你觉得既可笑又绝望，既有肆无忌惮的罪孽又有宗教的严肃性，这就是现代喜剧的双重性。

波兰的戏剧直接植根在基督教传统里，直接关注精神性问题，不会对搞笑题材、日常生活的鸡零狗碎作出就事论事的关注。虽然表面上会做日常生活题材，但探讨的是深刻的精神问题。我写《大先生》，很希望在精神探讨上能掘进一厘米。

问：你以前对王安忆的批评非常尖锐，现在怎么看她？

李静：看法没什么变化。我始终觉得一个好作家，会增进人的敏感和诗意，以及对人性腹地的理解，对强制性力量的叛逆。

问：王小波的去世怎么会让你的抑郁症一下子就好了呢，听起来有点奇怪。

李静：抑郁是因为把注意力都放在了自己身上，审判自己，对自己不满，但当有一个更重大的事件发生在外面，你就会忽略这个过于沉浸在琐屑和个人痛痒的私我，关注意义本身。

王小波的去世不是他个人的事，我把它看成一个精神事件。通过看清楚社会的文化机制如何对待一种珍贵的才能，如何制度化地抑制那种挑衅的才能，我突然认清社会的某种本质性的现实。这对我震动非常大。

当你发现非常尊敬的人突然从世界上消失，你会感到现实在你面前撕裂了一个口子，发现某个从前很抽象的大问题，真的与具体的你有关，你就会感到：应当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直面这种有意义、有挑战的残酷问题上去，而不是屈从于某种无声而自感卑微的生命状态。

问：王小波后来对鲁迅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李静：王小波的一些用语，比如拿肉麻当有趣之类，都是从鲁迅那儿来的，他年轻时深受鲁迅的影响。但后来他认为鲁迅问题很大。许倬云先生是他的老师，许先生又是胡适的学生，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他从这个角度，对鲁迅作出了新的审视。

问：你在剧中选取了周作人、胡适来跟鲁迅作理念上的对比。

李静：鲁迅是人道主义者，是要通过燃烧和奉献自己来救赎众生苦的一个人。周作人其实也是人道主义者，但更偏重个人主义。胡适是自由主义者。

周作人也同情弱势者，但他更看重自己的园地，当这种看重被剥夺的时候他就要誓死捍卫自己的园地——周作人不是有一本书叫《自己的园地》嘛。他强调文学不是要把人联合起来，文学是要人与人分离，就是说，文学使人更加面对自我的内心，更加能接受自我的孤独。他对于文学本质的理解更深刻。

周作人觉得知识者应该有一个自己的空间，有权利去做更加精英化的事情，当这种精英化的欲求和拯救众生相矛盾的时候，他是觉得知识者应该做知识者的事。他对个体的权利更看重——我是可以选择的，我不一定要把自己完全奉献出来，把自己完全奉献出来的后果可能是既把自己毁了，也对对方无益。你可能对阿Q一点好处都没有，但你自己也什么都做不了——周作人是这样的。

而鲁迅是一个热心肠，就是选择殉道奉献这样一条路，和左翼联合。鲁迅对周作人和胡适的路都是不认可的，我觉得他的这种不认可表明了他自身的一个限度，一种可以同情理解的思想短板。

我觉得他们三个人都很了不起，都是很珍贵的财富，虽然都有各自的缺陷——胡适也有缺陷，他不得不和权力合作，和蒋介石若即若离。我觉得他们不应该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现在知识分子仍在争：是选择鲁迅还是选择胡适，或是站在周作人一边的，就要否定鲁迅，这还是一种独断论。

问：《大先生》中的鲁迅几乎有基督的色彩，我的感觉对吗？

李静：对，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他其实是中国的基督。但他的理想是在地上建立天国，他不相信有来世有灵魂有永生，不相信天堂，他就希望在现世，苦人得酬报，大家不隔膜相互关心，众生平等，他希望这些统统在人间实现。所以他就很着急、很现实地去寻找他的合作者、同路人。

他说过，“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他觉得任何地方都有争权夺利、划地而治，他特别讨厌压迫、人和人的不平等，他最恨的就是统治和被统治、奴役和被奴役的关系。

在剧中，我让他说出：“所有流泪的人都在那儿得到了安慰”，这是他的仁慈、他的理想。你可以用基督来比喻，也可以用地藏菩萨来比喻。地藏菩萨的誓言是“地狱未空，誓不成佛”，鲁迅是有这种情怀的。

问：最后一段鲁迅的独白里有一句，“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者，万勿和他接近”，很眼熟。

李静：这是他的原话，在他的《死》一文里叮嘱他妻儿的。好多自由主义者特别反对他这个观点，但你要看这个观点表达和针对的是什么。它针对的是弱者没有话语权的情况。强权占有绝对优势，你弱者被欺凌了，还不能反抗，还要你弱者来宽容强者犯下的罪孽，那不就是损着别人的牙眼——牙漏了有个眼那得多疼，还继续损害那个牙眼——还让对方宽容，告诉他别嫌我把你的牙眼弄得更疼哦。

他反对的是这种奴才哲学。有人说过民主不是求来的等来的，而是自己头破血流争来的。宽容的前提是犯罪者要低头认罪，他不认罪你还宽容他，那叫怯懦，对恶的纵容。

问：“你可以捧着别人的眼泪，但不可以牺牲自由”，你将鲁迅的自我反思走到了这一步。

李静：其实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他并没有完全牺牲他的自由，他做不到，一到要被吞了的时候，他就赶紧走了。他加入左翼完全是出于个人情感出于爱，出于对青年之血的怜惜，但你让我玩计谋我可不愿意。他后来跟左翼也闹掰了。他完全是感情性的，他还是以个人意志行走的自由魂。

问：他真是好矛盾的一个人。

李静：天秤座嘛，晃来晃去。

问：你最后的反思其实是和周作人、胡适接近了啊。

李静：是有一些，他们三个的元素都有一些。鲁迅对我来说是情感、审美和道德的力量，不太是思想的。虽然他对生活世相、国民性看得很透，但一涉及政治就挺晕的，尤其对个体自由，他觉得这个并不重要，平等最重要。其实是自由优先才行。

他觉得自由优先太冷漠了，一说自由他就觉得是贵族的、高高在上的、不顾他人死活的，他受不了那种冷。但没有一点冷，文化全部会被毁掉。他自己也是靠强大的冷静，创作了精粹的文本。鲁迅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才华旺盛却不爱惜自己的才华，接地气，快意恩仇。林语堂和周作人说他见啥斗啥，睚眦必报，有部分道理。却不说他同时又慷慨豪奢，大爱淋漓。

问：想想鲁迅这个人真是蛮丰富的。

李静：鲁迅做过好多婆婆妈妈的事，比如他对待徐梵澄。徐梵澄有天才，也有点怪癖，不知道为何，他写的文章，一定要鲁迅抄一遍再投给报社，原稿一定还给他。鲁迅就满足他，有时候是自己抄，有时候是许广平抄。徐去德国留学，鲁迅托他带一些中国画本给德国朋友，两年后他从德国回来又把这些东西带回来了，说我觉得这些东西给他们挺可惜的，鲁迅无语。

后来二人不来往了，但徐梵澄终生感念鲁迅对他的好。先生逝世五十周年时，他写的文章里有这样的句子：“每一怀念那一伟大人格，往往生起愤懑。我觉得纵使现在树立若干铜像或石像，建筑若干纪念馆之类，皆不足以补偿那惨淡奋斗的平生。简直一团固结的悲凉，凝冻在胸中而难灭……”“惨淡奋斗的平生”，这个词真确切啊。

 

本文首刊于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