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田丽丽是个黑白分明的摩羯座，她把世间万物划分为正确的和错误的两类，永远坚持自己认定的正确。但命运有时候阴错阳差，考大学那年，田丽丽报考了她认定正确的新闻专业，却被调剂到了法学。
我不了解田丽丽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是否重新做出了判断，总之，她成了我的同班同学。她和我说起她人生的第二个原则：做了选择就不再去后悔。
田丽丽毫不犹豫开始重新安排人生。本科毕业她考了法学研究生。几乎每个周末，田丽丽会搭乘北京731公交车，穿过小半个城市来找我打牌，她会住上一两晚，赶在周一上课前回学校。
我想田丽丽在顶尖的法学学校里每日并未头悬梁锥刺股，她每周和我讲的学校趣闻，大多是班级里又开展了哪几场80分升级比赛，女生寝室又赢了男生寝室。给我的感觉，在校研究生们的主线是打牌，辅线才是学习。
直到田丽丽毕业时，我才知道她的学习并未落下，她的毕业论文拿了奖，连她帮别人写的论文都得了奖。她拿着奖金请我们吃了顿麻辣香锅。她并不太发愁自己的工作，摆在她面前最明确的两个选择是：考公务员和做律师。对于法学专业的学生来说，除了那些有极其明确目标的人，绝大部分毕业生在找工作时都是怀抱着能录取哪个是哪个的心态。
田丽丽进行两场公务员考试，一场报考了北京中级法院，一场报考深圳基层法院。最后，她被深圳法院录取。两个负责政审的公务员来到田丽丽的学校，审阅她的档案，和她的同学访谈。向田丽丽介绍了她即将工作的地方刚建成了新办公楼，那将是全亚洲最现代化的法院，拥有最现代化的法庭。
田丽丽很是期待。她开始一遍遍规划要做一个好法官，再一步步做成大法官。她匆匆和我们告别，离开她生活七年的北京，在2010年的七夕情人节落地深圳。
深圳对田丽丽而言是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她清楚地记得，去法院报道的第一天因为不认路早下车了一站地，只好步行前往。一站地的距离，田丽丽越走越心凉，道路两旁都像是临时搭盖的房屋，充斥着各种五金店和小卖部，她边走边问自己：“这就是我以后要生活的地方？”
走到法院门口，一个中年妇女坐在大门边的花坛上唠唠叨叨，咒骂案子如何不公。田丽丽隔着三四米听了好一会儿，她犹豫着要不要进去报到。
很多年后，田丽丽还记得那一刻的纠结。最后她还是进去了。新人报到后，最先进行的是职业培训。新进公务员的职业起点是法官助理，培训就围绕着怎么做好这个职位——请了资深的法官教导工作流程，也进行政治教育课，提醒不能枉法裁判，不能司法腐败。
培训结束后，田丽丽被分到距离院本部仅一公里的派出法庭。那是个独立院子，一共七层楼，和博物馆共用办公室。一楼有接待大厅、调解室、监控室。审判区和办公区用玻璃幕墙隔开，四个审判庭，每个办公室容纳一到两人，法官独立一间。
田丽丽所在的法院是深圳最早的司法改革试点单位，目的是实现法官精英化。法院给每个新人都安排了一个师傅，师傅是稍有资历的法官。田丽丽分到一个快50岁的资深法官。第一天，师傅交给田丽丽一个刚审完的交通案件的案卷，师傅很腼腆，并未多说，只是让她试着写写判决书。他似乎也没指望新人能写出完整的判决。
那是一起非常普通的交通案，但作为法院新人，田丽丽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交通案件的地域性很强，需要判多少钱与当地工资水平有关。田丽丽只知道法理怎么判，却不知道判多少。上班第一天，她在法院案库里按照案由检索，查看最近的交通案子，看了大约七八十宗案卷，了解这一类型要判赔多少项目，每个项目怎么计算，务工费、伤残赔偿金、精神赔偿、被抚养人生活费等等，以及保险公司的责任分担。
第二天早上，田丽丽按照正常上班时间九点到达法院，打开电脑开始写判决书。这个案子她写了一天半，写了十几页。田丽丽把判决书交给师傅，他看完后挺满意，大概修改了一下，算是大概了解了徒弟的水平。接下来，就是徒弟学师傅。
田丽丽仔细观察后发现，师傅每天会提前半小时到达法院，在日常中，一周要开十多个庭，短的一小时，长的需要一整天。师傅每周五和周六就会开始阅读下周要开庭的案卷，他会用铅笔在纸上写下开庭要问的问题，夹在卷里。因此，每周六他会到办公室加班一天，从不间断。
田丽丽所在的派出法庭，每年需要审结1300到1500宗案子，分到每个法官头上，一人一年需要审理两三百个案子。田丽丽一开始觉得这个工作量实在无法承受，几乎每个工作日都要写出一个判决，还得庭审和处理其他事务。
普通程序案件的合议庭，多由一个法官和两名人民陪审员组成。人民陪审员是从陪审员名册中选出来的，他们基本上都是公务员、老师、医生和退休人员，每次陪审的报酬是50块钱。人民陪审员更多是个摆设，他们在庭上很少会提问，庭后的讨论也只是个人观感：“这个人太差劲了，连自己孩子都不养。”人民陪审员从不左右判决的结果，但由于法官人手不足，缺了这两个人民陪审员，普通程序的案子就没办法开庭。
师傅庭审很仔细，问题总是问得很细，遇到情绪激动的当事人，在法庭上控制不住老说重复的话，师傅也很耐心地让对方说下去，常常一个庭审会没完没了地开上一天。
开完庭后，师傅一般都会得出结论，是支持原告还是被告。如果田丽丽的意见和他相左，两人就会仔细讨论。田丽丽是法官助理，不需要参加开庭，她根据师傅庭审的案卷写判决。
她从上班写到下班，平均两天写三个判决。我们那时都觉得，用不了多久，田丽丽就会按照她所规划的那样，成为一个优秀的大法官。
二
2012年，我到深圳看田丽丽。她的宿舍楼在一个老旧民宅里，三个同事共用不到100平米的房子，每人一个房间。楼上楼下都住着她的同事，大家一起坐班车，一起上班下班，三餐都在一起吃，饭桌上讨论的都是案子，和学生时代并没有太多差别。
田丽丽正忙着全国法院的征文比赛，前一年她选了民事审判的题目，这一年她在写一个银行卡盗刷的案例研究。我发现田丽丽工作起来得心应手，而且很有规律。每周五下午是她自己规定的学习时间，那个下午她不写判决，会学习最新的法规和判例，总结审理过的案子。她发现自己审的银行卡盗刷案都没有被改判，说明思路和上级法院是一致的。她认真研究每个案子，总结出银行卡盗刷的重点是举证责任的分配，就此写了篇论文。
但田丽丽开始有了抱怨，经常唠叨工作中的琐碎。她遇到了一个交通案，肇事人是个外地打工的年轻人，他的面包车在红绿灯路口撞了人。田丽丽对他的第一印象是善良老实，伤残事故的赔偿近十万，年轻人没有上交强险，又是外来务工者，这笔费用着实不小。
田丽丽在内心是有偏向的，她希望能帮年轻人调解，或者争取少判点钱。但在法庭上，年轻人要求调取监控录像，这时距离他撞人已经超过半年，而此前他对交通认定书并没有异议。田丽丽向他解释：“第一，你没有在法定期限内提出调查取证，第二，你提出的取证对我们没有意义，我们不能去修改责任认定书。”还有一点，田丽丽没说出来，法院调查取证很难得到配合，他们根本调取不到这个录像。
年轻人不听，又要求重新做伤残鉴定，“他要求患者完全痊愈后重新做鉴定，这不符合法医学的意见。”田丽丽向我抱怨。
不管田丽丽怎么向他解释都没用，年轻人非常激动，甚至说法院偏向原告，这让田丽丽很受伤。事情发展到后来，年轻人天天带着他七八十岁的母亲来法院闹，在开庭过程中冲撞书记员，还打了书记员。田丽丽最后秉公判决了这个案子，年轻人上诉后，上级法院维持原判。
法院前辈们给田丽丽的意见是：“案子不能投入太多，每个人你都会觉得很可怜，但其实并不值得可怜。久而久之，你见怪不怪，变得麻木就好了。”
我想，田丽丽并不希望变成这样。她告诉我，她想回北京。
她开始到处托人在北京找工作。问及原因，她说：“基层法官并不是一个有尊严的职业。”她讲了她遇到的另一个劳动争议案子，当事人是个IT公司的员工，在公司的国外驻地打架被调回国，他开始闹事，公司就把他开除了。案子到田丽丽的法院，判了这家公司违法解除。这名员工又回去上班，但他同时提出一个劳动争议案件，要求公司补发他被开除后的工资，法院支持了他。员工胜诉后，在博客上天天辱骂公司领导，公司受不了了，与他谈了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协议，赔偿他60多万元，让他离开。
但他签完协议就后悔了，又到法院起诉，要求认定这份协议无效。这一次，法院并没有支持他。他开始在博客上辱骂法官和书记员，跑到法院又立了一堆案，包括要求公司公开道歉。
最后，这名员工跑到法院大闹，骂哭书记员，在电梯里辱骂田丽丽的师傅。师傅的脾气是出了名的好，也忍不住写了申请，希望以扰乱法庭秩序的名义拘留这名员工。院长没批，副院长接待了员工，谈了两次，要求他删除攻击语言。他却变本加厉到法院闹，师傅再次提出申请拘留他，院长还是没同意。
“太失望了，对这种人不能让步，这个时候院长没有维护审判人员的尊严，整个庭都非常泄气，我们都觉得，遇到事情，根本没有人会为我们撑腰，”田丽丽抱怨，“在维稳这件事情上，我们吃了很多闷亏。我觉得只要案子是站得住脚的，经得起检查的，就不应该让步。”
另有一次，一个河南打工者在深圳被车撞死，政府用维稳的钱赔了死者父母八九十万，结果钱拿回老家被儿媳妇占了，老两口又跑回深圳法院，躺在法院门口，要求帮他们主持公道。法官们出来解释：“你们应该回河南打继承官司。”但他们说，河南的法官不会管的。正好那年赶上大运会，法院为了维稳，赶紧给老两口安排了住处，只要他们出门吃饭，就得派人跟在后面买单。
“到最后，就好像是我们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田丽丽说。
三
对我来说，法官这个职业是最近五六年才逐渐清晰起来的。我的奶奶曾经是名人民法官，印象中，她永远是一身蓝色制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说话理直气壮。奶奶的原则性很强，很多时候，她的脸上就刻着“不可侵犯”四个字。在她60多岁时，还保持着每天早上起来诵读法条的习惯。
小时候，我曾去过奶奶的法庭，那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房间，木质的旧椅子，有些小喧闹。我读了法学专业，在奶奶看来，是继承了她的衣钵。我也曾经想象过成为一名法官，但我想象中的画面，大多是外国电影和港剧里的法官角色。而我第一次正式参观法庭，是在大学，老师带我们去旁听法院的庭审。
那是位于北京的朝阳法院，方方正正的大楼和高悬的国徽让我感觉肃穆威严，同学们都屏住了呼吸，小心翼翼。法庭给我的最初感觉，并不像是个打官司的地方，更像个神坛，而其中最显目的就是法官。每次在法庭里，我都会有种错觉，认为法官们的身躯都异常庞大，他们似乎比正常人高大许多。我猜那是椅子的缘故，或者是法袍的缘故。
大学毕业后，决定选择法官职业的同学都报考了研究生。我不想再读书，便开始工作。我很难在学生时代把那些准备做法官的同学们，和这份职业联系在一起，对很多法学学生而言，法官太神圣了。
我的法官朋友们，大多是女生。她（他）们并没有比正常人更高大的身躯，彼此也并不相似，有普通人身上所有的毛病，也常常脑子不清楚，有时候辩论起来，说话总是没逻辑。
有时候，我会询问她们一些热门法律问题，比如某个法律修正案什么时候出台？她们一脸怒气：“这我上哪儿知道？”我拿报纸上的热门案例请教她们，得到的答复往往是：“我也不清楚啊，知道的和你一样。”但我们一聊起某个离婚八卦，她们分析起财产分割和抚养权总是头头是道。
法官朋友们总是很穷。起初我不相信，因为她们衣食住行基本都是单位负责，根本没有花钱的时间和地方。法官朋友们总是在加班，晚上在加班，周末也在加班，她们好像比任何职业都忙。
每次聚会，她们总会鸡毛蒜皮地讲一些琐事，都是工作中遇到的小事，用法言法语的表达方式，让人一头雾水。当我身边的法官朋友越来越多时，我觉得这真是个怨气很重的职业。她们似乎无时无刻不在抱怨，似乎每个人都干不下去了。
四
王箫是田丽丽研究生时期最要好的同学，也就成了我的朋友。我有时候会想，她们真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人。田丽丽渴望成功，王箫安于生活，田丽丽不谈恋爱不结婚不生娃也没有这些计划，王箫大学一毕业就按部就班开始解决这些人生难题，而且非常热心地帮助别人去解决这些难题。
王箫进入法院工作，并没有太出乎大家的意料。她和老一辈人的想法一样，认为女孩子应该去做公务员，有保障又稳定，钱的事情让男人去愁。
刚入法院的头两年，王箫谈得最多的是分房。这也是我的法官朋友们最热衷谈论的事情，从他们进入这个系统的第一天起，就翘首盼望能够分到一套房子。2010年，和王箫同一批进入北京某基层法院的有近70人，他们住在法院的公租房里，两居的租金是4500元，一居租金大约2700元，据说这是周边房租的八折。法官们需要一次缴完一年租金，而刚进法院的硕士生，每个月工资只有3600元左右。
法院朋友们的聊天话题，总是围绕“大概什么时候会分房？”。不幸的是，王箫所在的法院在2008年已经分过一次房，2005年之后入院的公务员都没有资格享受。而他们所在的区域寸土寸金。我去过王箫的办公室，六个人挤在一间不到20平米的房间里，每人除了一张办公室，还配有一个案卷柜，平时走路都要侧着身。
很快，王箫的话题转变为“还会不会分房？”。每次提及，她都一脸沮丧唉声叹气。在法院的第三年，王箫终于等不及了。她和家人在距离法院一个小时路程的地方买了房，开始准备进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生孩子。
我从田丽丽口中得知，王箫的新阶段并不太顺利。后来我还听说，这两年，基层法院的很多适龄女法官在怀第一个孩子时，都会流产。大家私底下议论猜测，这也许和工作压力太大有关。
王箫的工作状态是，每天早晨七点半出门，九点换好制服开始上班。案多庭少，法庭不够用，王箫需要和其他法官合用一个法庭，她的庭审时间都排在了下午。整个上午，王箫都在写判决书，大多数案子光证据就有二三十份，她都要仔细阅读。她还要见缝插针地打调解电话，听听各方意见和诉求，帮着分析利弊。
好几次，我在工作日的中午去找王箫吃饭。她坐下之后第一个动作就是喝水，一口气喝上两三杯：“一上午忙得水都没时间喝一口。”这完全颠覆了我对公务员们“喝茶看报”的想象。
王箫午饭的时间很短，她总是急着回办公室阅卷。下午一点半，开第一个庭，她把第二个庭排在三点，但实际上每个庭审都会多用一些时间。等到所有的庭都开完，也已经快要下班了，许多同事会选择在法院吃饭，再加班。但王箫需要赶回家做饭，晚上再加班写判决。
经常加班，并不是因为王箫的工作效率有问题，她是一个办事极其利落的姑娘，她所在法庭要求每人每月的任务量是25到30件案子。自从2015年5月立案登记制实施后，要求“有案必立，有诉必应”，法院的案子一下子曾爆炸状，尤其在民商庭，每人每年要结完400多件案子，还会遗留300多件未结案。
为此，北京一些基层法院的规定是，每年九月份开始，每周二、四加班到八点半，一直加到12月30日。有些法院则规定，周六上班，正常打卡，不上班的通报批评。
即便如此，案子还是审不完判不完，当事人便常常打电话来催促，问题大多是：“为什么还没有结案？”，“为什么这么慢？”王箫不得不一个个解释：“这案子也有个先来后到，您再等等。”等久了，当事人总是不放心，一而再再而三来询问。有些法官受不了，工作时间每分每秒被电话轰炸，直接就拔了电话线，或者拿件衣服盖住电话。
找不到法官，当事人更急了，便开始投诉法官。田丽丽问过王箫：“遇到这种投诉，你们院会怎么办？”王箫说，会有相关部门去接待，不会反映到我们这里。
但在深圳，田丽丽的司法改革试点法院，投诉的渠道五花八门。田丽丽形容说，她所在的法院就像个餐厅，是个服务机构。信访办就设立在立案大厅旁边，全院脾气最好的两个人坐在那里，一周五天工作。他们接待完投诉人，把投诉内容抄送所有与被投诉人相关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这条投诉信息会出现在被投诉人的OA办公系统的待办事项里——如果你不处理，它就会随时跳出提醒。
投诉人还可以去区政府、司法局、街道办、检察院、中级法院，几乎到哪里都能投诉到田丽丽。深圳市中级法院还研发出一个便民措施，直接拨打投诉热线，热线电话将自动生成一条短信发送到被投诉人的手机。如果收不到被投诉人的书面回复，就不断发送短信提醒。
在北京，王箫的法院，有时候当事人找不到法官，便跑到法院门口，大喊法官的名字，后面再加上一句“枉法裁判，不公正”，法官们就能直接犯焦虑症。
整个2015年，王箫身边人心浮动，许多同事都想辞职。进入法院工作要签订一个五年的合同，合同期满才能辞职。每年的7月，就是辞职高峰。2015年，王箫这一届的法官入职刚满五年，一下子就有17个人提出辞职。但北京基层法院的人手实在太紧缺，有些法院不批准辞职，有些则会压到年底才批。
同事们离开的时候，王箫正在休产假，她的这一胎终于顺利分娩了。我去看她，她抱着孩子，还在担心法院的工作。在我看来，王箫显然是很适合法官这个职业的，她没有太多的欲望和需求，但我不知道，这份忙碌的工作是否会挤占她未来的人生。
五
在深圳，田丽丽也谋思着她的辞职。基层法院的工作其实是平凡普通的，但她发现自己最终记住的，都是那些伤害她的案子。起初她还好言好语，给当事人普法，时间长了，耐心也渐渐失去。而且，这些还只是外部矛盾。在法院内部，围绕着分工和晋升，又有数不清的矛盾。
进入法院之前，田丽丽对我说，她期待有个途径能够晋升到高院，多做研究型工作。但进入系统一两年就发现，除了重新考试、进行遴选，根本没有这个可能。整个法院晋升的体系极其不健全——以前法官们靠熬年头还可以晋升，现在连熬年头都不行了。
田丽丽所在的法院，司法改革员额制试点得稍早。所谓员额制，极大程度地削减了法官队伍，要求法官员额不高于法院工作人员的39%。这意味着，田丽丽这个法官助理晋升为法官，需要更长的时间。而她在其他法院的同学们，工作两年就已经是法官。
考核法官的标准也让田丽丽不服气，其中之一就是上诉改判率。田丽丽说，在法院内部有个说法是“做多错多”——“审得多的人肯定错得多。不干活的人，判决书永远不会出错，他们更容易晋升。”田丽丽的师傅兢兢业业，直到快50岁才混了一个正科级。田丽丽后来改做法院领导的法官助理，对方的审判风格是每个庭审十分钟完事，什么问题都不问，让写判决的田丽丽去发补充询问，书面再了解。
每年评法院先进，是田丽丽最受挫的时刻。头两年，她都是法庭同事们认可的先进人选，但领导一句“再考虑考虑”，就能直接把她淘汰，“不是说你是干得最好的那个，就能得到一个公平的待遇，很多时候，你还要和领导的关系够好。”
有一年，田丽丽来北京出差，提及法院辞职的前辈：“有个法官审理拆迁，两次都没能通过审判管理委员会，领导让他再回去想想，后来他要求调离岗位，最后辞职了，这就是因为他的良心不能接受，但也有人就忍气吞声了。”
我了解田丽丽黑白分明的性格，即便遇到领导打了招呼的案子，她肯定还是秉公办理。她说：“我遇到的也就几次，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意思是尽可能支持‘他们’，我能做的就是对领导请托的人态度好点，多给他们一些建议。”
2014年，田丽丽终于辞了职，她决定回北京做律师。在提出辞职之后，她和第一个师傅长谈了一番，聊到现状和遇到的事情，两人都很失望。在那次IT公司员工闹访的案子之后，师傅调离了审判岗位，从事法院行政工作。
在北京，我和田丽丽又恢复了学生时期的热络来往。她常常会提及自己那几年的法官生涯，但没有一刻后悔离职。
六
自从2007年毕业以来，我那些做法官的朋友们如今大多已辞职。理由大多相似：没钱、忙、没有上升空间、没有职业尊严。
陈传辞职后，发了疯似的想赚钱，他需要养家，孩子要上学，老婆要买新衣服。在法院工作的那五年，他去超市只挑带黄色标签的特价品，从来没有离开北京旅行，不是没时间，是真的没钱。他老骂自己的老婆，不工作还这么败家，其实她只是偶尔去服装批发市场买几件衣服。他告诉我，他每月工资4200元，每3个月发1500块钱奖金，年底有1万元奖金。光是法院给他租的房子，每月就要3000多元房租。他展望了一下未来，即便熬到庭长，每个月也就7000多元工资，哪怕院长也就1万多元。
宋峰是在2014年从北京海淀区法院辞职的，他选择去大公司做法务。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很多，他开玩笑说，刚进法院时，庭长语重心长说，你们好好干，我们这里成长得非常快。五年后，一照镜子，果然成长得快。外面世界的诱惑很大，工作满五年的法官找个年收入二三十万的工作并不难。
宋峰也试图寻找过法院内部的上升空间，“但中国的现实是，判决书好坏换不来法官的声誉，更别提经济利益。”法院内唯一的上升通道，就是官职的变化，几乎所有还有职业追求的人，都在竞争副庭长，一个庭配备两到三个副庭长，海淀法院不超过15个庭。但即便竞争上了副庭长，从副庭长到庭长这段路，95%的人走一辈子到达不了。
这些离职的法官们，有人成为公司法务，也有去做律师。法官圈里把法院称为“北京律师培训学校”。尽管法官转行做律师，有一定的从业限制，但并没有让这些辞职者畏难。
“即使后来做了律师，在法庭上被法官呼来喝去，会想起自己曾经也在这么一个审判岗位，和台上坐着的人曾经一起战斗过，但理性想想，也不会后悔。”宋峰说。法官圈里，还流传着一句话：“辞职了的法官没有一个是后悔的。”
但在这股辞职风潮中，我的法官朋友李君则选择了另一种需要秘密进行的解决方案：他开始学佛并皈依。最初的原因是工作压力和感情不顺，后来他告诉我，他发觉佛法比法律高级多了。
“佛法要求破我执，原来很多东西我放不下，现在就可以放下了，原来我会觉得我要努力去做，每年拿优秀，往上走，当专家型法官。现在我不会把这些东西看得太重，”李君说，“我说不清楚这是学佛的原因，还是我权衡利弊之后作出的选择。”
我想起他最初做法官之时，总是半开玩笑展露自己的野心，“我要做个公正无私的好法官”，“我想当院长”。他那时总在寻找正当向上的路径，遴选高院或者最高院，竞聘岗位，但最后都发现此路不通。
在法院，常常有各种关系户来打招呼，方式千奇百怪，有领导私聊，也有领导在卷宗里夹纸条要求偏袒的。时间长了，连普通同事都会来打招呼。李君起初置之不理，然后开始困惑。在同学聚会上，他严肃地问我们：这该怎么办？大家开玩笑让他守住底线。
但法官们也说，许多案子都是可左可右的，法院内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守住底线。法院的老前辈会告诫新法官，碰到这种困惑，“帮人不害人”。李君为了守住底线，似乎已经断送了领导的信任。
2016年，中国开始全面推行法院司法改革的员额制，要求法官员额不高于法院工作人员的39%。每个地区根据不同情况调配具体比例。在上海的试点是，法官人数不超过法院人数的33%。这个规定出台后，许多法官将被降级为法官助理，没有审理案子的资格。李君也开始担心，他将失去法官这个岗位。
王箫听说在基层法院内部，只有2013年之前成为法官的人，才有资格去参加这个考试。“我都有点灰心，考了估计也是炮灰。”她说。
在北京，离职的法官们组建了一个微信群，取名“守望的距离”，已经快有500人。这些前法官们在群里面每天进行业务探讨，有群员把大家每天的聊天记录整理出来，分成各个章节，分别是：股份回购，户口迁移，合同诈骗，案件的民事保全问题等等。这些从不后悔离开法院的法官们，似乎只是换了一个身份，继续守望着法庭。
——END——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提到的法官皆为化名。
图片来源于CF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