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定读到过关于退役士兵难以回归普通生活的故事。他们不能适应自己回到一心一意的日常事务中：是否该穿上冬衣，是否该去参加派对，是否该吃午饭……他们彻底地沉浸于那些触目惊心的时光，不断地被拉回到那些时间，他们爱着它就像是人们爱着一位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它无法放过他们。最终它在你生命中究竟是最好的还是最糟糕的时刻已无关紧要，你就是会被拉回去。从医院回来后我就是这种感觉，但我不知道该管这种感觉叫什么。

莫里斯·桑达克与即将去世的自己所爱的人坐在一起，画着他们的面容。对于有些人来说，这种做法是奇怪的、有悖常理的，但是我完全可以理解他。事实上，我自己也在做着类似的事。我在写关于死亡的作品。不是我所爱的人，而是那些对于死亡极度敏感或是已经与之达成和解的作家和艺术家们的死亡。他们在自己的艺术作品、自己的书信、自己的爱情，以及自己的梦想中探讨关于死亡的话题。

我选择了那些曾经近乎疯狂地表达过内心，有着丰富的想象力或超群的理解力，并且将直面死亡写进了文字中的人，而这是我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无法做到，或者不会去做的。我所选择的作家都对我有一定的意义，他们的声音时常在我的脑海中萦绕。他们走向死亡的方式都走向了某一方面的极端：或是振奋，或是困惑，或是英勇，亦或是愤怒。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当时忍受着剧烈的疼痛，他拒绝吃任何比阿司匹林更强烈的药，这样他思考时依然可以保持清醒，并且他最终为自己的死亡选择了时间。而与之相反，苏珊·桑塔格则与死神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她甚至还产生过一个极其荒谬的想法：自己可以成为长生不老的一个特例。桑达克终其一生都在研究死亡，他用绘画来抑制自己恐惧和困扰的情绪，并且最终用他天赋的想象力绘制了一个美丽的梦想来安慰自己。

在约翰·厄普代克去世前的一个月，他把自己的头枕在了打字机上，因为那时要打下自己关于死亡的最后诗篇对他来说已经十分困难了，他几乎要放弃，但是之后又用顽强的毅力完成了这部作品。迪伦·托马斯在人生的最后时光中，把他的情妇留在楼下的派对中，自己则到楼上与女主人纵情享乐。他既有着无与伦比的活力，也有可以毁灭自己的阴郁。正如他所说：“尽管我在镣铐中，我还是像海一样歌唱”。

莫里斯·桑达克（Maurice Sendak，1928～2012）,美国著名儿童文学图画书作家及插画家，代表作《野兽国》《在那遥远的地方》等。图片来源：Time&Life Picture

从他们的死亡中，我们可以窥见到勇敢，美丽，极其无谓的痛苦，疯狂的自我毁灭，可怕的行为举止，迸发的创造力，大无畏的奉献精神，准确的自我认知，以及绚丽的幻想。这里面有一些我永远无法猜到或是用理论概括的东西，它们存在于每一个细节，每一件奇怪的事情，每一句玩笑话，每一段临时起意的话语之中。

为什么桑达克想要把死亡画下来？为什么安妮·莱博维茨在苏珊·桑塔格将死之时和去世之后，为她拍了最后一组令人震撼的争议性照片？为什么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会把死去的婴儿放到婴儿车里和膝盖上面拍照？为什么浪漫主义者会制作死人面部模型？“我做一件事是因为我不能不做”，正如桑达克在谈到他的艺术时所说，“我身体里的什么东西好像出了故障。”

我从房间开始研究。弗洛伊德的房间有着法国式的门，在门口远眺可以看到开花的扁桃树；约翰·厄普代克晚年最常居住的房间是在丹佛斯市的一处高级疗养院中；苏珊·桑塔格的最后一处寓所是斯隆·凯特琳医院；迪伦·托马斯住过的最后一个房间是在圣文森特医院，他的面部还带着氧气面罩；而莫里斯·桑达克则躺在了丹伯里医院的舒适护理房间。

死亡是我们为数不多的忌讳之一。舍温·努兰写道：“现代人的死亡发生在现代的医院中，在那里，死亡可以被隐藏，可以得到净化，最终被包裹起来，以现代的方式埋葬。现在我们不仅可以对死亡的力量不屑一顾，还可以无视自然的力量。”

我们并不像其他世纪那些时刻面对着死亡的人那样看到死亡——一位躺在一张四脚红木床上的分娩的母亲，一个用床单包着放到走廊上的婴儿，一个患上猩红热发烧不止的孩子。我们不常在自己的房间里目睹死亡，而且死亡是一件会被人们淡忘或者封锁起来的事情。但是人们对于它的好奇感却从未减退。桑塔格曾经写道“对展示痛苦中的身体的画面的欲望，几乎与对展示裸体的画面的欲望同样强烈”，她捕捉到了一种对于死亡的近乎于色情的感觉，一种对禁忌和反常的渴望。

【安妮·莱博维茨（Annie·Leibovitz,1949-）,美国著名女摄影师，以独特的人像摄影风格而闻名于世。39岁时与55岁的苏珊·桑塔格结识，成为其伴侣，陪伴她到去世。舍温·努兰（Sherwin Nuland）,美国耶鲁大学医学教授、作家，1994年出版作品《我们怎样死》，探讨了死亡本质及如何面对死亡。】

苏珊·桑塔格。 图片来源：The Guardian

一位记者问莱博维茨关于她为自己亲密的人——桑塔格和父亲——拍摄的垂死之时和死后的照片的问题，她回答说：“你发现自己回到了你所知晓的状态，这差不多像是某种保护，你回归到了你自己的世界，你并不确切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自己也无法分析它，我感到是有什么在驱使我去做这件事。”

这种驱动力是淫秽的、窥视性的吗？这里面有某种病态、失常、贪婪的成分吗？即使有，这种好奇心也是自然的。

这项工作的问题是它永远没有尽头。有很多我想要深挖的死亡：威廉·布莱克幸福地走向了死亡，死时他坐在床上看到了天使；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用工作和咖啡杀死了自己；普利莫·莱维的坠楼死亡很可能是自杀；弗吉尼亚·伍尔芙用石头填满了自己的大衣口袋，随后沉河自尽；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公开自己死亡过程的大胆承诺；弗兰茨·卡夫卡在疗养院中食不果腹，就像是他笔下的饥饿艺术家一样；列夫·托尔斯泰离开了自己的妻子，死在了一个位于火车站附近的站长室里；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则在好莱坞因心脏病溘然长逝。他们所有人看起来都在呼唤着我。

【普利莫·莱诺（Primo Levi），意大利作家，犹太人，二战时被遣送至奥斯维辛集中营，主要作品都与奥斯维辛的生活有关。1987年坠楼身亡。】

我发现这些死亡肖像都很奇怪地给人一种心安感，有一种生命终结时的美丽，这种力量鼓舞着我的内心继续着这些问题的研究。有些令人诧异的是，这些画面是自由的，令人欣慰的，也是给人以愉悦的，部分是因为是我写到的这些人都有着伟大、生动以及辉煌的人生。这所有的一切会在生命的最后时分浓缩到一起，往事会一并涌上心头，而这是十分美丽的，尽管死亡本身并不美丽。

桑达克有一个济慈的死亡面具，他把它放在了一个木制的盒子里面。他十分喜欢这个模具，时常轻抚着它的额头。我曾经看到过这个很漂亮的面具。为什么会有人喜欢保留着死亡面具？我这样问自己。但是我知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所写的就是死亡面具。

我没有买过头版有死去的婴儿图片的《纽约邮报》，但是在一家咖啡店的桌子上看到了这份报纸，于是我就读起了这个故事并且一直看到了第四版。这一家从新泽西开车来到这里，父亲在中央公园动物园的海狮池旁边散步拍照，而母亲则抱着他们六个月大的孩子吉安娜。之后，一个落下来的树枝夺去了孩子的生命。当我读到这个故事的结尾时，我觉得我读到的细节还不够多，但是我想读到的细节是什么呢？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美国作家、知识分子，代表作《人之将死》记录了从确诊为癌症到死亡期间的心路历程。

几个星期之前，我带着我自己的孩子去到了中央公园动物园。在海狮展区的外面散步时，我给孩子展示了与我儿时相同的巨大的布谷鸟钟。邮报的那篇故事如同魔咒。我敢告诉自己在这样一个每天有无数树枝落下的世界里，我的孩子就可以安全地睡在我家中一楼的一个漆成绿色的婴儿车里面吗？我是否是在试着证明这只是发生在某一个婴儿身上的某一个具体的悲剧，这样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在我的孩子身上？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我们的习惯是把重点放在死亡的偶然因果关系上面——事故、疾病、感染、年事已高。通过这种方法，我们把死亡从一个必然事件变成了随机事件。”

当然，在死亡的所有魅力之下，在健康的人与病人之间，活着的人与死去的人之间，幸运的人和不幸的人之间，依然存在着原始的、固有的划分。桑塔格在她一个短篇的草稿中写到她去探望身患重病的人：“每天腾出一些时间来医院探望，是一种试图将我们更稳固地置身于健康人的处境的方式，没有生病，也不会生病，就好像那些发生在病人身上的事情并不会发生在我们之中任何一个人身上。”

在小说《兔子安息》（Rabbot at Rest）中，厄普代克笔下的兔子安斯特朗与孙女在一艘船上时心脏病发作：“他的胸口感觉发闷，开始头晕目眩，他的脉搏声音在耳朵里沙沙作响，他的两个肩胛骨之间的地方已经湿透，疼痛难忍”，并且“之前一直缠绕着他的那种死亡的感觉变得真实起来，就像云朵已经积满了雨。有一道光芒与过往的苦痛一同来临，你的生命力逐渐被剥夺，突然消失不见。你变成了一件将要被交到他人手中的行李”。

离死亡如此之近，甚至可以嗅到它的气息，这是什么样的感觉？

在被诊断出患有食道癌之前，希钦斯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我想要用眼睛凝视死亡。”这种凝视我们很少能够做到。桑塔格曾经写道：“一个人凝视着死亡，不会比凝视着太阳更加持久。”而弗洛伊德则表示我们甚至无法想象自己的死亡：“想象我们的死亡最终是不可能的。无论何时我们尝试这样做，我们都会感觉到自已依然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存在。”当我们爱的人去世时，我们更多地沉浸在失去、爱和恐惧之中，以至于无法去看，更不要说凝视。

约翰·厄普代克。 图片来源：Susan Wood

有趣的是我们的想象力如此之快地把死亡转化为了其他东西，我们如此敏捷机智地逃离了它。正如莎士比亚《暴风雨》中所写：“你的父亲卧于五英寻深处，他的骸骨已化作珊瑚，他的双眼已作为珍珠。”如果我们努力，我们可以把死亡想象成珍珠。但如果那句话是“他的双眼没有化作珍珠”，会怎样呢？

当对于死亡的恐惧吞噬了你的内心，你会怎么做？除了酒精和其他人之外，你会向谁寻求寄托？在厄普代克最后的时光里，他把《公祷书》放在自己的床头，为他的妻子和每一个前来探望他的人祈祷。即使是桑塔格这样一位激进的无神论者，也在一个清晨让她的助手为自己祈祷。并不是这样的祈祷可以让她感到宽慰，或是在某一刻她相信了神明的存在，甚至他对她请求的描述充满了怀疑和反讽，但是就算是她这样的一个人，也念起了祈祷文。

于我而言，宗教从未让我感到安慰。我无法从中领悟到任何东西，甚至无法体会其韵律，就好像是一门外语一样。我有时发现，其他人从小说、诗歌中读到的宗教可以使他们安心。语言变得驯顺，视角转变，这个世界在一些时刻发生了变化，使得死亡变得可以接受，或是不那么难以接受。有时当我读到一些诗句，我也会变得更坚强、更振奋。比如迪伦·托马斯的“我越是接近/死亡，一个人通过他分裂的船骸/太阳的绽开就越发响亮/而长着獠牙的破败大海欣喜若狂”，或者厄普代克的“上帝拯救我们免于永久的终结，即使亿万人都是如此/世界被过往的死亡所覆盖/自我的细小水珠，伴着欲望闪闪发光”。

我患病的那一年经常出入于医院，有一首诗歌尤其令我感到宽慰：叶芝的《驶向拜占庭》。即使那一年我只有12岁，我依然为他写下的“那并非老年人适宜的居所”而深深动容。青年人在相互拥抱，而不是你，你被排除在外，诗中说。“老年人是最无用的东西/如同竹竿上挂着的旧衣/灵魂拍着手放声歌唱”。我真的将自己视作了上了年纪的人，在我咳出血却告诉医生我很好的时候。叶芝就像是在直接对我说：“耗尽我的心吧；它思欲成病/紧附于一只垂死的动物肉身/迷失了本性，请把我收集/到那永恒不朽的技艺里。”

“紧附于一只垂死的动物肉身。”我读到了这里。然后这首诗迎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升华部分：有一个叫做拜占庭的地方，是一个艺术的圣地，文字在这里永存。诗歌以这样一副景象结束：重生为一只金雀鸟，在不灭之火中涅槃，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事情高声唱给拜占庭的诸侯和贵妇们听。为什么这支金雀鸟会让我感到安慰？我也不知道，但这样的文字的确打动我。

为什么这件事现在对我至关重要？我如今四十几岁，孩子们依然需要我给他们冲燕麦片，为什么我会想到死亡的问题？我此时在医院里与一个穿蓝色绸缎睡衣的恐惧的女孩聊天，她面前摆着一个盛着桔子果冻和少半罐姜汁饮料的托盘。我试着告诉她这些关于死亡的故事是很好的。它们并不是真的很好，事实上，在每一起死亡发生的情境中，也许都没有比死亡更糟糕的事情了。但它好在，在你不得不放开的时候，你就能够做到，你可以找到或者自己创造一种方法去放开。

威廉·巴特勒·叶芝。 图片来源：Bettmann/Corbis

当我有了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回到了医院。这个孩子早产一个月时间，是通过紧急剖腹产的方式出生的，因为我的羊膜穿刺手术不成功。这个孩子只有四磅重。那天早些时候，我问B超技术人员能否告诉我这个孩子是死是活。她告诉我说要等一会跟医生交流，所以我在走廊的长椅上等了40分钟，一直不知道孩子的死活。

在剖腹产的几天之后，我的心率剧增，情况十分危险。医生找不到我的身体有什么问题，但是我的恐慌感一直难消。整个医院，甚至是产科病房里在玻璃婴儿车里被推着的婴儿和在走廊上身穿长袍缓慢行走的新母亲，令我感到恐慌；每一个脖子上挂着听诊器来到我身边的医生，令我感到恐慌；在我身上发生的神秘莫测的异常，讽刺的是，恐慌本身令我感到恐慌。在晚上，我连呼吸都感到困难。

当护士给我测完血压之后，她们又测了一遍，因为她们觉得自己一定是测错了。医生通过静脉给我注射镁，来减缓我的心跳。那种感觉就好像是我的脑中驶过了一辆卡车。房间之中一片模糊，我的思维停滞了，凝固在了一起。我抱着自己瘦小的孩子，感觉我们就要同归黄泉。

桑塔格去世之后，莱博维茨在坎贝尔殡仪馆为她拍了一张照片。柔和的光照着地面，桑塔格的白发被梳到了后面。她躺在一张桌子上，穿着那条从米兰带回来的优雅的裙子。她的手腕淤青，双手在腹部交叠，似乎是平静安详地离开了人世。我知道这样的宁静是精心营造出来的——光线，殡仪馆细心的工作，由桑塔格喜欢的设计师设计的裙子，颈部戴着的项链，以及摄影师传递出来的愿景——但它的确是宁静的。曾经的挣扎，一旦终结，就不再存在。斗争平静了下来。

迪伦·托马斯。 图片来源：Popperfoto

我会有这种想法：我能克服和死亡有关的问题，正如桑达克一幅又一幅地作画可以减轻恐惧一样——但或许你又永远无法摆脱这种恐惧，你只是学会了怎么更好地与恐惧相处。

或许我想找到一种能减轻对死亡的恐惧的方法这一想法本就是错误的。或许对死亡的恐惧是可以忍受的。或许你经受住了恐惧，而那仅仅是因为你不得不这样。我开始不自觉地把死亡当成是一件可以坦然面对的事——人类和死亡是一种合作关系，是人进入某地的协议，或让人们借以明确自己的路——而这一切都是错的。大限到时，你别无选择。恩典将来到你身旁，你不得不接受现实。

我想起了桑达克写的那封关于拜访一位即将死去的老友的信。他很害怕这次拜访，甚至承受不了这个想法。但当他终于去看她的时候，他写下了这次拜访令人惊异的愉悦。他说，这就像你朝着一件你一直惧怕的东西窥探，然而却发现它其实很瑰丽。

我从死亡中发现的美丽令我震惊，我看到了生活的奔波，事业的伟大，浩瀚无边的事物，疯狂而肤浅的勇气，以及最后一刻的狂恋。我想起了厄普代克的第一个妻子，玛丽，在她最后一次见他时诀别的决意；我想起了凯特琳（注：凯特琳·麦克纳玛拉，迪伦·托马斯的妻子）在医院的病床上紧抱着迪伦·托马斯，直到护士把他们分开；我想起了安妮·莱博维茨爬上了桑塔格的病床。这些人充满创造力的工作和艺术的一部分，正是他们的生命本身。当最终所有一切不复存在的那一刻，会诞生某种辉煌夺目的东西。就是这样的美丽，给了我悄然一击。

作者Katie Roiphe：美国作家，新书《紫色时刻：伟大作家生命的最后（The Violet Hour: Great Writers at the End）》2016年3月在美国出版。

翻译：王慧男 马元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