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书评，评论谢拉·费兹巴特里克（Sheila Fitzpatrick）的新书《斯大林的团队（On Stalin's Team）》。

有这样40到50人（几乎全是男人），在他们首领的命令下，同谋杀害了自己半数以上的同胞。对于这群人，我不愿意用“团队”这个词来定义他们；还是这群人，他们的当选绝非因为领导能力、管理能力或计划能力所致，而是他们的无能让他们当选，从这个原因来看，“团队”这个词同样不适用于他们。

《俄国革命史》的作者谢拉·费兹巴特里克（Sheila Fitzpatrick）在介绍自己这本新书时，承认了这一点，并且请读者使用另一个词“帮派”来形容他们，如果读者喜欢的话。作为这些暗斗的观察者，费兹巴特里克认为，甚至帮派这个说法对于这群“罐子里的蝎子”来说都太温和了。可能“随从”更适用于这样一群人。

斯大林在俄罗斯的复苏有着两个神奇之处。一个是他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者说“伟大的爱国主义的”）战争——虽然很多历史学家总结说，尽管处在斯大林摇摆不定于不作为和大量投资创业之间的情况下，俄罗斯人仍然在慷慨的美国的帮助下取得了胜利。

另一个神奇之处是斯大林是一位优秀的人才管理者。尽管费兹巴特里克经常在笔下将斯大林的随从们完成任务时的状态形容成“有活力的”和“高效的”，她可能淡化了随从们让人惊奇的无能：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枪杀、饥饿、冻灾或者工作过度导致1000万俄罗斯农民死亡；在1937年8月的大清洗运动中，他们杀害了大约70万苏联人并且将200万人送到集中营中致死，其中包括当时最出色的苏联技术人员、科学家和艺术家；然后通过射杀大多数高级军官的方式，使军队群龙无首；在1944年，二战还在进行的时候，将100多万苏联人以叛国的名义发配到中东沙漠。

斯大林的“团队”确实加班加点工作，大多数都是加夜班，然后在恐惧之中瑟瑟发抖，唯恐自己的领导发现自己工作能力欠佳——但是很难想象出比他们这样更没有成果的管理方式了。

让我们看一看这些团队中的常任核心成员们——他们在革命时期就同斯大林结识，他们都寿终正寝。斯大林挑选团队的方式是自己原创的：他通常选择那些有污点的人——为沙皇效力过的、有过背叛行为的以及懦夫们——因为这样的人可以被绑架。以他的首席检察官为例，这人名叫安德烈·维辛斯基（Andrei Vyshinsky）。他不是作为能力第一人，而是作为能力最弱者入选的。

安德烈·维辛斯基这样的人不可能被斯大林任何一个竞争者选中，也不可能对任何一个斯大林的竞争者忠诚：

克里门特·伏罗希洛夫是苏维埃军队中最糟糕的将军（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他曾告诉同样愚蠢的将军布琼迪说，“别担心：他们只逮捕聪明的人”）。

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是20世纪30年代时期斯大林的首席执行官和外交部长，当时正值寻求同希特勒达成共识的历史时期，这样的任命可以说是外交史上最大的败笔。他工作勤恳且忠诚，在他30多岁的时候，详细研究出了被政治局判决死刑的4.4万多人的名单，这些人的罪名被草草定为“卖淫、欺诈、死刑”。（这件事刚好映衬了他名字的缩写，VM，同样有“最高死刑”的意思，也就是枪决。）

拉扎尔·卡冈诺维奇的业绩可能更加卓绝：革命性的卡尔拉德克曾这样开玩笑，拉扎尔·卡冈诺维奇就像是政治局中的犹太人，斯大林就像是带领犹太人走出埃及的摩西；高效的莫斯科地铁就是在拉扎尔·卡冈诺维奇的监督下完成的。

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很谄媚，他暗地里帮助斯大林主义的受害人。

作者费兹巴特里克没有提到斯大林随从中最差的“救场者”，无坚不摧的列夫•梅利斯（Lev Mekhlis），他的参与导致战争中多丧失50万人的生命。这些随从们，他们比希特勒的手下更缺少团队精神（希特勒团队中的少数人，不论怎样不忠或者无能，都被希特勒镇压了）。没有历史学家谈论希特勒的“团队”。

除了折磨和射杀（或者赐自尽）他的同胞，他还有另一种方法来控制那些他不想杀死的诗人、音乐家、科学家和部长们：绑架他们的一个亲人。因此，国家首脑米哈伊尔·加里宁（Mikhail Kalinin）的妻子，数十年呆在哈萨克斯坦的一个洗澡间，给监狱中犯人的内裤去虱；莫洛托夫的妻子，在热情的同以色列外交官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打过招呼之后，被送到了集中营。

有时候斯大林的团队也预料到了斯大林的手段：卡冈诺维奇让自己的哥哥自杀了；尼古拉·爱佐夫（Nikolai Ezhov）也让自己的妻子自杀了。斯大林控制这些部长的方式就像中国慈禧老佛爷的手法一样，让他们将自己的生殖器用玻璃罐装着，呈上来审查。

就像今天普京提醒我们“没有前秘密警察”一样，斯大林的团队没有辞职或者退休这条规定。即使过去沙皇的部长或者其他反布尔什维克分子都可以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找到安全的新工作：停尸房，在这里工作没有人可以被指控从事破坏活动。在斯大林手下，即使没落的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也有温和之处和些许人性，但是斯大林从不温和：你的家人就是“机器上的齿轮”，推动你不断工作。

 费兹巴特里克书中最有趣的部分是她的最后一章，“没有斯大林（Without Stalin）”。这一章讲述了随从们减少了两败俱伤的杀戮，实行大赦，并且承认了一些错误。然而，在赫鲁晓夫之后，处决并没有减少。拉夫连季·贝利亚 （Lavrenti Beria），是这些随从中试图彻底改变状况的人，也是杀戮最轻的那一个。在他一百天的执政期间，从1953年3月到6月，没有处决过任何人：只提出了一些改革，使他从悲观者成为不成熟的戈尔巴乔夫，于是随从们枪杀了他。

在其他情况下，他们可能也有竞赛性的聚会：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唱教堂音乐；莫洛托夫是出色的小提琴家；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战后文化的镇压者，弹钢琴。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团队建设”在阿布哈兹斯大林的邸宅进行，他们在那里钓鱼（用炸药）然后烤羊吃。但是，书的结尾暗示说，这些成员之间的联盟很实际但却又短命，其成立是为了驱逐威胁他们的人，保护他们不受斯大林的迫害。

费兹巴特里克比其他人早十年潜心研究苏维埃文件，由于机缘巧合（她选择学习一个苏俄政委——卢那察尔斯基——他的文件允许向西方社会开放）和独特的个性：她比其他的历史学家挖掘并阅读更多文件，采访更多人，并且进行更优秀的推理。

但是这项对斯大林主义的研究中有一个弱点不能被纳粹主义研究所接受：她跟遇到的研究对象太熟了，特别是随从们可爱的孙辈。历史学家遇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时会变得很脆弱：他们原谅曾经绑架过他们的人（类似情况也出现在蒙蒂菲奥里的《斯大林：在红色沙皇法庭》一书中）。贝利亚、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的孩子们对他们的祖辈都非常忠诚：他们画下关于好丈夫和好父亲的图画，如果这些父亲曾参与杀戮，这么做也只是为了拯救他们的家庭。尼诺·贝利亚活到了90多岁，声称她的丈夫那些成百的女性拜访者“只是在做她们自己的工作”。而贝利亚的儿子将他的父亲比喻为斯大林随从中的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希特勒的军备与战时生产部部长），而不是海因里希·希姆莱（纳粹党卫军总管）。他们都在撒谎。我们应该记住，纳粹集中营的死亡集中营的司令官，他也爱他们的孩子，也听舒伯特：但是这不会减轻他的任何罪行。

Varlam Shalamov在最糟糕的集中营科雷马（Kolyma）中生活了20年。他也是极少数的能够在监狱中写自己在集中营经历的人，他决定展现俄罗斯人性格中最糟糕的一面，所有有智慧的人、艺术家和科学家，他们最糟糕的一面就是不论什么时候面对半文盲的秘密警察长官时那副谄媚的嘴脸。历史学家应该记住这一点。斯大林的随从们就像科摩多龙一样：不论他们亲吻你还是咬你，你都会中毒而死。

作者唐纳德·拉菲尔德（Donald Rayfield）著有《斯大林和他的刽子手（Stalin and His Hangmen）》和《Edge of Empire – A History of Georgia》

（译者：王莹     编辑：金玉蓉 刘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