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王明珂有温和的学者风度，偏爱做“边缘”题目。80年代，在台湾读硕士时，他开始做古代羌人的研究，又把这个题目带到了哈佛。1994年到2003年间，他走访大陆西南羌族地区，每年都从台湾来川西，在羌族深沟里待一两个月。
2008年5月，他的著作《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出了大陆版，“华夏边缘”改为“川西羌族”。无几何，汶川地震。那正是他长期从事田野调查的地方，他忧心如焚，写了一系列文章向大众介绍灾区需求、待援村寨位置、当地文化风土，非常动人。2009年，《寻羌：羌乡田野杂记》出版，有超出知识界的广泛影响力。当其时，书中描写的建筑村寨有不少已不复存在，读起来让人悲欣交集。他写道，这本书“不只为了纪念一些骤然消逝的过去，而更希望借着它来呈现羌族的独特之处――他们如一面诚实的镜子，映照着人们难以察觉的自我本相。”
羌族处在汉藏之间的华夏边缘，这些研究涉及华夏、中国、中华民族的涵义，是复杂甚至敏感的问题。民族主义是否是当代中国无法回避的问题？有和平的民族主义吗？理想的民族关系需要哪些前提条件？羌族的“毒药猫”故事如何帮助我们反思网络时代的抱团与暴力？在中国大陆，最近十年以来，学者一直在争论民族政策的走向。有学者主张取消民族，代之以族群，也有学者认为必须坚持民族区分，社会经济地位差别要靠基于民族差异的民族优惠政策来逐渐消除。
王明珂肯定民族划分与民族识别的历史意义，历史上被当做蛮夷的西南民族，如今成为少数民族，这是无可置疑的进步。他也认为，以“民族”为单位分配资源，容易引起矛盾；如果不再以民族为单位区分福利与资源，过于强烈的族群认同或许能逐渐淡化。少数民族这个总称，他则认为“少数”一词没有存在必要，多元民族不必区分主体或少数，这样也能彰显各民族的不同需求与处境。他希望人们能由接受身边的“异类”开始，逐渐克服对外人的恐惧和猜疑。
王明珂谈了分析和回忆、洞见与故事，讲到重写长城史的必要性，谈及对文化变迁的乐观看法，有忧思，有怀想，始终严谨、亲切、温和，慢慢讲一口台湾国语。当记者说到想随他探访羌族地区，观察历史人类学家的工作方式，王明珂哈哈大笑，“在田野里跟当地老朋友在一起，讲起四川话，我可是另一个样子了。”
五十六个民族已经是活的火龙，需要建立别的认同来逐渐超越它
一
正午：现在大陆的民族关系有些新的变化，也受到国际局势影响，学者间和大众中也有争论。您的看法是什么？
王明珂：我昨天演讲就碰到一个状况。有一位提问的学者，他说现在处在各国以民族主义竞争的时代，中国的团结一致非常重要，像我的研究这样谈太多边缘和边疆，反而会让主体受到伤害。
他的具体问题，我现在想不起来，但我很明确地知道我的回答，这也是我对民族状况的看法。以人类生态来讲，今天中国的五十六个民族多元一体状态比过去是进步的，我绝对肯定。过去，在华夏帝国和中原帝国的时代，中原帝国以长城把北方民族挡在外面，对南方民族就尽量地剥削、歧视——要知道，蛮夷跟少数民族差别很大，以前中原帝国将边疆人群视为蛮夷，今日他们成为中国少数民族，当然今日比以前进步。
我们“觉今日之是”，当然也要“知昨日之非”，反省过去才能理解今天的进步，同时理解今天的不足，看下一步应该要往哪里走。大陆的民族政策、当年费孝通他们强调五十六个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五十年代的民族识别过程，这种贡献是阶段性的。下一步多元一体应该以十三亿每一个人当做单元，不能永远是以五十六个民族为单位。
大陆的民族政策确实带来过很多好处。你看现在欧亚大陆中间的内亚地区，因为环境人类生态的缘故，从历史上到今天都容易陷入部落主义资源竞争的局面，爆发严重的宗教、性别、阶级战争。最近两年大量难民奔向西欧，大量死在渡海及各国边境。而在中国，是内陆人跑去沿海打工，春运回家——多元一体有它的好处，把穷困的内陆地区跟比较富裕的地区结成一体。但这还是阶段性的，你终究还是要去解决内陆经济和各方面问题。
二十世纪上半叶，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国族国家的过程中，有两个路线在同时进行。一个是基于民族的国族建构，把汉满蒙回藏以及一些还不清楚的民族弄清楚，看我们这个国族里面有多少民族。但大家往往忽略的是另一种国民建构，不是识别群体，而是把每个人教育为国家的国民。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也是国民教育一部分。在边疆，边民教育也是国民教育的一部分。
但中国人口多，那时文盲数量又大，没办法一下子通过国民教育去建立一个国民国家，那时是走了一条阶段性的捷径，识别各民族，用多民族联合的方式来建立国族。我觉得终究还是要走上由个人的国民意识构造国家的道路。
正午：您文章里也谈到每一个个人的国民化过程，到最后是要让个人有选择自己民族身份归属的自由。譬如一个民族认同模糊的人，可以自由选择成为汉人或其他民族。那这种自决在治理上可能会带来危险，也有政策难度。
王明珂：民族身份选择要跟别的政策配合。比如经济补助，补助的不是一个民族地区，而是一个穷困省份，补助的不是一个藏族，而是低收入户。如果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各层面都不以“民族”，而是以国民为考量，让民族认同能与许多现实利益脱钩，那么民族认同自然不会那么强烈，你可能强调你的民族身份，也可能不强调。执法、社会福利、缴税政策，如果能跟人们的民族背景和出身背景无关，那么民族认同就会只在必要时成为人们情感上温暖的窝。
我认为民族认同需要淡化。民族认同根植于我们人类最早的一种社会性。我们人类最早的社会团体是什么？母亲跟她的子女。甚至不包括父亲，就是同胞的兄弟姊妹与母亲，那是人类最基本、最原始的社会群体。族群性和族群认同就这样衍生出来。它非常根本。其结果是什么？你明明是在别的地方受了挫折，经济上不平等的挫折、性别上的挫折，甚至宗教对立，但最后都会归到在族群里寻求解决方案。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在羌藏地区调查时，一直听老一辈人讲，以前牛部落、羊部落两边打得很凶，我一直搞不清楚，我以为就是两个部落。又听他们讲“牛部落一个根根，羊部落一个根根”，意思两边血缘都不一样，我就更相信那是部落了。
做了一两年研究才知道，所谓牛羊部落的分别，主要是经轮左转或者是右转，那是藏传佛教的两个支派，黑教跟黄教。明明是宗教教派上的冲突，人们会想象成血缘不一样的两个族群之间的冲突。那你想想看，在我们熟悉的社会里也很普遍，明明是人们的经济挫折或者社会其他方面的挫折，有些人最后在本族群里找寻安慰，或者找异族发泄。
正午：那如果族群是这么根本的共同体，又怎么去淡化这种认同呢？
王明珂：我们要突破这种原始的人类社会性。我知道这当然是非常困难，因为它太根本。最好是我们建立别的认同，如职业、性别、区域、阶级等等群体的认同，慢慢让它们超越民族认同，这就是刚才讲的，透过对国家、国民责任与义务等等教育，与在实践中产生的国民认同。当然这将是很漫长的过程。
正午：大陆这边，有些学者在提倡民族的“去政治化”，取消民族，改称族群，也说是要强化中华民族作为整体的国民意识，逐步淡化族群意识。争论得很厉害，少数民族学者反对得比较激烈，认为只有区分民族、保护区域自治权，才能通向相对平等。
王明珂：对于民族“去政治化”，基本上我是赞同的。但取消“民族”代之以“族群”，我认为并不恰当。许多学者称，当代中国各少数民族范畴是在近代国族主义下通过民族分类、识别创造出来的。我同意此说。但我曾作过一个比喻：这就是像用竹与纸扎一个龙，有一天这个龙在喷火，它变成一个活的火龙了。经过这些年，藏族、羌族，各少数民族已经变成活的民族体了，因此我们只能寻找方法去慢慢化解那种比较强烈的民族认同。
我认为，越在分配竞争资源时以民族为单位，民族认同就越强。在很多民族地区都看得到，不同民族的人分同一块大饼，对立当然就强，尤其是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和干部中。所以该慢慢地把背后的这个资源分配的动力取消掉。
群体认同常常跟经济动机、资源竞争分配有关，把它取消改换掉，是最简单的策略。在新疆，如果你把一些维族家庭，不管是修车的、种田的、种水果的，纳到兵团里，以兵团为单位在生产分配与奖励上面彼此竞争，在这种激励下，兵团人认同也许会超越民族认同。每个人可以有各种认同，地方认同，单位认同，公司所属。如果把资源分享竞争的条件全部放在民族的情境里面，当然是会强化民族认同。
正午：怎么去塑造您说的这种国民呢？
王明珂：这个不能只是由上而下的提倡、教育、推广。还需要从底下个人层面作自我改造，要每一个人，至少由部份的人开始，自我改造和觉醒，也以行动来影响身边的人。如果人们经常感觉这是一个公平、祥和社会，一个充满机会的地方，以这个国家为荣，以作为其国民为荣，那么人们的民族和族群认同自然会淡化。但这是很漫长的过程，要从法律、从社会各个层面改良。
虽然如此，说实在话，作为族群研究者，我对人类是否可能真正认清自身的民族与族群认同，有时也会失了信心。美国就是一个相当失败的例子，虽然说在法律及社会上人人平等，不计族群与民族区别，但美国族群问题是蛮糟的。主要因为它是一个强烈保护资产阶级利益与安全的社会，而黑白族群问题与社会阶级挂勾，因此成为难解的问题。欧洲的族群危机现在也因为移民问题而越来越严重。
总之，族群或者民族认同是人类很根本的群体认同，人们经常将自身经济、宗教等各方面的挫折与恐惧转移到族群或民族认同上，去猜疑、仇恨异族。
网络群体就像过去的羌族村寨，边界感强，寻找“毒药猫”作为代罪羔羊
二
正午：您怎么看这几年大陆的民族主义情绪？
王明珂：我觉得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也是我最近在研究的，就是网络传播下的人群认同和相关的猜疑、仇恨与暴力。
最近我一直在提醒大家，族群或民族认同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对立、猜疑以及对外人的恐惧，这是人类社会中一直存在的，但最近这些年，网络传播给人际关系带来的冲击，导致人群间的仇恨、猜疑与暴力，正在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的速度传播。
过去羌族是村寨社会。村寨人群可以算是一个族群，通常一个村寨的人认为大家都是一个血缘。他们内部也很紧张，大家竞争那一点点资源，然而他们更需要合作保护这个资源，因此他们对外界人群非常恐惧与猜疑。这是又有内部紧张又有外在压力的群体。过去，一个村寨的人去下游的邻近村寨，就会被骂作蛮子，其邻近村寨的人也一样，又被更下游的人群骂作蛮子。
我发现，网络世界中也存在“村寨”，就是激进网络社群。也是一个个边界分明的认同群体，彼此间的语言暴力非常严重。恐惧与暴力通过激进网媒社群传播，欧洲的国家边界原本已经趋于消失，现在又明确起来。
网络社群间的互动，经常情绪多于思辨。譬如，网络里流传一些“懒人包”，因为网络上信息量太大，所谓懒人包就是你可以只花5分钟、10分钟快速得到解答的信息包。这样，网络社群和过去对外信息匮乏的“村寨”无别。
网络上发表言论的人，社会背景是隐藏的。一个平日非常保守的大学教授，在网络上可能发出非常激烈的言语，hate speech。网络上的仇恨语言、群体霸凌、以及畏惧被霸凌，就让很多人越来越依赖网络群体。在台湾年轻人中这叫做 “同温层”，想法类似的人组成网络社群，一个人作为它的成员，需要去附和并服从社群里最核心的那些价值，大家想法相同，你若有不同想法，就会被踢出去，或者被霸凌。在这样的群体中，就像过去的羌族村寨，避免被他人霸凌的策略之一便是参与他人的集体霸凌。
正午：所以“网络村寨”和一般的网络共同体的差别在于，网络村寨是很像过去的羌族村寨那样的群体，有敌意和危机感，紧密团结在一起反对周边其他人？
王明珂：对。网络世界及现实世界的恐怖分子，平日可能都生活在恐惧与猜疑中。我们应该共同思考，网络及现实世界的恐惧与猜疑是怎么来的，如何相互牵连。
其实我现在关注这些问题，跟我以前做的羌族“毒药猫”研究有关系。在过去村寨生活里，大家一边对外面的世界有恐惧，另一边，村寨内部也有紧张关系。这类村寨通常边界非常严明，在人群认同上讲究血缘纯净。他们认为女性可能带来污染——女性是从外面嫁来的，“不是内人又不是外人”，常常都是这种人变成代罪羔羊。羌人会讲，村里面总有一两个女人会弄法术，晚上变成动物把人家害死，让走夜路的人摔到悬崖底下摔死。这在西方叫做女巫，在中国南方叫放蛊的女人，在羌族地区就叫“毒药猫”。
这种现象在人类社会非常普遍。在认同很封闭、又讲求边界分明的群体中，对外界恐惧，对内又因为各种资源竞争而有一些内在矛盾时，化解矛盾的方法就是找个代罪羔羊。他们心目中其实有两种毒药猫，内部毒药猫与外部的毒药猫，内部毒药猫是外部毒药猫的一种化身。人们惧怕外面庞大的恶势力（外部毒药猫），就找身边的毒药猫出气，认为她跟外部敌人有连接，集体施暴于她，化解恐惧，也凝聚内部。中国人常说“无内忧外患，国恒亡”，就是这种恐惧联结。
边界强的群体就会有毒药猫的现象。所以我反而觉得羌族蛮可爱的，他们一边闲言闲语这些毒药猫，另一边他们又讲这样一句话，“无毒不成寨”，说一点没有毒也不行。羌族好像在暗示我们，就是我们有时候需要接受一点毒，那这个世界会好很多。不要那么强调纯净、要求绝对。
最简单的解决方案是，我们不用要求一个人接受异教徒、异类、异民族，人们可以试着接受身边的自己人，被认为是异类的自己人，不要那么追求纯净。如果逊尼派穆斯林能接受十叶派穆斯林进他们的清真寺礼拜，这会是个好的开始。不用以世界大同为目标，而是从身边的人开始，先接受你亲近的”异类”。
要反思历史和历史的写法，少数民族才能成为骄傲的中国人
三
正午：大陆在八九十年代还经常提“龙的传人”，说中国人是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后来有变化，因为五十六个民族好多都不长这个样子。又有苗族学者不断地讲蚩尤大战黄帝，论证蚩尤是华夏先祖之一，如今，“炎黄子孙”这个概念也不大提了。什么是中国人，“中华民族”的历史基础或者认同基础在哪里，成为一个问题。
王明珂：对，这里有些历史知识与现实间的断裂。大家都关心怎么去界定中国。其实我觉得，矛盾就在于我们没有建立一个真正有反思性的历史认知。不管历史里有多少good, bad, and ugly，都要在反思基础上建立宏观的历史意识。现在许多流行的历史知识都无法与当前中国现实相配合。我现在看到人用“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这种词形容辽金元。这是很莫名其妙的，过去中原帝国的历史上，哪有什么少数民族？
我还是认为要“觉今是而昨非”。比如，长城史就需要重写。
还歌颂长城的伟大，这是不适宜的，我们可以把长城史写成一部，在内外人群的努力下，长城由防御工具变成今天国际观光景点的历史，那当然是一个进步的历史过程。在那种历史知识下，我们就应该更能理解北方民族攻打长城的努力，对这种行动有同情的理解——他们不得已而攻打长城。另外要注意一些被主流历史忽略的现象，像中国历史上有一些记载，很穷的匈奴部落会越过长城来投降，中国这边很穷的奴仆也会越过长城加入匈奴，所以这不仅是民族问题，还有阶级在左右人们跨越长城的行动。我写《游牧者的抉择》，其实是强调人的行动抉择最后让长城慢慢地瓦解，成为今日观光景点。这样的历史，我觉得更能够团结游牧民族，草原民族，汉人。
我们一定要建立一种对过去有批评、反省的历史知识，包括批评以前的长城史，才可能让中国各民族的人都成为骄傲的中国人。我们要去重新回顾那个历史过程，知道过去是不对的，“昨非”，才知道今天的好处，才能面对西方那些所谓的“中国民族近代建构论”。
承认中华民族就是被建构的，又怎么样？我在民族地区的大小城市，都常在晚上看见一大群人跳广场舞，跳得很高兴。如果这是近代中国国族建构的结果，那我们为什么不承认这种建构呢？
中国近代国族建构，以及相关的历史建构过程，事实上深受西方政治与学术影响。第一，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是受到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全球竞争和侵略影响，不得不进行的自我防卫式的建构。第二，建构的工具，那些人类学、民族史、体质学、语言学，以及民族概念、民族主义等等，都是从西方学来的。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历史论述，承认过去王朝历史过程中所有的美好与丑恶，再看近代建构五十六个民族的世界及国内背景与过程，这对于后现代主义对中国的解构应是个合理的抗辩。我认为，近代中国国族建构并不是谁先有一个蓝图。并没有官方或学术界的蓝图，而是在整个世界性的民族主义以及西方学科知识影响下、在中国的历史经验造成的现实下，自然而然地发生的。
譬如，《古史辨》运动的重点不在于学者怀疑那些神话性的历史，而是在于有那么多人加入去争论，这代表一种渴求，渴望有一个真正可信的历史来凝聚中国国族。后来安阳发掘，那些所谓科学方法建立的历史受到重视，因为它正好填补了《古史辨》参与者的渴求。以科学的史学，科学的体质学、语言学，构建蒙古人种、汉藏语系等人群概念，共同慢慢把中华民族这样的概念越来越清晰化。我所服务的史语所，本所前辈如李济、傅斯年、黎光明、凌纯声等，都曾参与中国国族建构，但他们只是不知不觉地参与这个建构过程，当时甚至有很多边疆非汉族知识分子也参与这国族建构，将本族群建构为国族中的 “少数民族”。
我写了几本关于“华夏边缘” 的著作，我希望它们能得到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重视。譬如，《羌在汉藏之间》，我藉这本书告诉我的羌族藏族朋友，以前当地各村寨、部落间相互敌对的人类生态。那样的过去并不是一个理想国。
民族差异不是本质性的，不该成为暴力与歧视的藉口
四
正午：构建中华民族就涉及到如何对待内部差异的问题。
王明珂：近代中华民族构建的背景很简单，在帝国主义全球竞争之下，全世界的古老帝国原本模糊的边缘边界都受到了挑战。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全球资源和市场竞争下，只存在明确的国家边界，不再有模糊的边疆。便是如此，在英、法、德、俄等国在中国周边竞夺资源的情势下，晚清中国精英也积极地呼吁并且建立自身的国族国家，划定、宣称国家疆界和国民人群。
我仍认为，人们应该对自身的民族认同、文化、宗教，有反思性的认识，勿被民族的根本情感左右。要认识人类文化及宗教现象之后的人类生态本质，勿为文化及宗教所掌握。
我不认为民族差异是本质性的，是人们无法脱逃的，更不是彼此对立与歧视的藉口。民族与文化都是人类社会的建构，人应当有能力认识自己的社会建构。
回到民族识别的时代背景。当时中国已经在外在的帝国主义压力下，非常急速地在清帝国的框架下成立了一个国族国家。当时采用的是一种类似“批发” 的方法，以多民族共同建构一国族的方式来建立国族国家。这样建立了多民族国家后，它阶段性的任务达成了，但因为以民族作单位，有一些内在缺陷也慢慢地浮现了。如今大家该思考这个历史脉络，共同思考下一步应如何让中国这人类生态体系作内部调整而更进步。
无论如何，我认为改变的步调应该缓，缓进改变，从反思刻板的文化概念、历史观开始。我只是一位学者，我能建议的便是从观念与知识改变做起。
正午：少数民族常常被塑造为野蛮落后，又能歌善舞的刻板文化形象。这是近代以来在文明等级和进化论影响下的现象，是启蒙以后的事，还是古已有之？
王明珂：这反映由中原王朝时期到近现代的变化。在明清，中原对西南边疆的描绘通常都是透过蛮夷图册、百苗图这类图册，主题是男的，蛮夷男子，都很粗壮，有时候画得细一点，手上的毛都看得见，这是典型的蛮夷图像。可到近代，我们看到的少数民族大部分图像是能歌善舞的美丽少女。这是很大的反差。这背后展现的是主体人群对边缘人群的偏见，程度与性质不同，值得我们反省深思。
不能糊里糊涂跟着文化走，文化总在变迁中
五
正午：欧美话语讨论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时的一个聚焦点是，少数民族的汉化是否是个政府工程。
王明珂：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这种看法。我看不出有一个政府谋略计划在有意推行汉化。
真正的汉化，是发生在最基层的人跟人的面对面之间。我在《羌在汉藏之间》那本书中提出一个比喻，在《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中我將它衍伸为一种研究方法。这个比喻是，如同燃烧一个木杆，一半已经烧完了，一半还没烧。我们可用它比喻学者们对汉化的看法。有一些学者注意木杆已燃、未燃两边的截然不同，那边是胡服胡语，这边是读经书、用汉姓，因此他們认为汉化是客观的事实。许多反对这种汉化论的学者，则像是在说：燃烧过的只是表皮，其内部仍为木质。我所提出的汉化研究要旨，是注意那木杆中间正在进行的燃烧作用。所谓的燃烧作用，就是一个木分子跟它邻近的木分子之间的互动，激烈氧化作用。譬如，在过去川西北的北川，一个小村落里，几个家族之间，彼此就是我批评你，你批评我。说邻居家过端午过得完全不对，就是因为他们家祖母是蛮子，我们家可是湖广填四川过来的。而这个村落的人到下游的村落去，又被下面村落人骂成是蛮子。而这个村落的人到下游的村落去，又被下面村落人骂成是蛮子。也就是说在这种非常紧张的日常生活里，“一截骂一截”，每个人为了保护自己，去骂别人蛮子，去攀附汉人的生活习惯，这样逐渐推动汉化。
这便如同，一只蝴蝶装成一片枯叶，一条毛毛虫伪装成一条蛇，模仿强势的危害者，为的是追求一个更安全、优越的社会存在。汉化，我认为就是在这样的细微过程里慢慢推进的。
正午：用火烧棍子这个比喻，是否也在说，一个木棍只要开始着火，就几乎无法阻挡呢？
王明珂：不一定，也许会烧到一定时间火就熄了。我不认为汉化无止境。《后汉书》讲西南蛮夷时说“其侯王颇知文书”，它的统治阶层能读汉文的文书。这说明，汉代时汉化力量已经推到岷江上游人群的社会上层。如果汉化是这么大的一个力量，能无止境推进，那为什么到今天那边还有藏族、羌族？其实我田野调查时从老年人回忆知道，直到20世纪上半叶，还是一样，汉人的知识就到社会上层而已，到村寨下层就消失了。
在另一方面，自古以来不知道有多少羌人变成了四川人。文献记载很清楚，岷江上游的人像 “燕子”，一年定期到成都平原打工，这个传统早在汉代就有了。人们不停到四川平原打工，直到某一天家乡村寨没有地盘支持其生活，他就不回去了，就变成四川人。其实所谓羌族地区，其人口跟四川这边的人口是不断相互流动的。沟中地盘有限，一家中多的弟兄就流到四川平原，特别是都江堰那一带。川东的汉人移民，为了逃难逃荒进去岷江上游山区村寨，只要有空的地盘，他们便融入村寨社会里。
很多学术概念和词汇，对自称为少数民族的人来讲，不见得有利。人类学发展出来一系列关于文化的概念，譬如“多元文化”，其实我并不赞成那种刻板的文化观念。像汶川地震以后，整个羌族震后的文化重建依赖于一种刻板的文化印象。
很多人类学家到现在还认为，如果脱离了“文化”就没有人类学了。但有些人类学者缺乏对文化的批判性理解。比如羌族灾后重建的房子，一定要盖成像原来村寨的形式，认为那是羌族文化。却没有想到，这种文化其实是资源竞争非常紧张的人类生态下的产物。周围的村寨可能就是敌人，在那种人类生态下，房子就紧紧聚在一起，墙体很厚：为了防卫，窗口小，但又希望多得到一点阳光，所以里面开口大。
不去思考这种文化现象背后的人类生态，只认为那是一种需要坚持下去的文化传统，这类荒谬的事就很多。
台湾以前有过类似的事。那是至少二十年前的事了，兰屿原住民，当时住岛上一种半地穴式的房子，挖下去大概一公尺多不到两公尺，上面用茅草盖起来，台风很厉害，那样子可以躲风，而且那边太阳很大，住半地穴比较阴凉。但平常那里雨水也多，其实是蛮不舒服的，很潮湿。
政府帮他们盖了一些水泥房子，结果盖了之后他们不要住进去，因为太热，热得受不了。人类学家就批评，说政府根本没有留意原住民文化和当地气候特点，原住民由于文化习惯的影响，愿意住旧式房子。政府就挨骂。结果，过了一些年，许多人家住进水泥房子里——因为空调便宜了。
两年前，兰屿那边有一家人要开一个便利商店，也是一堆人反对，说破坏了当地的淳朴民风和文化。这是很莫名其妙的文化概念。就仿佛我们这种都市人的传统文化，放在故宫博物院里也就行了，而少数民族或者原住民，他的传统文化就得每天在生活里面去践行，这是没有什么道理的。而少数民族、原住民，从主体人群这边接受了刻板的文化印象，有时也跟着附和被建构出的民族文化，在社会鼓励下去践行这些文化。
什么是文化？我们举一个例子，羌族祭山神，现在他们有时还祭山神，说那是重要的民族文化。这个文化背后的意义其实是强调地盘。我们有我们的地盘，你们有你们的地盘，我们祭我们的山神，你们祭你们的山神。如果两个寨子人群的关系密切，他们还共祭一个更大的山神。所以这文化跟当地人类生态关系密切；了解这是一种人类生态产物，那么就能理解文化变迁。讲到人类生态与文化变迁，我以前做田野时，虫草一根两块钱，四五年前，虫草涨到了四五十块钱一根，再加上岷江上游退耕还林，农地资源不能利用，采虫草变成非常重要的经济活动。这么贵的虫草，谁还管传统的村寨地盘？新的理由是，那都是国家的地盘，不是某一村寨的地盘。没有人再尊重地盘。再加上很多村子已经离开山上，搬到河坝。人类生态改变，山神也就不祭了，这文化也逐渐消失。
几年前，我的羌族朋友毛明军跟我说，“去年祭山神只有我爸爸一个人走到神山底下。” 我听起来感觉很悲哀、难过，但这是无可奈何的。整个人类生态变了，只有老人还记得这个东西，怀念它。
我们要对文化有反思性、批判性了解，文化是让我们不知不觉去行动的一套规范。社会要延续自身，也是延续资源分配体系，这跟社会阶序权力有关。所以会产生文化，让人不知不觉地行为，这些行为又强化整个社会生态结构。若我们仍糊里糊涂地跟着主流社会界定的文化走，就永远是社会文化的奴隶。
台湾很多原住民和大陆少数民族，都常常因为接受主流社会赋予他们的刻板文化印象，比如打猎、吃虫、吃蛇等等，而实践这些文化，这些文化实践反过来又强化主流社会对原住民及少数民族生活落后的刻板印象。
正午：羌族本地知识分子对您的书是什么评价呢？
王明珂：可能各人的看法不同。我的羌族老朋友们，对于我的著作让羌族受重视，当然感到很高兴。我以前有一次跟羌族朋友喝酒，喝了很多白酒，喝得非常醉。有一位羌族朋友就说，“为羌族干杯！” 那时我已经做了五六年田野调查，觉得收获很多，我特别感激，感慨，我就说，只要是为羌族干杯，我一定得喝。我一口就喝了。结果后来他们动不动就要我为羌族干杯。
他们是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希望被重视。我当初给过他们的许诺，便是让全世界都知道羌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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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珂，1952年生于台湾，1992年获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特聘研究员，2014年起为“中央研究院”院士。长期从事羌族及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以及北方游牧社会研究等等。著作包括《华夏边缘》、《羌在汉藏之间》、《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游牧者的抉择》、《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等。
（感谢梁永佳博士、哈光甜博士对写作提出的意见，高波博士、郑少雄博士的帮助。因为种种原因，本文有大量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