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发生在1961年，这一年麦卡锡结束了她与纽约客撰稿人鲍登·布罗德沃特（Bowden Broadwater）维持了15年的婚姻，不久她便嫁给了外交官詹姆斯·韦斯特（James R. West），韦斯特是麦卡锡的第四人丈夫，两人相守直到麦卡锡去世。

“玛丽，你要么接受男人的天性，要么独身一辈子。”阿伦特这样劝慰麦卡锡。虽然是最好的朋友，但是两人对待亲密关系的态度却迥然不同，阿伦特认为没有男人会为女人改变，试图改变男人是徒劳无功，而麦卡锡则相信爱情会使人改变，如果两人都像以前一样，毫无变化，那么相爱还有什么意义？

麦卡锡偶尔也会为阿伦特的神经大条感到着急，“你的海因里希（阿伦特的丈夫海因里希·布吕歇尔，德国诗人、哲学家）太迷人了，我都替你吃醋。不是人人都可以像你一样做一个狂野的柏林人。”阿伦特则调笑她说，“狂野？我可没有把我所有的爱人都嫁一遍。”玛丽立刻辩解道，“我可没有嫁给他们所有人！”“那也差不多了。”阿伦特继续爽朗地大笑。

阿伦特和麦卡锡相识于1944年的纽约，在曼哈顿莫雷山酒吧（Murray Hill Bar）的一次聚会上，两人第一次见面。那是阿伦特流亡纽约的第三年，她的声名不再局限于德国犹太移民的小圈子，开始被纽约主流知识分子群体所了解和接纳。对于她们的初次见面，麦卡锡这样回忆道，“她（阿伦特）充满活力，有一种令人激动的、不同寻常的活力。”

然而就在转年，两人的友谊就遭遇了一次最大的危机。在一次聚会上，大家谈起法国人对占领巴黎的德军的敌意，麦卡锡说她为希特勒感到难过，因为他竟然会荒唐到希望得到他的受害者的爱戴。这句话激怒了阿伦特，她当场质问麦卡锡：“你怎么可以在我面前说这种话——对一个希特勒的受害者，一个去过集中营的人！”两人之间的冷战持续了三年，和解发生在地铁的月台上，阿伦特对麦卡锡说：“我们结束这荒唐的争吵吧，我们的想法明明如此相近。”麦卡锡随后为关于希特勒的言论向她道歉，阿伦特则承认自己从没去过集中营，只在法国的一个拘留营里待过。

阿伦特与麦卡锡于1949年开始通信，两人的鱼雁往来持续了25年，直到1975年阿伦特去世，这些书信被美国作家、麦卡锡传记作者卡罗尔·布莱曼编辑收录于《朋友之家：汉娜·阿伦特、玛丽·麦卡锡书信集》中。在信中，她们辩谈时事、探讨文学，也倾诉情感、闲聊八卦，既充满智慧和雄辩，又不乏真诚和亲密。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从新近出版是《朋友之间：汉娜·阿伦特、玛丽·麦卡锡书信集，1949-1975》一书中节选了二人的部分书信内容，读者可以近距离了解这两位20世纪杰出女性的政治观、道德观、文学观、思想脉络，以及她们漫长而独特的友谊。

1963年是两人密集通信的一个时期，那一年，麦卡锡出版了她一生最成功，也是写作时间最长、最艰难的一部作品，《群体》。 这本描写八个年轻女孩如何在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美国抗争与妥协的小说甫一出版，就遭到以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为首的纽约知识分子的猛烈攻击。而高强度写作带来的肺炎、腰间盘突出和呼吸道疾病也使得麦卡锡身心俱疲。同年，阿伦特关于阿道夫·艾希曼审判的系列报道发表在《纽约客》杂志上，随即把阿伦特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报道中对艾希曼“平庸性”的分析，以及对犹太委员会在战争初期对纳粹顺从合作态度的质疑都使阿伦特在犹太人社群中受到猛烈的攻击。对于批评的声音，阿伦特选择了保持沉默，麦卡锡替她不平，也公开写文章为她辩护，而阿伦特则在信中对麦卡锡说，在那些篡改者面前她根本无能为力，她坚持自己只是写了一篇客观的报道，不持任何政治立场，无论是作为犹太人的身份还是别的。

汉娜·阿伦特、玛丽·麦卡锡1963年书信节选

纽约

最亲爱的玛丽：

我知道这封信拖得太久了。我非常非常喜欢《群体》，和你的其他作品非常不同，整体风格更加柔美更加忧伤，准确地描写了那个时代，但却是在一定的距离之外观察的。你赢得了某种视角，或者说：你到达了某个点，这个点让你远离了原来的生活，让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还原到客观的状态，你自己已经不再直接卷入其中了。因此，这本书比你的其他作品都更像是一本小说。我不必重复任何有眼光的人会说的话—这本书文字非常漂亮（句子具有一种出色的内部平衡感），而且非常有趣。我还读了《纽约客》上那篇关于意大利的文章，也很喜欢。这是你最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

我为什么没有早些写信给你呢？唉，真正的原因是我感觉不太好。海因里希身体一直不好，现在好些了，可以和以前一样工作，但是我很担心他，想到我不得不到芝加哥去，心里很难过。（请你别告诉别人，这是我们俩的秘密。）我们已经一起生活了28年，如果没有他，生活将不可想象。我尽量让他远离艾希曼事件带来的麻烦，所以你应该能理解我为什么没心情写信了。你也许知道《党派评论》用非常恶劣的态度攻击我（莱昂内尔·阿贝尔到处散播关于我和海因里希的谣言），那些群众—知识分子或非知识分子，都被成功地动员起来了。我刚刚听说，新年第一天反诽谤联盟向所有犹太拉比散发了一份传单，号召他们反对我。我想，如果其他一切都好，这件事还不至于让我太烦恼。可是以我现在这种忧心忡忡的状态，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保持头脑冷静不让自己爆发。没有任何理论和学术的包装完全按照真相说实话是件多么危险的事啊！但是我得承认，我很享受这种危险，它让我更加了解了真理和政治。   

非常爱你

河畔大道370号

最亲爱的玛丽：

我们的信岔开了，我很抱歉在这种情绪低落的时候给你写信。海因里希现在身体又恢复了—只能说好些了。我想说的是：你的耳朵一定在发热吧？因为我们都在谈论你的书。昨天我和丹佛·林德利（Denver Lindley）谈了很久你的书，他非常喜欢，很多其他人也很喜欢。在我看来，那些“家伙”攻击你似乎非常正常，这更多的是因为《群体》是一本畅销书，而不是因为什么政治原因。顺便说一句，我认为他们不会坚持太久的。

收到你的信后，我做了一件以前不会做的事。我为你和尼克拉记下了一些反驳（阿贝尔评论）的观点，但我不会写文章发表，理由如下：他的文章是政治活动的一部分，不是文学批评，而且和我的书无关。就像（迈克尔）慕斯曼诺的那篇评论一样，他评论的是一本根本就不存在的书。那些有政治意图的人是要编造一个能最终掩盖那部真正作品的“版本”。我不想做什么来反击他们，不仅仅是因为你提到的原因，而且还因为在那些篡改者面前我一个人根本无能为力，他们有钱、有人、有时间、有关系。我的情况是，我写了一篇报道，我不持任何政治立场，无论是作为犹太人还是别的。

我和《党派评论》决裂与阿贝尔评论的内容无关，我气愤的是他们选择了这样的评论人。事实上，第一，他们知道阿贝尔以前写过一篇攻击我的文章（关于《在过去和未来之前》的负面评论），选择他首先就是一种恶意；第二，他们选择阿贝尔作为评论人说明他们缺乏对我以及我的作品最起码的尊重。德怀特给他们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指出了这些问题。

我也许应该补充一下，这篇报道中的某些观点确实和我关于极权主义的书有冲突之处，但天知道，阿贝尔竟然没有发现。这些观点如下：第一，我在关于极权主义的书里详细讨论了“遗忘的洞”（holes of oblivion）。在艾希曼这本书的第212页上我说“遗忘的洞并不存在。人类世界没有那么完美，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遗忘根本不可能，总会有某个人活下来讲述这个故事”。第二，如果你认真读了这本书，你会发现艾希曼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并不像我在“极权主义”那本书中以为的那么严重。我也许过分强调了意识形态对个体的影响。即使是在“极权主义”的书中，在有关意识形态和恐怖的章节里，我提到了，在运动的精英分子中，意识形态的内容令人费解地缺失了。运动本身变成了最重要的事，反犹太主义的内容没有体现在种族灭绝政策中，因为如果没有犹太人可杀，种族灭绝也就无从说起了。换句话说，灭绝本身比反犹太或种族歧视更重要。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平庸的恶”这个表达方式是相对于我在“极权主义”中说的“极端的恶”（radical evil）提出的。这个话题很难在这里展开，但它确实很重要。

你信中写道，没有人敢阐释我的观点。我觉得，我的报道里根本没有“观点”，只有事实和一些结论，那些结论通常出现在每一章的结尾。唯一的例外是后记，讨论了这次审判的合法性问题。换言之，我认为让那些人大动肝火的是，不是什么理论或观点。他们这些恶意情绪针对的是一个根据事实说出真相的人，而不是一个和大多数人的观点相左的人。

我有点担心你的健康。好好保重，希望我们能尽快见面。

非常爱你

博卡迪马格拉

最亲爱的汉娜：

我刚刚收到你的信。我很理解你为什么不想反驳阿贝尔，我很担心你的处境，也很担心海因里希的健康。你没有说他的身体还有什么问题，我真的很想知道。唯一让我感到放心的是你觉得还可以去芝加哥（授课）。

我很想帮帮你，而不仅仅是当你的听众。艾希曼这件事该怎么办呢？这架势已经变成集体迫害了。不管你写不写文章回应（我还是觉得你最好在什么地方回应一下，即使不是在《党派评论》），我都要写篇文章给《党派评论》的那些家伙发表。不过这件事得等我回到巴黎才可以做，因为我们这里谁都没有《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或《极权主义的起源》。尼克拉写了一封信给莱昂内尔，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正在写这封信（他们是很久以前的朋友，我从尼克拉对莱昂内尔的忠诚或固执可以看出他们的友情尚在），在信中他说他认为莱昂内尔对你的攻击是错误的。据米丽亚姆说，他的措辞很严厉。

尼克拉认为你在书中提出的问题应该好好讨论讨论。不是那些被莱昂内尔“批评”的论点，而是你关于犹太人委员会所扮演角色的观点带来的启示，也就是说，对于广义的现代社会中的组织有什么启示。他也很想知道为什么你认为纳粹在丹麦、保加利亚和意大利的反犹太运动遭遇了失败—除了犹太委员会的参与或不参与，除了你提供的那些事实，是否还可以找到什么共同的因素来解释？如果能找到一个共同因素，那么为了防止未来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人类就应该好好培养并保护这个共同因素。或者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因素？而是因为一些偶然的因素—在一个国家是因为国王个人的勇气，在另一个国家是因为老人天性中的随和以及人道的务实主义（意大利人）？他希望你能把艾希曼的平凡性这个基本概念再阐发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不能简单地总结为“我们每个人心中都藏有一个小小的艾希曼”，那么是什么呢？他认为他同意你的观点，但他不确定是否正确理解了你的想法。当然，在现在这种由莱昂内尔和上千个布道拉比制造的充满敌意的氛围中坚持讨论这个问题也许有点困难。但是，这样的讨论，以一种引发思考的方式展开，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是实现你所说的动员群氓（mobilization of mob）的唯一办法。（我不知为什么很不愿意用“群氓”这个词，也许是出于谨慎，也许是因为这个词听上去很刺耳，就像暴徒一样。）我想到了苏格拉底的《申辩篇》。

亲爱的汉娜，我可以在芝加哥和你见面。我11月10日要到纽约的诗歌中心朗读《群体》，这是我计划中唯一确定的日子。10月8日我要去马德里参加一个为期六天的小说研讨会议，我会尽量晚点去，然后把去美国的时间延迟到11月。我后天去巴黎。

亲爱的汉娜，请快点写信给我，告诉我海因里希的情况。向你致以最深最深的爱，紧紧地拥抱你。

玛丽

又及：我很高兴你喜欢《纽约客》上的那篇短篇小说。我校样的时候，感觉不太喜欢那个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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