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早已完全改变了西方的政治：美国人选出了一位将北约形容为“过时的东西“、指责中国坑骗了美国的总统，欧洲的第二大经济体英国准备离开欧盟。但是，民粹主义革命仍然将会继续——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的民意支持率达到巅峰；想要带领法国离开欧元区、举办脱欧公投的法国国民阵线的领导者玛丽娜·勒庞进入了最后一轮总统选举。

缩在回音室中的西方知识界并未理解所发生的这一切，他们认为民粹主义者是怪人或是种族主义者。美国作家兼记者约翰·朱迪斯（John Judis）不这样认为，在他的新书《民粹主义的爆发：大衰退如何改变美国和欧洲的政治》（The Populist Explosion: How the Great Recession Transformed American and European Politics）中，他写道：民粹主义来源于不同的派系，有左翼也有右翼，有笑容灿烂的人，也有怒吼者。民粹主义者联合在一起，来对抗有权有势者。西班牙左翼社会民主力量党痛击“权贵阶层”，英国的右翼英国独立党反对自由精英，难以归类的意大利格里洛斥责”三大破坏力量——记者、工商业者以及政治家”。民粹主义者在怀疑传统制度的过程中联合起来，他们认为这些制度已被精英所腐化，或者已经被技术变革远远地甩在后面了。

然而民粹主义者们又在各个方面有所不同，这使得民粹主义者阵线难以跨越政治或国家边界。右翼民粹主义是三元的，将中产阶级描绘为被两大群体挤压的力量，例如外国人和“依赖福利生存的人”；左翼民粹主义则是二元的——它与大众联合起来反对富豪精英，或者与苏格兰民族主义联合起来反对外国精英。

民粹主义诞生在美国中西部的大草原上：遭受谷物价格下跌和当地铁路垄断者剥削的农民愤怒而起，反对“金钱力量”，并组织起了诸如人民党等新党派。乡村民粹主义者与城市工人、中产阶级进步分子联合起来，他们在主流政治中找到了同盟，如警告将人们钉死在“黄金十字架”上的威廉·詹宁斯·布莱恩，以及反对“巨大财富的犯罪分子”的罗斯福。

民粹主义塑造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不仅仅是在德国和意大利（这两个国家的独裁者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而且也发生在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转向左派以应对休伊·朗所带来的挑战——休伊·朗是路易斯安那的民粹主义者，承诺“让每个人都是国王”和“每个锅里一只鸡”）。在战后长期的繁荣中，民粹主义倾向撤退到少数几个怀有不满的群体中：法国国民阵线从边缘群体中获得支持，比如阿尔及利亚去殖民化之后被迫从阿尔及利亚返回法国的人，以及讨厌赋税的小店主。

在停滞的20世纪70年代，民粹主义开始复兴：1976年美国社会学家唐纳德·沃伦（Donald Warren）发现了中产美国激进派，这些人认为美国体系倾向于富人和穷人，而不利于中产阶级。在全球主义支持者的统治下，民粹主义继续发展：例如在布什竞选连任总统期间，罗斯·佩罗曾说到过很多最近特朗提到过的话题，并对布什的连任造成了威胁。

朱迪斯认为，民粹主义的爆发不可能仅仅是一次短暂的偏差：诸如英国独立党等党派可能会内乱，但是这种趋势会招致更多对现状的不满。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技术官僚精英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可信度。欧盟不断忽视投票者拒绝新条约的公投，已经摧毁了自身反对民粹极端主义、守卫民主的诺言。民粹主义者显示了自己处理现实问题的天赋——例如无限制的移民不利于稳定——并将其转化为自己赢得选举的平台。建制派政治家所忽视的问题给了民粹主义者生机，使其能够不断地扩大和深化他们的吸引力，例如用种族主义来解决对人们对移民的担忧。法国的国民阵线是民粹主义政党中最成熟的政党。它早已将自己的选民从小商业者扩展到蓝领工人，将曾被左翼主导的地区纳入囊中，并吸引了公共部门的工人。

一些狭隘的时评者仍然仅仅将民粹主义看作是一场反对运动：虽然危险而颇具破坏力，但在不可逆转的科技和人口力量所推动的全球化和多元文化主义面前，仍然力量弱小。但从历史看来，这种观点仍然存疑。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虽然飞机和电话传遍世界，但是全球化仍然被迅速逆转。20世纪20年代，在国外出生的美国人比例达到13.4%，但是在1924年的移民法颁布之后，20世纪70年代的这一比例只有4.7%。西方精英对民粹主义长期影响和短期繁荣的认识是有误的。

（翻译：尉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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