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0期主持人|潘文捷

今年，电影《消失的她》为我们展示了一场东南亚的“畸形秀”——在这一都市传说中，夫妻在东南亚旅行，妻子在试衣间试衣服的时候突然失踪，丈夫苦寻多年，最终赫然发现妻子变成了舞台上的“人彘”。这样的电影内容和今年流行的在泰国男模餐厅被“噶腰子”的传闻一起，吓住了一部分想要前往东南亚旅行的游客。虽然泰国官方已对“噶腰子”传闻进行了辟谣，但类似的故事依然令人过目难忘。 

而另一部商业电影《孤注一掷》则化身为反诈教育片。在这个故事中，郁郁不得志的程序员和渴望崭露头角的模特，被海外高薪招聘吸引，决定出外闯荡淘金，却意外卷入了一场精心策划的网络骗局。这部电影反映的是“缅北诈骗”。8月，缅甸商务部长昂乃乌针对缅北电诈问题进行了回应。他表示，缅北电诈问题并没有媒体报道的那么严重，国际舆论中存在很多虚假新闻，只有真正来到缅甸才能了解真相。与此同时，关于缅北的新闻与传说依然铺天盖地，真假难辨。

在未来，类似的电影或许还有更多——电影《鹦鹉杀》定档于9月15日，被冠以“首部杀猪盘女性反杀电影”的名号。据报道，电影故事源自大量“杀猪盘”真实案例，真实再现“以爱为名”的杀猪盘犯罪套路，电影的宣传语为“你在热恋，他在诈骗”。这看似是一部诈骗教育公益片，实际上却是一部需要观众贡献票房的商业电影。

如果我们可以把这类电影称为“恐吓电影”的话，为什么它们在今天如此流行？

01 恐惧文化大行其道体现出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

林子人：其实《消失的她》《孤注一掷》我都没看过，但感觉在社交网络上随便刷刷别人的帖子，剧情了解得也差不多了。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两部热门国产电影有很强的议题导向，印象中《消失的她》在宣传中有提到以泰国坠崖妻子的事件为创作灵感，《孤注一掷》则与近期密集出现的缅甸诈骗犯罪新闻密切相关。议题先行的结果就是观众很有可能会混淆艺术创作和社会现实的边界，把电影当成某种更精良、更有戏剧冲突的纪录片来看，这就会出现“国内这么多好地方可以去玩，确实没必要跑到国外去”之类的观后感。

恐惧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集体情绪，但这个现象倒也不止在中国发生。早在1997年，英国社会学家弗兰克·菲雷迪（Frank Furedi）就提出过“恐惧文化”（Culture of Fear）的概念。他认为，“恐惧对人们思考生活方式和应对不确定性的方式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公共修辞持续引用恐惧话语，甚至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也越来越耸人听闻。”这一现象之所以会在西方出现有若干因素，其中之一是人们对伤害和规避风险越来越敏感，而被定义为有风险的生活体验的范围也随之不断扩大。

菲雷迪提出的另外一个因素——也是和我们所谈的“恐吓电影”更相关的一个因素——是大众传媒在形塑恐惧文化上发挥的重要作用。“与其说媒体制造了恐惧，倒不如说它提供了让人们间接体验到恐惧的媒介。”菲雷迪在《恐惧》一书中援引法学理论家克里斯托弗·古泽利安的观点指出，恐惧的间接性是当代恐惧文化最明显的特征，“当今制造恐惧的多是风险的传播，而非个人经历。”

说到底，恐惧文化大行其道是因为社会大环境中道德混乱，缺乏信任，更重要的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人们如今倾向于从消极的角度看待不确定性，那么变化本身就是充满威胁性的、令人恐惧的。这个变化可能是身处异国他乡，也可能是某种系统性变革。

徐鲁青：这点还挺有感触的。我很久没用安卓手机，有一次回家用我妈的手机，点开手机自带的浏览器，首页扑面而来一大堆耸人听闻的恐吓性消息，大多是配上几张电影截图，充斥着奇情甚至色情猎奇感，诸如女大学生东南亚失联最后在红灯区找到、女大学生失踪后在山区当性奴、女大学生酒吧喝醉被捡尸等等。这些信息很大程度建构了她对于外部世界的想象。

潘文捷：新闻工作者多少能够理解以恐惧和威胁为卖点的行为。在KPI的指引之下，我作为内容生产者也会思考什么样的内容更加吸引人。标题中带有悬念、刺激、威胁等内容的，天然就会吸引人们的眼球，流量比较高也实属正常。尤其是自媒体时代，大家都在竞相争夺注意力，内容工作者去追求这些在所难免。

恐吓本身甚至会带来一种安全感——啊，因为他们这样做了（比如去缅北了、去泰国了）才会遇到这种事，我不做就行了，甚至带来优越感——连中科大博士都被骗了，我都没有被骗呢。

02 乖乖待着就不会有危险，保守的“岛宇宙”只会越缩越小

董子琪：我想到了栾保群讨论的志怪小说——鬼化作人的样子在市集上贩鸭子，所谓鬼就是人群中的陌生人。那么不管是缅北诈骗还是家暴男，都像是“鬼”的化身。我有阵子痴迷看《今日说法》系列节目，其中有一类案件是网络交友诈骗，真相大白之后，警方往往会提醒广大男性用户不要被“女鬼”所骗，那些声音甜美、面貌姣好的女子并不真的要跟你约会，而如同画皮“女鬼”冒名顶替是来骗钱索命的。这类案件看多了也会有点心惊，多少年了，世间还是流行“红粉骷髅”的喻世明言。

由警醒世人的喻世明言，我又想到中国“神道设教”的传统，即儒家知识分子其实并不相信鬼神报应之说，但为了警醒世人、规范行为，也就将就应用了神鬼之说，像祥林嫂听到的再嫁的女人死后要被扯作两段的吓唬，还有“十八层地狱”的信仰，正是这类产物。祥林嫂是真的害怕人死后有灵魂，因为鲁四老爷和众多权威都告诉她，这个世界是不会错的，到死了都得遵守贞洁，至于她的不安恐惧、不得救赎是最微不足道的。

“他们所关注的在于民心的安定与社会秩序的维持，也就是期待使小人畏惧、让不善消弭，而对于煎熬在现世苦痛中的人们灵魂的救赎，基本上不去关心，”日本学者丸尾常喜的这句话或许也可以用于点评恐吓电影。

这类恐吓电影和真正的恐怖片差别在哪呢？《消失的她》《孤注一掷》是不是都在假设这个世界的安稳以及外部世界的动荡，而真正的恐怖片即使有这个世界与那个世界的分别——比如《迷雾》以及《寂静之地》——也会假设恐怖会一点点蔓延，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安全之地，最终所有人都会卷入其中。也就是说，在恐吓电影中，人只要乖乖待着就不会有危险；而在恐怖电影里，魔鬼、丧尸、怪物迟早都会找上门。

鲍曼在对话录《将熟悉变为陌生》里重提弗洛伊德的结论：现代人类精神痛苦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为了文明提供的安全牺牲了太多的自由，而他认为恰恰相反，人们为了自由而牺牲了太多安全。鲍曼所说的是否正确姑且不论，这是否是许多人被恐吓住的真实原因？

尹清露：利用人的恐惧心理排除异己，划分出“安全的此岸”和“危险的彼岸”，这在日本近些年来的电影/动画谱系中也很常见。有所不同的是，就如社会学者吉田俊哉在《平成时代》一书中指出的，恐惧与对崩溃的担忧并非来自某种外部的攻击，而是由内部产生的——吉田将平成定义为“失败的时代”，日本在全球化、信息化以及少子老龄化的潮流中接连遭遇挫败，而对失败的预感早已在《阿基拉》《新世纪福音战士》《二十世纪少年》等上世纪90年代的作品中体现出来。这些作品有一个共通的主题，即对于末日来临的恐惧。

而评论家宇野常宽认为，随着新自由主义在日本的溃败越来越明显，千禧年后的日本文艺作品进入了“大逃杀”和“决断主义”的模式，无论是校园生存类电影《大逃杀》还是动画《死亡笔记》等作品，都将世界的不透明性/无秩序性当作前提接受下来，并且不假思索地踏出脚步。它们传达出这样的信息：自闭家里蹲的话就会被杀掉，所以要靠自己的力量活下去，这形成了一个排除型的“岛宇宙”社会，区分敌友变得重要。

这样的作品是保守和退缩的，它们利用的情绪也与《消失的她》《孤注一掷》如出一辙。当然也有不同，比如日本的大逃杀类作品的舞台多设置在日本国内，其崩溃也是出于内部，而这些中国国内的电影区分了“安全的国内”和“危险的国外”。但是我认为情绪具有强烈的延展性，上一秒害怕东南亚，或许下一秒就会担忧邻居，保守的“岛宇宙”不可能主动扩大，只会越缩越小。

03 拍出好的现实主义的人一定不够斩钉截铁

潘文捷：我们愿意相信的现实，和真正的现实之间的是存在鸿沟的。美国《科学》杂志曾经发表了一项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人员的研究，假新闻在社交媒体的传播速度是真实新闻的6倍，且假新闻更容易得到转发。研究人员称，公众之所以更喜欢分享假新闻，是因为它更加耸人听闻。在读者眼中，这些假新闻比真相更“真”，更像是现实。那么，所谓恐吓电影中的现实主义和以往的现实主义是否存在差别呢？

徐鲁青：最近有评论说今年票房大热的电影暑期档充斥“塑料现实主义”，看似在揭露社会黑暗，实则是蹭热点的“议题电影”。现实主义和伪现实主义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我最近正好在看纪录片《梦的背后》，拍的是娄烨《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的制作过程，我觉得拍出好的现实主义的人一定是不够斩钉截铁的，对于何谓“正确”不够了然于心的。

对议题的直接展示与直接判断，当然远比呈现复杂、暧昧与幽微的现实简单得多，也讨喜得多。其实不光是拍电影的人，在图书领域，现在许多文学书籍的营销都是“社科化”的，只需要把枝叶丛生的文本削成一句简单的宣言。有编辑和我聊到，或许这样更让人有“获得感”——读完这本书我们至少能收获一个道理，明白一些东西，谁有时间花在一些复杂无用的感受上呢？

评论者也很容易被议题裹挟，因为这是最省力气的生产方式，也更能满足读者的预期。我面对直觉型的创作者常常手足无措，该如何写他们的专访呢？他们仿佛更在意矛盾和细节，他们的思路总是跳跃、纠缠，或者就是，根本没想这么多。但采访对象不擅长总结归纳和判断，写出来的对话就不够好看，看起来不够一针见血。我很喜欢《野蛮人入侵》这部电影，在暑期档里它表现平平，为了博得更多票房，宣发上会挑出其中符合女性主义标准的台词，会强调故事展现的是母职困境，但电影文本的复杂性要远远溢出这些议题拼盘。相反，“塑料现实主义”可以轻而易举以议题概括，它们用人们对议题的想象搭建起框架，文本只负责乖顺地把骨架填充起来，让它们看起来更严丝合缝，而非造成任何动摇。

尹清露：“恐吓”和“恐怖”的区别很有趣，恐怖带来内心的摇晃不安，它可以成为建立全新自我的契机；而恐吓带来的是“安全的刺激感”，只要识别出“他者”，即杀猪盘/诈骗犯，你在“自己人”这边就是安全的。我想，这也是现实主义与伪现实主义的重要区分。

吉田俊哉举了一个例子：1995年日本沙林毒气事件之后，媒体制造出一系列奥姆真理教报道节目，人们就像看都市怪谈电视剧那样痴迷地观看着，感到害怕的同时也很享受其中的内容。吉田认为，这样的做法使得民众将教徒们视为他者，以解释他们为何与日本社会格格不入，可是这样一来，也剥夺了民众对现实发出根本质疑的可能性。同样，《孤注一掷》这类“抖音化的电影”也具有这类都市怪谈的廉价情绪。我自己也很喜欢看《诚如神之所说》《朋友游戏》这种日本校园逃杀漫画，它们的确带来了强烈的快感，但快感过后则是无尽的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