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珍

自7月末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以来，经济学界提出了多个可能的化债途径，如发行再融资债券置换隐性债务、和金融机构协商债务置换和展期等等。周六，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一场研讨会上，与会专家认为，遏制增量是化解存量的前提。

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指出，短期化债容易，难的是稳住地方政府的长期债务水平。“我国债务无法控制的最重要原因是政治经济学的原因。”他说，“综合前两轮化债，（媒体报道称）正在酝酿的1.5万亿元债务置换不是个好办法，明显会给地方政府机会主义。” 

据财新周刊报道，特殊再融资债券或在下半年重启发行，额度约1.5万亿元，并将对天津、云南、贵州等12个债务压力较大的省份在配额上将给予更多支持。

对于遏制增量，姚洋建议把国有企业的预算决算纳入同级政府的预算决算，还要允许融资平台破产，只有一方面加强监督，一方面加强市场纪律，才能杜绝地方政府债务的不断膨胀。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明表示，遏制增量首先是要实现地方政府财权事权大致平衡，特别是在当前地方土地出让金萎缩的情况下，中央应统筹更多的社会福利性支出，如养老、医疗、失业等。其次，基建融资通过发行国债和省级政府一般债的方式进行，不要再让低线城市用市场化的融资水平去为基建融资。第三，改变地方政府考核体系，对GDP增速和债务水平进行联动考核，这样才能改变地方政府举债发展的冲动。

在化解存量债务方面，张明认为，还需要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审计，目的是掌握真实的债务数据，然后针对不同债务类型采取不一样的化债方式。 

他指出，从财新披露的化债方案来看，用的还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限额。这个方案对东部省份或许可行，但对于财力有限的中西部省份特别是西部省份来说比较困难。

“我觉得中央出钱是或早或晚的事，要么自己发债来化债，要么以后等到风险逐渐传递到金融部门，这时候再介入，但是那时候成本会更高。所以说中央政府越早介入，以越透明地方式介入，总成本越低。”张明说。

他特别强调，要在增长中化解债务。“就好比一辆自行车，要保持足够的速度才有更多的稳定性和腾挪的空间，如果速度降下来，维持平衡都很困难。”因此，政府应该果断地实施逆周期宏观政策，同时通过结构性改革稳定市场信心，尽快让经济增速靠近潜在增速，这样才能更加稳妥地化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务处处长、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毛捷在会上指出，中国的地方债是一个混合的公债，兼具类国债的形式和类市政债的性质，这使得化解工作变得非常困难。根据财政部数据，地方债的持有者里面，82.54%是商业银行，70%左右是大型商业银行，区域性金融机构持有不到10%，有非常明显的国债的性质。

毛捷认为，地方债之所以会出现周期性的反复增长，可能跟它的混合公债的性质有关。因为既要保留功能，又要剥离风险，在实践中很难做到。 化债的方向应是逐步剥离地方债的类国债性质，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政债或地方债。

他还指出，专项债项目收益虚增的情况非常严重，从2022年主要省份收益覆盖本息的情况看，西部省份专项债项目虚增收益现象可能更为严重。“收益倍数越高，发行利率应该越低才对。但是，内蒙古、广西他们的项目整体收益倍数很高，按理说很安全，为什么他们的发行利率那么高？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倍数是虚假的。”

北大国发院助理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胡佳胤表示，最优化债方案需要平衡流动性风险和道德风险，防止“旧债未清，新债又起”。一方面需要甄别、置换和化解存量债务，严防新增信务，另一方面要保证地方政府有财力履行其职能。国际经验也表明，政府救助银行反而会引发主权债务危机，因为国家整体负债能力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