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辛圆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周日表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债务、人口和物价下行的三重挑战，负反馈循环可能相互强化，致使债务/GDP比率上升。打破债务-通缩螺旋的预期，政策的当务之急是通过财政货币协调稳需求。

他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承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月度分析会上表示，目前房地产行业还在去杠杆过程中，对经济的影响还在加深，一方面拖累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另一方面也波及到消费。在此过程中，如果面临债务和物价下行的负反馈循环，可能会导致“越去杠杆，杠杆率越高”的后果。

“杠杆率是债务占GDP的比例，是分子除以分母，如果在去杠杆的过程中没有财政和货币宽松，结果就是名义GDP增速（分母）会下滑更快，这导致越想去杠杆，杠杆率越高。”他解释称。

邢自强指出，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政府为抵消《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对出口的不利影响，货币和财政过度宽松，最终引发资产泡沫。然而泡沫破灭后，政策制定者矫枉过正，实际利率高于GDP增速长达四年之久。财政政策直到1993年才转向宽松，而即便如此，货币和财政政策仍长期缺乏协调性。日本在1994年之后便陷入了长期通缩，导致了近20年的低增长-低通胀循环。

邢自强表示，借鉴日本的他山之石，为避免“痛苦去杠杆”的尾部风险，短期需要通过财政货币协调稳需求，中央政府发挥“最后贷款人职能”避免房地产和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过度收缩，长期则需推进改革、促使转移支付/社会福利支出朝住户部门倾斜，修复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具体来讲，有五大发力方向。

第一是再通胀。经济重启以来，货币政策较为宽松，但财政政策在上半年有所收紧，财政政策的推进节奏或将是影响经济和通胀前景的关键因素。邢自强表示，就财政宽松来讲，明年可以考虑提高新增专项债发行规模，或扩大中央政府预算内赤字，帮助经济尽快摆脱低通胀的局面。

二是再平衡。 针对长期内需不足的结构性痛点，通过增加教育、住房和医疗等社会福利领域的支出，变相对家庭部门增加转移支付，从而推动消费，而非在资本回报率下降的情况下仍过度依赖投资稳定总需求。

“西方采取的是对消费者刺激，如果我们认为这在中国执行起来比较难，是不是可以增加对社会保障体系、社会福利的投资，减少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这一方面可以减少‘刺激转化为无效投资’的担忧，又增加了对老百姓的支持。”他说。

第三是债务重组，这涉及房地产和地方债两大领域。在房地产领域，开发商的债务重组一直在推进，但仍需要一个系统性框架，一方面重组和改善开发商的资产负债表，另一方面稳定购房需求和房价预期，避免供需双双超调。对于地方隐性债务，“系统性”化债方案需平衡分配各方负担，中央政府可通过一轮的债务置换降低再融资风险和利息负担，有助于地方政府在化债过程中维持一定的财政支出强度，避免支出下滑、增长和通胀乏力、财政收入反而下降的负向循环。

第四是改革。邢自强表示，稳需求，调结构之外，提振长期增长潜力需要持续深化改革，改善资源配置。当前国企聚焦于提高效率的指标已经提上议程。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大框架已经形成，需要加快实施步伐，特别在鼓励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符合经济规律自由流动方面，需要户籍制度改革和“人的城市化”加快推进。

第五是重振信心，尤其是民企信心。他表示，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民企信心目有企稳迹象，但是如果有一些更加标杆性的政策出台，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恢复和提振民企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