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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公募高管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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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公募高管洗牌

今年以来,公募基金行业已发生250多起高管人事变动,涉及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超过百起。

文|阿尔法工场

据媒体最新报道,建行首席财务官生柳荣已出任建信基金党委书记,并提名董事长。这意味着,在走完必要的程序后,生柳荣或将兼任建信基金董事长一职。

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建信基金董事长更换频繁,上一任董事长刘军去年7月才出任,但在今年2月便火速离任,任职尚不满1年。如今又曝出生柳荣或将兼任董事长一职的消息,不禁引发市场对于建信基金高管频繁变动的关注。

其实,不只是建信基金,今年以来,公募基金行业已发生250多起高管人事变动,涉及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超过百起,且绝大多数变动来自中小公募。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一现象的背后,或与公募行业“马太效应”加剧有关。

01 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近年来A股机构化进程中,公募基金在资本市场的话语权逐步加强,整体资产规模已突破28万亿元人民币。不过,基金公司之间贫富不均的“基尼系数”却在拉大——行业后半段上百家公司的非货规模合计不足1万亿元,甚至不及一家头部公司的体量。

规模差距带来的影响是基金管理费用的天壤之别。

今年上半年,管理费用超过30亿元的公募共有三家。相较之下,管理费用低于100万元的则多达10余家。从净利润指标看,不少小基金公司仍在盈亏线上挣扎,更有少数公司的净利润仍为负值。具体来看,瑞达、富安达、江信、摩根士丹利、九泰基金的上半年净利润分别录得-555.78万元、-890.91万元、-2229.97万元、-2328.12万元、-3103.97万元。

不仅如此,位于后半部分的基金公司还面临着规模增长乏力、新基频频发行失败等问题,尤其在基金行业陷入“艰难时刻”的2023年,显得更加突出。部分小基金公司的总经理更是亲自跑渠道,以应对基金发行遇冷的市场环境。

即便是跑通了渠道,中小基金公司也容易在新发基金中折戟。今年以来,包括东方基金、金鹰基金、融通基金、永赢基金、民生加银基金、鹏扬基金、国融基金、中信建投基金在内8家基金公司旗下的9只公募基金发行失败。

而在热门基金的发行方面,中小基金公司更是难以与头部公司抗衡。比如,年内全面提速的各类ETF新品,在发行期间获市场热捧,短时间内迅速售罄并实施比例配售,但发行的“头啖汤”均被头部公司饮得,大部分中小基金公司成为了“中奖绝缘体”,难以分食蛋糕。

另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即便年内业绩表现靠前,但对于规模增长的帮助却十分有限。这与公募直销羸弱,主要依靠代销的模式有关。因为在基金销售方面,银行、券商等一些渠道会设置基金准入门槛,比如规模方面,非货基的门槛有100亿元、200亿元不等,所以小基金公司的产品往往就会被拒之门外。

此外,在公募降佣的大趋势下,中小基金公司自身盈利能力相对较弱,在总体购买力下降过程中或将减少对于投研、渠道等方面的投入,相较头部公司竞争力也将进一步降低。

面对种种困境,一些中小基金公司尝试通过“换帅”的方式来扭转困局,但“换帅”的原因却不尽相同。

02 “个人原因”背后的隐喻

在众多离任原因中,“个人原因”无疑是最为常见的。这种过于含糊的说法,往往背后隐藏着一些不为外界所知的秘密,比如不久前从华宸未来基金离任的原总经理宋小龙。

提起宋小龙,很多业内人士都颇为熟悉。作为公募行业的一员老将,早在1999年便已入行,历任富国基金信息技术部项目经理、研究部行业研究员、高级研究员、基金经理、基金经理兼权益投资部总经理、长信基金基金经理、副总经理、太平基金总经理。

2018年5月,宋小龙在太平基金总经理任上尚不足两年的情况下闪电离任,随后在7月份就任华宸未来基金总经理一职。回顾宋小龙的任内表现,虽然太平基金的公募资管规模从不足1000万元迅速升至100多亿元,不过后续规模长期停滞,再无明显增长。宋小龙也开启了职业生涯的下一站——华宸未来基金。

在担任华宸未来基金总经理5年多的时间里,宋小龙并未能带领公司在规模上有所突破,最新管理规模仅有0.6亿元,在所有存在存续规模的公募管理机构中,排名倒数第二。这样的成绩,恐怕很难令股东满意。

此外,北信瑞丰基金近年来持续下滑的整体表现,也是让很多业内人士颇为感慨。原本有机会跨入千亿行列的北信瑞丰基金,至今规模仅剩30亿元,作为公司掌舵者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恐怕难辞其咎。

8月17日,北信瑞丰基金发布公告称,因个人原因,董事长李永东和总经理赵远峰均于8月15日离任。在李永东任职的近4年时间里,北信瑞丰基金管理规模从2019年末的100多亿元,下降至今年二季度末的30.05亿元。背后的原因,恐与内部管理混乱有关。

公开资料显示,2021年北信瑞丰基金曾出现过一波离职潮,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督察长在内4位高管以及6位基金经理离职。2022年曾有北信瑞丰基金市场部员工发实名内部信求助,称公司压榨一线销售员工、不报销销售费用、更改工作地点并逼迫员工离职等。对于部分问题,当时公司均予以解释和否认。在今年4月,公司督察长张恩源也因个人原因辞职,督察长职务由李永东代任。

将这样一系列信息综合下来,李永东和赵远峰二人所谓因“个人原因”离任的说法,便不言自明了。

事实上,“个人原因”的隐喻远不止于此,另谋高就者比比皆是。

其中的一些人,已明确或已走上了新岗位。比如,原贝莱德基金董事长汤晓东将于9月作为中国业务负责人加入城堡证券,原圆信永丰基金总经理蔡炎坤、原东兴基金总经理王青已分别出任瑞达基金总经理、银河金汇资管总经理一职,原嘉合基金董事长已履职港交所董事总经理兼内地业务发展主管。

还有一些人,选择放下权杖转身离开,留给吃瓜群众的多是朦胧的背影。比如,坊间传言称,原泰信基金总经理高宇有意到国外发展,原太平基金总经理范宇或将出任证通股份总裁,公司原总裁王关荣将提前退休。

03 一朝天子一朝臣

除了上面所提及扑朔迷离的“个人原因”外,基金公司大股东变动往往也会带来高管更迭,新华基金便是其中的一家。

今年年初,证监会核准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新华基金实控人。此后,新华基金核心管理层迎来一波“洗牌”。2月底,原董事长翟晨曦因个人原因离任,总经理于春玲代任,此时距离翟晨曦2021年4月接任董事长不足两年。6月底,于春玲升任董事长,并代任总经理一职。

9月2日,新华基金发布高管变更公告,宣布杨金亮自2023年9月1日起担任总经理,董事长于春玲不再代任。

随着杨金亮的到任,总经理一职也尘埃落定,意味着新华基金正式完成了管理层的变阵。

从过往履历看,杨金亮历任中国证监会办公厅综合处副调研员、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处调研员、新闻办公室舆情处处长,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首席风险官,华融中关村不良资产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中邮证券首席风险官兼任合规总监。

不难看出,杨金亮在风控和合规方面可谓经验丰富,这对于在合规体系和风控能力亟待提升的新华基金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但在提升公司业绩的经验上,却略显不足。

无独有偶,摩根基金也在今年进行了核心管理层的“洗牌”。

今年1月,摩根资产管理取得上投摩根基金100%股权,摩根大通公司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4月11日,上投摩根基金发布公告称,公司法定名称由“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变更为“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伴随着公司的更名,核心管理层也迎来一波调整。公司原董事长陈兵离任,Daniel Watkins接任董事长一职。在此之前,Daniel Watkins曾任摩根资产管理亚洲业务首席执行官。而他的上位,恰好也符合公募行业的惯例,即董事长通常由大股东委派。

此后,公司总经理职位也迎来人事变动。原总经理王大智调任为亚太区机构业务主管,带领和推动摩根资产管理机构业务在亚太区的发展,王琼慧接任总经理一职。

提起王琼慧,想必境内资管圈的朋友并不陌生。尽管她此前常驻香港,但在内地监管机构或行业协会等主办的活动中,会经常见到其身影。特别是在此次被任命为新一任中国首席执行官之前,她早已来到上海,为推进摩根资产管理的中国业务做准备。

公开资料显示,王琼慧早在2008年便已加入摩根资产管理,2009年起担任中国机构业务主管,2014年升任中国区总裁,2016年至2021年间兼任摩根资产管理(中国)有限公司(WFOE)总经理和法人代表。此外,王琼慧还曾任职于贝莱德和工商银行总行,工作经历可谓丰富。

这些宝贵的经验,使她成为了领导公司中国团队的理想人选。

但近年来同质化内卷的行业格局与市场下行期相叠加,导致外资公募能做的差异化努力是有限的。更为重要的是,与外资公募数量逐渐增多相背离是其管理规模却在不断缩减,摩根基金近两年的非货规模就缩水了超150亿元。

而基金产品净值的大面积下跌,正是其规模缩水的主因。近两年来,摩根基金旗下净值出现腰斩的基金数量超过10只。其中,“摩根核心精选”的跌幅更是超过60%排名倒数,业绩仅略好于“富安达新兴成长”、“恒越品质生活”、“富安达科技领航”等基金。

随着王琼慧的走马上任,未来她将如何带领摩根基金走出“泥潭”,值得重点关注。

04 双刃剑

笔者注意到,就在王琼慧上任后不久,另一家外资公募的核心管理层也出现了调整。

7月8日,路博迈基金发布公告称,原总经理Patrick Song Liu(刘颂)因工作需要卸任总经理,改任董事长,原董事长阎小庆则改任总经理。

这种高管职位互换的情况,在公募基金行业并不多见。按照业内人士的说法,职位互换通常是基于公司战略调整方向的一种改变,旨在优化内部管理,通过调整,公司可以确保有更适应当下策略的人员担任关键职位,可视为主动求变的一种方式。

与之相反的是,一些高管因退休或者任期届满离任,基金公司则亟需寻找继任者,以确保公司平稳运营。比如今年以来,同泰基金前董事长刘文灿、中信保诚基金前总经理张翔燕、益民基金前董事长党均章、兴业基金前董事长官恒秋等人的离任,就属于此类情况。

对于高管变动这一现象,业内人士表示,对于公司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从这个层面来说,一味地追求高管稳定,其实意义不大。如果现有的高管经营业绩不佳,换人也许才是出路。

但对于原本发展稳步向前的基金公司而言,高层变动则是一种内耗。新领导的管理理念如果与前任差异很大,又带着股东会的目标和期待而来,肯定会做出一些改革。最常见的就是人事洗牌,导致公司短期内不会很稳定。比如其所在的公司,在更换总经理之后,公司有一半以上的员工离职,三分之二的部门负责人被撤换。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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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公募高管洗牌

今年以来,公募基金行业已发生250多起高管人事变动,涉及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超过百起。

文|阿尔法工场

据媒体最新报道,建行首席财务官生柳荣已出任建信基金党委书记,并提名董事长。这意味着,在走完必要的程序后,生柳荣或将兼任建信基金董事长一职。

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建信基金董事长更换频繁,上一任董事长刘军去年7月才出任,但在今年2月便火速离任,任职尚不满1年。如今又曝出生柳荣或将兼任董事长一职的消息,不禁引发市场对于建信基金高管频繁变动的关注。

其实,不只是建信基金,今年以来,公募基金行业已发生250多起高管人事变动,涉及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超过百起,且绝大多数变动来自中小公募。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一现象的背后,或与公募行业“马太效应”加剧有关。

01 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近年来A股机构化进程中,公募基金在资本市场的话语权逐步加强,整体资产规模已突破28万亿元人民币。不过,基金公司之间贫富不均的“基尼系数”却在拉大——行业后半段上百家公司的非货规模合计不足1万亿元,甚至不及一家头部公司的体量。

规模差距带来的影响是基金管理费用的天壤之别。

今年上半年,管理费用超过30亿元的公募共有三家。相较之下,管理费用低于100万元的则多达10余家。从净利润指标看,不少小基金公司仍在盈亏线上挣扎,更有少数公司的净利润仍为负值。具体来看,瑞达、富安达、江信、摩根士丹利、九泰基金的上半年净利润分别录得-555.78万元、-890.91万元、-2229.97万元、-2328.12万元、-3103.97万元。

不仅如此,位于后半部分的基金公司还面临着规模增长乏力、新基频频发行失败等问题,尤其在基金行业陷入“艰难时刻”的2023年,显得更加突出。部分小基金公司的总经理更是亲自跑渠道,以应对基金发行遇冷的市场环境。

即便是跑通了渠道,中小基金公司也容易在新发基金中折戟。今年以来,包括东方基金、金鹰基金、融通基金、永赢基金、民生加银基金、鹏扬基金、国融基金、中信建投基金在内8家基金公司旗下的9只公募基金发行失败。

而在热门基金的发行方面,中小基金公司更是难以与头部公司抗衡。比如,年内全面提速的各类ETF新品,在发行期间获市场热捧,短时间内迅速售罄并实施比例配售,但发行的“头啖汤”均被头部公司饮得,大部分中小基金公司成为了“中奖绝缘体”,难以分食蛋糕。

另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即便年内业绩表现靠前,但对于规模增长的帮助却十分有限。这与公募直销羸弱,主要依靠代销的模式有关。因为在基金销售方面,银行、券商等一些渠道会设置基金准入门槛,比如规模方面,非货基的门槛有100亿元、200亿元不等,所以小基金公司的产品往往就会被拒之门外。

此外,在公募降佣的大趋势下,中小基金公司自身盈利能力相对较弱,在总体购买力下降过程中或将减少对于投研、渠道等方面的投入,相较头部公司竞争力也将进一步降低。

面对种种困境,一些中小基金公司尝试通过“换帅”的方式来扭转困局,但“换帅”的原因却不尽相同。

02 “个人原因”背后的隐喻

在众多离任原因中,“个人原因”无疑是最为常见的。这种过于含糊的说法,往往背后隐藏着一些不为外界所知的秘密,比如不久前从华宸未来基金离任的原总经理宋小龙。

提起宋小龙,很多业内人士都颇为熟悉。作为公募行业的一员老将,早在1999年便已入行,历任富国基金信息技术部项目经理、研究部行业研究员、高级研究员、基金经理、基金经理兼权益投资部总经理、长信基金基金经理、副总经理、太平基金总经理。

2018年5月,宋小龙在太平基金总经理任上尚不足两年的情况下闪电离任,随后在7月份就任华宸未来基金总经理一职。回顾宋小龙的任内表现,虽然太平基金的公募资管规模从不足1000万元迅速升至100多亿元,不过后续规模长期停滞,再无明显增长。宋小龙也开启了职业生涯的下一站——华宸未来基金。

在担任华宸未来基金总经理5年多的时间里,宋小龙并未能带领公司在规模上有所突破,最新管理规模仅有0.6亿元,在所有存在存续规模的公募管理机构中,排名倒数第二。这样的成绩,恐怕很难令股东满意。

此外,北信瑞丰基金近年来持续下滑的整体表现,也是让很多业内人士颇为感慨。原本有机会跨入千亿行列的北信瑞丰基金,至今规模仅剩30亿元,作为公司掌舵者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恐怕难辞其咎。

8月17日,北信瑞丰基金发布公告称,因个人原因,董事长李永东和总经理赵远峰均于8月15日离任。在李永东任职的近4年时间里,北信瑞丰基金管理规模从2019年末的100多亿元,下降至今年二季度末的30.05亿元。背后的原因,恐与内部管理混乱有关。

公开资料显示,2021年北信瑞丰基金曾出现过一波离职潮,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督察长在内4位高管以及6位基金经理离职。2022年曾有北信瑞丰基金市场部员工发实名内部信求助,称公司压榨一线销售员工、不报销销售费用、更改工作地点并逼迫员工离职等。对于部分问题,当时公司均予以解释和否认。在今年4月,公司督察长张恩源也因个人原因辞职,督察长职务由李永东代任。

将这样一系列信息综合下来,李永东和赵远峰二人所谓因“个人原因”离任的说法,便不言自明了。

事实上,“个人原因”的隐喻远不止于此,另谋高就者比比皆是。

其中的一些人,已明确或已走上了新岗位。比如,原贝莱德基金董事长汤晓东将于9月作为中国业务负责人加入城堡证券,原圆信永丰基金总经理蔡炎坤、原东兴基金总经理王青已分别出任瑞达基金总经理、银河金汇资管总经理一职,原嘉合基金董事长已履职港交所董事总经理兼内地业务发展主管。

还有一些人,选择放下权杖转身离开,留给吃瓜群众的多是朦胧的背影。比如,坊间传言称,原泰信基金总经理高宇有意到国外发展,原太平基金总经理范宇或将出任证通股份总裁,公司原总裁王关荣将提前退休。

03 一朝天子一朝臣

除了上面所提及扑朔迷离的“个人原因”外,基金公司大股东变动往往也会带来高管更迭,新华基金便是其中的一家。

今年年初,证监会核准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新华基金实控人。此后,新华基金核心管理层迎来一波“洗牌”。2月底,原董事长翟晨曦因个人原因离任,总经理于春玲代任,此时距离翟晨曦2021年4月接任董事长不足两年。6月底,于春玲升任董事长,并代任总经理一职。

9月2日,新华基金发布高管变更公告,宣布杨金亮自2023年9月1日起担任总经理,董事长于春玲不再代任。

随着杨金亮的到任,总经理一职也尘埃落定,意味着新华基金正式完成了管理层的变阵。

从过往履历看,杨金亮历任中国证监会办公厅综合处副调研员、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处调研员、新闻办公室舆情处处长,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首席风险官,华融中关村不良资产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中邮证券首席风险官兼任合规总监。

不难看出,杨金亮在风控和合规方面可谓经验丰富,这对于在合规体系和风控能力亟待提升的新华基金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但在提升公司业绩的经验上,却略显不足。

无独有偶,摩根基金也在今年进行了核心管理层的“洗牌”。

今年1月,摩根资产管理取得上投摩根基金100%股权,摩根大通公司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4月11日,上投摩根基金发布公告称,公司法定名称由“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变更为“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伴随着公司的更名,核心管理层也迎来一波调整。公司原董事长陈兵离任,Daniel Watkins接任董事长一职。在此之前,Daniel Watkins曾任摩根资产管理亚洲业务首席执行官。而他的上位,恰好也符合公募行业的惯例,即董事长通常由大股东委派。

此后,公司总经理职位也迎来人事变动。原总经理王大智调任为亚太区机构业务主管,带领和推动摩根资产管理机构业务在亚太区的发展,王琼慧接任总经理一职。

提起王琼慧,想必境内资管圈的朋友并不陌生。尽管她此前常驻香港,但在内地监管机构或行业协会等主办的活动中,会经常见到其身影。特别是在此次被任命为新一任中国首席执行官之前,她早已来到上海,为推进摩根资产管理的中国业务做准备。

公开资料显示,王琼慧早在2008年便已加入摩根资产管理,2009年起担任中国机构业务主管,2014年升任中国区总裁,2016年至2021年间兼任摩根资产管理(中国)有限公司(WFOE)总经理和法人代表。此外,王琼慧还曾任职于贝莱德和工商银行总行,工作经历可谓丰富。

这些宝贵的经验,使她成为了领导公司中国团队的理想人选。

但近年来同质化内卷的行业格局与市场下行期相叠加,导致外资公募能做的差异化努力是有限的。更为重要的是,与外资公募数量逐渐增多相背离是其管理规模却在不断缩减,摩根基金近两年的非货规模就缩水了超150亿元。

而基金产品净值的大面积下跌,正是其规模缩水的主因。近两年来,摩根基金旗下净值出现腰斩的基金数量超过10只。其中,“摩根核心精选”的跌幅更是超过60%排名倒数,业绩仅略好于“富安达新兴成长”、“恒越品质生活”、“富安达科技领航”等基金。

随着王琼慧的走马上任,未来她将如何带领摩根基金走出“泥潭”,值得重点关注。

04 双刃剑

笔者注意到,就在王琼慧上任后不久,另一家外资公募的核心管理层也出现了调整。

7月8日,路博迈基金发布公告称,原总经理Patrick Song Liu(刘颂)因工作需要卸任总经理,改任董事长,原董事长阎小庆则改任总经理。

这种高管职位互换的情况,在公募基金行业并不多见。按照业内人士的说法,职位互换通常是基于公司战略调整方向的一种改变,旨在优化内部管理,通过调整,公司可以确保有更适应当下策略的人员担任关键职位,可视为主动求变的一种方式。

与之相反的是,一些高管因退休或者任期届满离任,基金公司则亟需寻找继任者,以确保公司平稳运营。比如今年以来,同泰基金前董事长刘文灿、中信保诚基金前总经理张翔燕、益民基金前董事长党均章、兴业基金前董事长官恒秋等人的离任,就属于此类情况。

对于高管变动这一现象,业内人士表示,对于公司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从这个层面来说,一味地追求高管稳定,其实意义不大。如果现有的高管经营业绩不佳,换人也许才是出路。

但对于原本发展稳步向前的基金公司而言,高层变动则是一种内耗。新领导的管理理念如果与前任差异很大,又带着股东会的目标和期待而来,肯定会做出一些改革。最常见的就是人事洗牌,导致公司短期内不会很稳定。比如其所在的公司,在更换总经理之后,公司有一半以上的员工离职,三分之二的部门负责人被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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