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首席人物观 小遥

编辑 | 未未

01 自我

好学生摇摇主动退出了保研的竞争，在她被认为很有希望保研成功的时候。

摇摇21岁，是山东某“985”大学大四的学生。放弃读研，是她在大一下学期结束时候的决定——那时，摇摇的综合素质测评分是班级排名的前15%，只要继续保持，就可以得到保研的机会。

在摇摇看来，保研是一场比考研更漫长而隐秘的“战争”，因为保研衡量的是更加综合的绩点，各科分数、校内职务以及实践活动，每一步都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

因此，分化从大一军训就开始。当一些同学连班里的人脸还没认全的时候，另一些同学已经开始组织起军训中的活动。“战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激烈。最初是班级职务、然后是校内荣誉、紧接着拥有班级职务的同学，可以给自己在平时表现上加分，影响到最终的绩点。

最真刀实枪的竞争被留在大四上学期，那是保研名单公布的时候。比如最近，摇摇在微博刷到了一则帖子：吃早饭时跟上海某知名法学院院长聊天，他说现在学院正在开展保研工作，每天都能接到学生对同学的举报。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摇摇的生活中。有同学曾经告诉摇摇，为了能得到保研名额，某些同学会在成绩出来后举报潜在的竞争对手某项加分不合格或者平时言论有问题，以争取对方被取消资格。

赤裸直白的竞争下，好处也很明显。不仅可以避免一段集中备考的刻苦时光，而且不需要将前途押注在一场考试中，是稳妥“上岸”的最优解。

学校里也四处充盈着对保研的热情。摇摇记得，刚上大学的第一周，课还没上，学长学姐和辅导员便已经轮番上阵，劝说大家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保研。在后来的授课中，老师们也会频频提起关于研究生的注意事项。

读研，似乎成了未来生活的一条必须驶入的轨道，而非选择。

尽管并不喜欢竞争，但摇摇最初也渴望保研，以弥补当初报志愿的失误——摇摇高中学习不错，高考600多的成绩原本可以冲刺复旦和南开的中文系，然而在报考老师再三的建议下，她最终来到了现在的大学学习并不喜欢的会计专业。

来到并不喜欢的大学后，她自称“末流985”，并不断提醒身边人“末流985”上不得，保研成了她自认为改变命运的唯一方式。

摇摇保持着高中学习的惯性，一遍遍地背诵每一条知识点，认真准备课程和备考，最终在期末结束的时候，拿到了班级排名的前15%的成绩。

摇摇被认为是保研的有力竞争者。然而，在各种或明或暗的竞争中，摇摇对日复一日的机械学习感受到了厌倦，也不再觉得自己在学术上能有再向前的可能。

与摇摇的厌倦不同，90后圆子放弃读研，是因为被好友学习的劲头所打动。

2017年，圆子毕业于二本院校太原师范文科专业，二本、师范和文科，几乎每一个关键词都指向了“一定要考研”。然而，当她在同学的身上看到热爱的力量，便打定了主意：不热爱学术的自己还是不凑热闹了。

02 摇摆

在大二，圆子认识了好友小漫。表面上，二者截然相反。

比如圆子是高考时超常发挥才来到了这个二本院校，小漫则是因为发挥失常，她在大一的时候甚至想要退学复读；上大学后，圆子忙着四处兼职，寻找各类赚钱的方式，小漫则过起了“996”的备考生活，除了校内的课程和考试，她还不时参加各类全国竞赛，以期在研究生期间圆梦名校，她的目标是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

毕业5年后，圆子再回想大学生活，印象最深的事情是关于小漫考雅思。

那是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圆子感慨。在当时，小漫要出国的想法震惊了每一个人，在此之前，系里最广为流传的榜样是一个考上南开大学研究生的学姐，至于出国读研，压根没听说过有人实现了。

最掣肘的自然是经济。尽管小漫的父母乐于看到女儿读研，但是并没有出国的预算。

图：《风雨哈佛路》剧照

小漫曾和父母反复地拉扯、争吵，一年后，英国变成了中国香港，并且父母提出，不会为她考雅思支付学费。如果小漫雅思能考到7.0以上，他们才会为之后一年的学习支付学费。

为了能完成这份约定，小漫就去新东方当助教蹭课，再用赚来的钱支付考试的费用。到考试之前，她一共只上过十节口语课，学费是问圆子借的——在圆子读大三的时候，公众号兴起，她开始兼职写公众号，有了些收入。她不认可日复一日背书的学习方式，反而觉得能学以致用的感觉真好，比考试带来的乐趣更多。

在宿舍，圆子时常和小漫一人一台笔记本，一个备考，一个写稿。

三年后，小漫收到offer的消息传来的那一刻，圆子表现得比当事人还高兴，小漫问圆子为什么，圆子说“这四年看着你，真的有一种追梦的感觉”。

大学毕业后，圆子回到老家当起了老师，觉得知识转化能力依然很重要。

一百多年前，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约翰·杜威提出了一个著名命题“从做中学”，强调实践和经验对于个体学习成长的重要性。这一命题提出之后，引发了社会上很大的反响，中国教育界尤其加以推崇，进行了相关的教育方法改革。

80后知知的经历是这一命题的有力佐证。在实际去做中找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后，她高中便想好了以后不会读研，从没动摇过。

高中的时候，学校的校报刚刚创立，她便加入了编辑部。一年后，她成为了报社的社长，主导完成了校报由纯粹的文艺性质向综合性质的转变，她接手后的校报上不仅有文学作品，头版还会刊登新闻——比如高二文理分科的这一年，她在学生中间进行了采访，最终在校报上呈现出大家的观点。他们的校报很受欢迎，一些连载小说的作者还拥有自己的粉丝。

除了负责编辑校报上刊登的内容，找赞助、做发行、盯印刷的活儿也全由她一个人负责。她曾经一个人跑到乡镇上的其他学校中去，向老师介绍自己的身份，告诉他自己需要10分钟来推销报纸，得到允许后就在上课之前的十分钟站在讲台上介绍自己负责的校报，包括订阅的价格、发行的频率等信息。或许是名校光辉发生了作用，或许是本身内容足够有吸引力，其他学校的学生订阅的意愿很强烈。

在做校报的过程中，她发觉新闻很有意思，未来还想继续从事相关工作。所以在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尽管院校都不尽如人意，她也坚持选择了新闻专业最强的那一所，最终读到了自己最想读的新闻专业。

2004年，她开始大学生活，很快发现学校教的东西已经脱离甚至落后于现实，自己学来的东西没有办法满足校园外对新闻真正的需求，再加上她一直认为新闻是一门需要实践的学科，从大一开始，她就更加坚定了自己以后想走的道路——“毕业以后就做新闻，没有想过第二条路”。

于是，她一心投入到实践中去，从大一的暑假开始每个假期到各地报社实习，再没关注过读研究生的事情，就连同一宿舍的同学关于读研的讨论也从不参与。

尽管成绩名列前茅，但她从来没有动摇过不读研的想法。大三那年，在水房里，知知和一位来自河北的姑娘聊天，被问到以后会不会读研，她回答不会，对方完全不能理解：专业课前三的水平，为什么不去考研，给自己一个更好的平台？

但无论别人理不理解，知知还是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也有一个原因是，在当时，这并不是一条少数人才会选择的道路。

知知记得，班级里有三十多个人，最终读研的人只有五六个，大多数人还是毕了业直接去找工作。其中有一些是因为家境比较宽裕，家里会动用关系为他们在家乡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剩下的是像她一样想去大城市闯一闯的。

在她读大学的这四年，我国的GDP从十三万亿开始，一步步突破20万亿、30万亿，增速也从9.5%到了两位数，最终由世界第六位上升到世界第三位。

而这四年，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分别为338万、413万、495万、559万，全国招收的硕士生数量为31.23万人、34.21万人、36.47万人、38.85万人，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一直保持在70%以上。

而虽然早有纸媒寒冬论，当时报纸的发展依然是欣欣向荣。一组稳中上涨的数据可以清晰证明：

2004年，全国共出版报纸1922种，平均期印数19521.63万份，总印数402.4亿份，总印张1524.8亿印张；

2005年，全国共出版报纸1931种，平均期印数19548.86万份，总印数412.6亿份，总印张1613.14亿印张；

2006年，全国共出版报纸1938种，平均期印数19703.35万份，总印数424.52亿份，总印张1658.94亿张；

2007年，全国共出版报纸1938种，平均期印数20545.37万份，总印数437.99亿份，总印张1700.76亿印张；

2008年，全国共出版报纸1943种，平均期印数21154.79万份，总印数442.92亿份，总印张1930.55亿印张。

现在看来，那可能是纸媒最后的荣光。到2022年时，全国出版报纸的数量，仅剩下266亿份。

03 崭新的生活

至少到现在，知知和圆子都不曾为没有考研而后悔。

毕业之后，知知来到了北京。

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体制内的报社，日常内容就是跟与老北京人聊天，撰写他们的人物故事。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这份工作在压力和待遇上都很好，但也在无形之中形成了舒适区，让人觉得没有挑战。两年后，她离开了这里，去了竞争激烈的都市报，做社会新闻。

图：《编辑部的故事》剧照

回想起那两年，她也会假设，如果那两年用来读研究生，自己的生活会有什么不一样。最终，她选择用自己喜欢的一句广告词作为答案，是李宗盛在NEW BALANCE110周年的短片里说的：“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在东城的那段时间，她得到了很多，其中最大的财富是归属感。尽管现在已经不在东城区生活，每当心情不好、压力大的时候，她还是会选择坐地铁去东城的街上走一走。“今年citywalk火了以后，我就笑了，我多少年之前就在citywalk了。”在她看来，这是一种很难用钱买到的体验。

在东城两年积累下的资源和经验，也为她的下一份工作提供了很多帮助，她在新单位适应得很快，马上成为了部门中表现最好的记者。这种自我价值的实现成为她很多幸福感的基础。

更早地进入职场，也让她赶上了更合适的买房时机。

毕业两年，她开始筹备买房结婚，老公是大学时谈的对象，同样热爱新闻，且相信这是一门实践的学科。2010年，他们在北京三环边买了一套很小的二手房，当作婚房，总价不到100万，首付是家里帮忙出的，两个人负责还房贷——这套房子在几年后卖出时，涨到了近300万。

一步领先，步步领先。

五年后，他们攒到了第二套房的首付，这次是四环外的大三居，有知知喜欢的大阳台，南北通透的厨房和客厅。更加幸运的是，他们买房的时机，是北京房价的新一轮暴涨之前。买入价格，到后来又涨了200多万。

这些真实的财富积累，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知知不后悔的底气。

而圆子也在毕业三年内经历了换工作、换城市生活、买房，完成了三个在她看来是人生中比较重要的节点。她并不觉得，自己因为没有考研而损失了什么。

摇摇则是从大三学年刚开始便不停歇地找实习积累经验，在四家公司实习过后，这个暑假她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媒体工作。老板告诉她，开学后还可以远程实习，顺利的话，毕业时能直接给offer。

这或许不符合很多人对文科生的印象。长久以来，在社会的刻板印象中，文科生往往拥有着很强的应试能力，却囿于书本上一条条的理论，脱离了现实和实践，而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储备并不能帮助他们直接获得金钱，甚至是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因此文科是“无用”的。

但这未必正确。

如果实用意味着有实际意义，那么投身实践是文科生的一种实用主义。只有去做，才知道现实是怎样的，让自己更好地融入实际。只有真正去实践，才知道该如何运用所学的知识，也才能使其效用达到最大。

图：《编辑部的故事》剧照

正如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所说：“行动，只有行动，才能决定价值。”

知知很认可雷军在前些天的演讲上表达的观点：“99%的问题都有标准答案，找个懂的人问问”，在她看来，很多事情就是去试，而不是遇到问题就觉得自己肯定解决不了，或者看到别人解决不了就觉得自己一定也解决不了。凭借这种想法，她做成了很多事情。

她工作过的报社，在北京以工作强度大著称，时任社长是位永远斗志昂扬的老媒体人，每周五的业务会上，骂人的嗓门经常能从四楼传到一楼。但知知认可他的很多理念，包括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著名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的那句话：“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

同样，年轻的知知当时被灌输的理念也是：如果新闻写得不够好，那是因为离得不够近；如果没有拿到需要的新闻素材，那是因为想要的心情没有足够急切，没有足够努力。

当然，知知如今学会了更多平衡。

热线记者的疯狂工作，让她的身体出现过大大小小的问题。人到中年，她也学会“看见”这些警灯，比如尽量不熬夜，因为区别于能扛住连续通宵夜班的年轻时候，现在工作到凌晨一两点，她就整宿不能入睡，如果某天工作到凌晨五点，接下来的几天，精神都会萎靡不振。

更重要的是，在当下的环境中，努力似乎不再能解决一切问题。

她只能以自己的方式去坚持初心。作为内容创业者，她会禁止团队产出只有噱头的文字垃圾，在公司内部，评判一篇稿件好坏的标准里，质量始终被放在第一位——行业里更常规的做法，是看数据。

在倍速的时代，加快脚步容易，坚持初心很难。当文科女在舆论场被打上各种标签，当考研考公成为约定俗成一般的选择，依然有很多人，勇敢地去拥抱现实，走进风浪中去成长。

这就像吴军在《大学之路》的前言中说的一样：“我们能够跑得更远，仅仅是因为我们还在跑，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