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3期主持人 | 尹清露
“花钱找骂”听上去只是一种修辞,但是它正在变成现实。如果你在淘宝或闲鱼上搜索关键词,会发现大批商家做起了“骂醒‘恋爱脑’”的服务。服务人员既有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也有此前在树洞倾诉平台兼职的陪聊师,根据好评率和服务水平分为“盲盒、充电宝、温柔港、锦鲤”四个等级,费用从0-5000元不等,有些买家是自身感情出现问题的人,也有的是帮朋友代点。根据某些店铺的观察,咨询者90%为女性,年龄多在18-28岁。
“骂醒‘恋爱脑’”成为一种服务并不特别令人惊讶。毕竟在此之前,网上早就流传着劝女孩在恋爱中保持理智清醒的文案,提供骂醒服务的角色曾是闺蜜或者“劝分不劝合”的陌生网友。然而,在一众树洞陪聊和心理咨询服务中,“恋爱脑”竟然分化出一个特殊的服务,这一点倒是值得玩味:为什么我们对于在恋爱中付出情感、不够理智这件事,恐惧到了这样的地步?
值得思考的是,在“恋爱脑”标签吸引了颇多注意力的当下,有关情感的讨论可能被大大简化了。就像相关讨论指出的,所谓的骂醒服务更像是一种比较强势的情感咨询服务,顾客需要的并不是被骂,而是一个理解自身处境后给出解决建议、舒缓心理的人。日前上映的电影《鹦鹉杀》以杀猪盘为主题,打着“反诈反杀”的口号,内里讲的其实是女性复杂的情感纠葛;最近的一本新书《戒掉恋爱脑:战胜情感依赖,找回独立自我》直接将“恋爱脑”作为噱头和标题,但内容其实有较强的专业性,讲的是如何识别病态的情感依赖。
01 “恋爱脑”真的需要骂醒吗?
林子人:这件事很难评。毕竟得到他人的爱与关怀是人性中无法磨灭的需求,所谓骂醒“恋爱脑”,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是让人封心锁爱,再也不要恋爱了?当然,由于情感——更确切地说是关怀和照料他人——向来是女性性别角色的内在要求,如今女性对“恋爱脑”有更强烈的反感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这种要求越来越被认为会损害女性的自主性和自我发展。
在读了实习记者彦慧的那篇《“纸片人”男友走进现实,女孩们在谈一种很新的恋爱》之后,我悟了,原来骂醒“恋爱脑”不是叫女孩不要再恋爱了,而是叫她们不要再对现实世界的男人爱得不可自拔了。恋爱这种小事,虽然是必需品,但可以用代偿的方式实现嘛。
董子琪:我看彦慧那篇稿子最大的收获就是——原来纸片人这么美!人的爱果然是不会停止的,即使现实中找不到“值得爱”的人,也会创造出来“值得爱”的虚拟形象,只要能够寄托爱意就够了。说到这里,不禁想到情感的需求在当代也变得更加复杂和五彩斑斓,你可以邀请别人扮演你的“李泽言”,也可以和其他粉丝一起嗑无中生有的“CP,这不都是恋爱的替代品吗?所以如果要骂醒沉耽于恋爱的人,要不要先骂醒对言情上瘾的人?或者追星及嗑CP的人?
潘文捷:恋爱脑没有什么错,恋爱的时候完全独立自主理智清醒反而不对劲。为什么一定要告诫自己“战胜情感依赖,找回独立自我”呢?《爱,为什么痛?》作者、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斯说,一个人爱上别人后担惊受怕,是因为自主性和认同这两者在唱对台戏。自主性和认同都是社会互动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典型特征,它们会把行动者朝相反方向拉扯。对“恋爱脑”感到焦虑,是认同需求及认同需求可能对自主性造成威胁这一对张力造成的结果。
对于女性来说,自主性是女性解放的重心。有些人会建议用自爱来代替爱情,这种说法的问题在于否认了自我价值的社会性质。话说回来,女性确实更容易经历欲望的冲突、情感策略的混乱,并被男性主宰。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在监控自己的情感表达需求,目的是不弱化自己在双方关系中的地位。但人毕竟是社会动物,无法避免依赖他人,依赖他人并不是过错。
董子琪:豆瓣有劝分小组,而劝分语言早就超越了这个小组,扩散到其他网络社区,产生了许多暴力劝分语言,类似“不分留着过年吗?”、“不要在垃圾堆里找男人”、“网友的乳腺也是乳腺”(意思是不要拿这些事气网友)等。这些语言越来越激进、充满火药味,背后正是对“恋爱脑”的深恶痛绝吧。
所谓的害怕“恋爱脑”,是害怕陷入不理性的激情当中吗?但是爱真的可以讲条件吗?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在访谈集里说,当人们根据某种条件,例如身高、体重、胸围来选择自己的伴侣时, 就假定了我们可以用可测量的生理属性和社会属性组装成爱的对象,却忽视了爱当中最关键的因素:人。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人与日用品的关系,人们无法再发誓对伴侣忠诚,因为人对日用品不会至死不渝,如此一来,在遇到更加有魅力的人时,就会像换掉芭比娃娃一样换掉旧伴侣。这会让所有的伴侣都处于持续的恐惧中。
02 恐惧“恋爱脑”是新旧脚本混杂的体现
林子人:这些年,亲密关系已经越来越成为最易引发争执的性别话题之一,对于当下的年轻女孩男孩来说,恋爱就算不是值得批判的,至少也是值得警惕的。我一直认为,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极大地塑造了两性关系。美国学者斯蒂芬妮·孔茨的《为爱成婚》中有一章讨论了20世纪70-80年代美国社会中不断加剧的“性别冲突”,我在阅读时觉得与我们社会当下的情况颇有相似之处。
孔茨指出,在20世纪70-80年代,美国社会的经济社会环境出现了如下变化:工作和收入不稳定性加强,而通胀和房价急速上涨又提高了生活成本,男性养家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女性就业率的增长速度达到了全体就业率的两倍甚至三倍,劳动力市场中增加的女性里已婚女性占大多数。这些变化加剧了两性之间的张力,孔茨写道:
“单身女性抱怨道,现代男性害怕对一段关系负责任。男人则抱怨现代女性在工作中要求得到跟男人同等的尊重,却依旧指望男人为晚餐买单。男性养家者不得不工作更长的时间来获得认可。全职家庭主妇焦虑地提防日益增长的离婚的可能性。当丈夫和妻子都有工作时,他们常常为了家庭分工而争吵。在职女性艰难地寻找可靠的育儿服务,并痛恨那些不觉得自己同样有责任这么做的丈夫们。”
孔茨在书中回忆道,她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做完关于家庭问题的讲座后,讨论环节往往充满了愤怒和相互指责,两性之前浓重的怀疑感与紧张感让她吃惊,而最让她惊讶的是,这一现实能够被如此公开地讨论。
2020年代的中国社会当然不能等同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社会,但有一件事是每个社会在转型期都会面对的:当女性和男性一样要参与社会生活时,社会和家庭对她们的性别角色期待就越来越成为一种负担;无论是女人还是男人,婚恋的脚本多多少少都是新旧混杂的,谁都想获得两个脚本的好处、规避两个脚本的坏处。关于“为什么害怕‘恋爱脑’”的问题,恐怕需要放到这个语境下去理解——我们害怕的,是我们在新旧混杂的恋爱准则中得不到丝毫好处,反而被占尽便宜。
董子琪:子人说的让我想起华裔脱口秀演员黄阿丽的笑话——婚前她希望快点“套住”哈佛商学院毕业的男友,因为她实在不想工作了,而他又是哈佛毕业的;后来她才有点后悔,因为没有预见到自己的喜剧事业会这么成功。这则笑话的可笑之处就在于,一位女性打算用真爱神话套路住男性以获取利益,结果发现被套住的是自己。黄阿丽描述的自己正是新旧混杂的。
尹清露:这个思路有意思。描写1990年代至2000年代国内都市的民族志(比如Desiring China和Deep China)就经常提到,中国人在社会转型期间是分裂的自我,公共伦理和私人欲望、传统道德观和非道德但是可以盈利的新型价值观,这些都交织在一起。具体到女性,她们一方面想靠自己成为世界公民,另一方面也对恋爱结婚的安全感抱有渴望。只不过,现在又发生了变化,职业成长的路径越来越没有希望了,但是“靠自己独立自主”的理念已经根深蒂固,这似乎使我们更害怕由于情感依赖让本就稀缺的机会和职业路途遭受损伤,所以才要打击“恋爱脑”吧。
一个说明这种变化的例子是,千禧年间的国产剧《粉红女郎》被女性网友“再发现”了——具体来说,是陈好扮演的万人迷被再发现了,她说的话也变成了金句,像是“百依百顺的女人只会被男人忘记” 、“女人不可以一头热,这样会降低自己的身价”。所以,虽然新旧脚本的混杂在二十年前就已经存在,但是在现在,新旧的天秤已经大大偏向了前者。
这还让我想到,在女生“恋爱脑”被大肆讨伐的同时,“粘人的‘恋爱脑’男孩”却又成为一种新的流行人设,男朋友粘人、对自己照顾有加是值得赞扬的;另一个例子是“纯爱战士”和“打击‘恋爱脑’”这两种话语的同时流行,我们既想要纯粹无杂质的爱,又要提醒自己升级打怪比恋爱更重要。这些说法看似极为矛盾,但也证明新旧脚本的张力变大了,就像是快要崩掉的琴弦。
所以,女孩们会去找纸片人谈恋爱,正是为了不让琴弦崩掉,在劳碌和被异化的工作中保有一个能够回血的“纯爱天堂”吧。人活着总得依赖点什么,无论是爱情、物件还是业余爱好,不然做人到底还有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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