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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晨与命运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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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晨与命运共舞

当“命运之神”已经将姚晨带到某地,不再推着她往前走时,姚晨的困惑与思考,才真的出现了。

文|毒眸

《三贵情史》上映第2天,姚晨在朋友圈发布了累计票房379万的海报图,配文是:已有92000个观众看过这部电影,真好。

这是她担任监制的第三部影片,来自青年导演刘斯逸的处女作。此前两部分别是2019年上映的《送我上青云》,和今年3月上映的《脐带》。

我们再次见到姚晨,是在《三贵情史》上映的前两天。她的行程安排得很满,当天访谈结束后,她要赶往北京邮电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参加电影的校园路演。

像被安排好的工作行程一样,在过往的很多年里,姚晨都觉得自己是“被命运推着走的人”,从学舞蹈,到学表演,再到因为出演《武林外传》成名,背后都是“命运之神”的牵引,由不得她左右。就连成为“微博女王”,也是因为朋友帮她开了个账号,告诉她,“你在上面随便发点什么都可以。”

“命运之神”为人类安排重要节点,却不负责善后,对姚晨亦是如此。“命运之神牵着你的手,把你带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又松开手,此后的路你得靠自己走,你得脚沾地,一步一步地走,再没有那么多幸运,后来就是这种感受。”

而当“命运之神”已经将姚晨带到某地,不再推着她往前走时,姚晨的困惑与思考,才真的出现了。

每次结束一部戏后,所有人都会希望她赶紧接下一部,“你不要等待,不能闲着啊。”和围绕在身边的声音不同,姚晨的紧迫感不在于时间,而在于变化,“我还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还会变化吗?”

在思考下一步该迈向何方时,对“代表作”的期盼同样盘旋在姚晨的脑海里。在接连拥有了几部电视剧代表作后,她又开始期待一部电影代表作,能够容纳她的表达,创造一个她真正满意的角色。

上次在戛纳见面时,我们在临时搭建的戛纳中国馆聊了一会儿。当时她提到,自己转型监制,是出于“一个女演员的自救”,为了寻找更多与自己内心同频的角色。于是在2016年8月,她成立了坏兔子影业,选择自己心仪的剧本,同时为需要帮助的青年导演保驾护航。

或许是从这个节点起,姚晨开始更主动地做选择,即便选择的结果,并不一定符合世俗意义中的成功。

截至发稿前,《三贵情史》的票房不足500万,在商业表现上不算成功。但在这部电影里,姚晨参与了一位青年导演的成长,演到了她一直想演的“巫婆”角色,收获了从影以来最喜欢的造型,还为自己“是否依旧相信真爱”找到了答案。

曾经的姚晨觉得,自己的人生“总在被一股力量左右”,而现在的她,似乎正逐渐成为这种力量本身。

童话

1986年,郑渊洁写了童话故事《红沙发音乐城》,皮皮鲁和鲁西西在自己家里的沙发中发现了一座音乐城。

当时还在上小学的姚晨,看过这个童话后,拿剪刀割开了家里的沙发,希望能在里面找到那座故事里的音乐城。

时间一晃来到2023年,姚晨选择拍摄一部名为《三贵情史》的童话故事。故事里同样有一座音乐城,名叫“白石城”,那里飘出的旋律,让主角三贵选择停留,解除诅咒,最后找到了真爱。

在这个故事里,姚晨饰演的角色是“巫婆”霞姐,这是她一直想演的角色。

她对自己的新造型很满意,一头乱蓬蓬而卷曲的长发,过分苍白的脸和乌青的黑眼圈,这是姚晨“从影至今最喜爱的造型”。在拍摄的间隙,她会顶着这个造型,“拖着步子在棚里游荡,想恶作剧吓唬谁一下。”

首映礼时,俞白眉受邀来到现场。“大姚跟我说让我来看个童话,没想到还真是个童话。”

《三贵情史》不仅是童话,讲的还是有关真爱的故事。过去我们熟悉的、“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标准童话结局,已经被解构成专属于“恋爱脑”的糖衣炮弹,结局后的故事,沉重到无法被童话所承载。围绕成年人展开的热门话题,也大都与忙碌的工作和高压下的逃离有关。

或许是有关真爱的表达,在当下这个时代已然是稀缺产物,《三贵情史》才让姚晨感到特别。“现在说‘相信真爱’,很多人会觉得很傻,甚至有点蠢,我真的有看到类似的评论,说‘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人在呼吁说要相信真爱’。”

把一个讲述真爱的童话故事拍成一部电影,重要的是“找到相信它的一群人”。

“感觉是一群‘大小孩儿’的一场冒险之旅。”在《三贵情史》的开机仪式上,姚晨说:“对于创作者来讲,未知永远是最令人兴奋的部分,很高兴能遇到和我一样喜欢冒险的伙伴。”

《三贵情史》是个年轻的剧组,导演刘斯逸是崭露头角的青年导演,演员胡先煦、周依然和周也,都是95后甚至00后的演员。“如果不算制片人佳姐的话,我可能是(整个剧组)最成熟、最年长的了,我愿意选择这个项目,也是因为我和大家一样相信。”

“可能爱情已经不是我现阶段唯一的目标了,但我还是会被这些天真的感情打动,”这种感觉让姚晨感到很欣慰,“我内心有一部分还是保存得非常好,没有被现实侵蚀或消磨掉。”

对姚晨而言,选择接演《三贵情史》,并为它做监制,同样是一个“天真”的决定。此前,这个项目曾经历过不少坎坷。奇幻童话的类型在国内电影市场上十分稀有,很难通过剧本想象出成片的样子,更没法判断投资回报率。这类电影,无论是找投资还是找演员都很困难,《三贵情史》碰了很多壁,才来到姚晨的面前。

很多时候,成年人不被允许天真。社会对成年人的要求,大多是天真的反义词。但姚晨心里始终记着小时候那个被割开的红沙发。

演员这个特殊的职业,赋予了她更敏锐的感知力,或者说她有意识地保护自己心里那块敏感的部分,以此来与这个世界产生更紧密的链接。

姚晨的记忆也带有这种天真的感知。

她在今年戛纳印象最深刻的场景,是刚抵达那天的凌晨。“其他人都还在睡,我一个人醒了,坐在我们租的公寓的小沙发上。我们住的是阁楼,屋顶是斜角的,雨噼里啪啦地打在屋顶上,打在窗户上。”

或许很多年过去后,记忆里的对白会模糊,信息会失准,但画面和感受却会“像电影画面一样印在脑海里”,作为活过的证据,哪怕它们都太过天真。

冒险

虽然姚晨不愿意将孩子的出生和她的职业转向完全挂钩,但她也无法否认,生育确实对女性造成了某些“破坏”,特别是在很快地有了第二个孩子之后,姚晨明显地感觉到,“生理和心理上的压力都变大了。”

这种压力,一部分来自于对自己职业的不确定性。虽然还是有剧本找过来,但姚晨却发现,当她拥有了新的生命体验,也终于有能力去诠释和探索更有深度的人物时,却鲜有角色能够满足她的期待,市面上太缺少为她这个年龄段的女性书写的剧本。

另一部分则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生完二胎后,姚晨工作室的员工除了经纪人外,都选择了离开。

“他们都是年轻人,需要成长,发展自己的事业,需要去体验职业给他们带来的幸福感。”姚晨完全能够理解这种决定,还开玩笑地说,“可能在一个‘老在生小孩的女艺人’这里,就算再有感情,也难免会摇摆。”

后来姚晨发现,她喜欢的很多国外的演员,特别是女演员,也面临相似的困境。她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成立自己的公司并且担任制片人,以此来满足自身对于影视表达的追求。比如桑德拉·布洛克,就是在90年代末组建了自己的公司,开始尝试制片人工作。

姚晨到现在还记得那一天。她租了一个两层的小楼,下定决心要“大干一场”。“那天阳光灿烂的,外面还有绿植,阳光透过绿植照进那间小屋子,我们几个站在空荡荡的小楼里。”——当时公司的人员构成是五个老板,还没有员工。

2016年对于中国电影产业来说是一个拐点。自2003年启动电影产业化改革以来,电影市场就一直处在飞速扩张的阶段,每年的总票房增幅都在25%以上,并在2015年首次突破400亿,同比增长了48.7%。这一增幅在2016年跌至3.73%,增速明显放缓,市场急速降温。

坏兔子影业正是在这一年成立,错过了高速发展的行业环境,又在三年后遇到了疫情。

公司出品的电影数量不算多,其中票房最高的是2018年上映的《找到你》,2.85亿。当时,公司CEO刘辉很看好这个项目,问姚晨是否可以加入出品,她觉得这样的题材票房可能不会好,于是回答他:“可以,但少投一点吧。”

这次之后,姚晨发现自己“没有做生意的天分”。她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到,成立公司的初衷,是想“做点儿自己喜欢的东西”,甚至是一种“直觉”。《脐带》的首映礼上,姚晨说,“《脐带》肯定不是商业大片,挣钱卖座也不是我们的首要目的。但直到影片开始面向市场,我们才知道自己做了一件多么任性的事情。”

或许是因为这种“任性”,在内容的选择上,坏兔子一直有着区别于其他影视公司的“独立气质”。像是《三贵情史》这样在商业表现上不被看好的项目类型,对姚晨而言却是难得可贵的、能够承载自己表达的作品。

在《三贵情史》的首映礼上,她监制的前两部电影《送我上青云》和《脐带》的导演,滕丛丛和乔思雪,都来到了现场。

姚晨觉得时间过得太快。“我看着她们坐在台下,那一刻好感慨,瞬间就穿越回了几年前。”

结束后,她给滕丛丛发微信,说“特别感谢你能来”,滕丛丛开玩笑地说,“我就是第一个被大姚扶持的女导演。”

决定给《送我上青云》监制前,第一次做项目的姚晨,和第一次做导演的滕丛丛一样紧张。

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找到让两个人能够有效沟通的办法。“从维护导演权威性的角度上讲,如果我是作为演员跟她沟通,她可能心理上会有种压迫感。如果我是以一个负责艺术方向把控的身份的话,她会好接受很多。”

就这样,姚晨成为了《送我上青云》的监制。她用“相互对立又彼此依赖”来形容两人当时的关系,会为了很多事情争执,互不相让,甚至“恨不得把对方拉黑”,但又是并肩作战的战友,有着语言难以形容的亲近感。

距离《送我上青云》开机,已经过去快六年的时间。有时候回想那段经历,姚晨会觉得有些歉疚,“如果现在的我再去做《青云》,可能能做得更好一些,能帮她(滕丛丛)更接近她想要的东西。”

但那种青涩而真挚的感情,同样是不可复制、无法替代的。在贵州一起等过一场大雾的记忆,有着无法被磨除的深刻感。“大家像战友一样一起战斗,是很刻骨铭心的创作过程。”

到了《三贵情史》,姚晨依旧对过程记忆深刻。首映后,姚晨翻看自己在《三贵情史》开机时发的那条朋友圈,发布时间是2021年1月23日。那种对时间飞逝的感慨再次出现了,仿佛“一下子就走到了今天”。

第一次看到《三贵情史》的剧本时,姚晨一度被感动到落泪。但前两部影片积累的监制经验在感性之外提醒着她,当故事将要成为一部电影时,应该要考虑更多。

看过剧本后,姚晨约导演刘斯逸和制片人付佳在她的办公室见面。刘斯逸准备了一份PPT,当中包括《三贵情史》的场景图,几个取景地的实景图,重要人物的形象设计等等。

听完刘斯逸的介绍后,姚晨决定加入这个团队。不仅是以演员的身份,还同时担任监制工作。

对姚晨来说,这不是可以“随口答应”的事,而是一句郑重的许诺。和出演一个角色相比,以监制的身份参与到一部电影中去,意味着她将付出更多心血,背负更多责任,要和这部电影共进退,无论它未来将面临着怎样的命运。

或许姚晨选择做监制的出发点,是为了“自救”,但当同行者越来越多地加入到这个行列时,“自救”行为的本身,已经拥有了新的价值。

源点

在《三贵情史》进入宣传期的那段时间,姚晨同时在为自己的新剧《以美之名》做准备。

这是一部聚焦医美行业的剧,她解锁的新角色,是一名整形医生。为此,她最近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体验生活”,跑遍了北京大大小小的整形医院和诊所,和这些行业的人聊天。

说起最近在做的事情时,姚晨肉眼可见地兴奋了起来,进入了“聊表演”的愉悦时刻,就连语气助词都变多了。“我又进入了体验生活的阶段,这是创作最开心的一段时间,因为可以借机见到很多平时接触不到的人和职业,哇!真的见识到了很多。”

姚晨出演过的角色其实并不多,主演的更少。自2002年出道至今,在她参演的23部电视剧里,担任主演的不超过10部。

在整个演员序列里,这样的频率并不算高。就连姚晨自己也说,“可能对很多人来说,8年20部才是正常的。”

一部分原因在于,姚晨在意自己的每个角色是否有变化,如果只是一部接着一部地去拍,她无法判断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虽然每次结束一部戏后,身边都会有人跟她说,应该赶紧接下一部,不能一直等待。但她会反复问自己:“我还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除了谨慎地选择,姚晨还习惯跟每个角色较劲。她需要更长的时间,为每个角色做好万全的准备。

在《送我上青云》里,姚晨演一位记者。她找到身边做过记者的朋友们,想要尽可能地了解记者的工作细节,包括出差时穿什么衣服、遇到门卫阻拦时该如何应对;《都挺好》里,姚晨要演一位销售总监,在开机前她提前去了苏州,和当地几家工厂的销售总监一起吃饭、喝酒和聊天。

去年播出的《摇滚狂花》里,姚晨饰演一名女子乐队的主唱。在为这部戏做准备时,她结识了很多搞摇滚的朋友,现在还会偶尔在朋友圈互动。

“这次又认识很多有意思的医生。这是人类最迷人的地方,每个人都完全不一样,都好有个性。”姚晨思索了一瞬,用了一个最简单的形容词,“好玩,这个过程是很好玩的。”

除了拓展自身的生命体验,表达是姚晨在演员这个职业当中所找到的重要锚点。

在43岁这一年选择拍一部与“美”有关的作品,是姚晨对这一命题的再思考。比起其他直面生死的医生,整形医生解决的好像都是一些看起来无关紧要的问题,“但是美真的无关紧要吗?”

“美是很重要的,但在这部剧里,我还想试着往前再迈一步。”姚晨抛出这个问题,然后又马上给出答案,“不是有种说法叫‘服美役’吗?很多人在为美受苦,但我们在意的美,到底是谁来制定标准?”

小时候的姚晨,曾因为“嘴太大”而让父亲忧心忡忡,告诉她“笑的时候要抿嘴”;在舞蹈学院附中时,因为“身材太丰满”,她觉得自己显得格格不入,也不像其他人一样有着标准的“东方美”的长相;在《十三邀》中,姚晨回忆起自己看到安妮·莱柏维兹给她拍的那张照片时,第一反应是“好难看啊”,后来才发现,是因为看久了自己的时尚照片,突然却看见一个“这样的自己”,有些不适应。

这些与“美”的定义有关的记忆碎片,散落在姚晨不同的人生阶段中。而现在的姚晨,终于有机会,也有能力和阅历,通过演员这个职业所赋予她的力量,去思考和尝试解决这个曾经或许困扰过她的命题。

在成立公司后,有很多人跑来问姚晨,是不是想转型幕后,或者去做导演,她的答案永远是否定的。

“导演这个工作在我看来很无聊,但是有导演天赋的人,一定会觉得导演是个有趣的工作,但我却很难这么想。就像在很多人眼里,演员这个职业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哭一哭、笑一笑。”

姚晨现在偶尔还是会跟身边有类似观点的朋友据理力争,反复地告诉他们,“表演是一门艺术,表演的门槛远远比你们想象的要高,表演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在聊天时,她会下意识地将演员称为“主业”。

在去北京电影学院的第一天,到宿舍后,大家在讨论梦想,姚晨轻声地站在旁边说,她的梦想是成为一位“伟大的演员”。在出道这二十多年来,姚晨没有一刻忘记过这句话,哪怕她曾经陷入过“没有代表作”的外界争议与自我挣扎,也曾问过自己,“是不是我不适合做演员啊?”

年轻人总喜欢将“热爱”挂在嘴边,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未来将会为了这份热爱承受和放弃什么。

但在经历过无数次挣扎、怀疑与痛苦后,姚晨完成了对自我的确认。“我今年43岁。当我发现我已经用了二十多年去研究表演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已经有资格说一句,我是真的热爱这个职业,我愿意为它花几十年的时间。”

选择一个童话,选择一场冒险的旅程,选择自己想表达的命题,再到选择长久地扎根在演员这个职业当中。现在的姚晨,选择拥抱那些她所相信的,像拥抱一场戛纳的雨,一阵海边的风,和一片北京的火烧云。

参考资料:

1.姚晨:找到你,找自己,人物,安小庆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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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命运之神”已经将姚晨带到某地,不再推着她往前走时,姚晨的困惑与思考,才真的出现了。

文|毒眸

《三贵情史》上映第2天,姚晨在朋友圈发布了累计票房379万的海报图,配文是:已有92000个观众看过这部电影,真好。

这是她担任监制的第三部影片,来自青年导演刘斯逸的处女作。此前两部分别是2019年上映的《送我上青云》,和今年3月上映的《脐带》。

我们再次见到姚晨,是在《三贵情史》上映的前两天。她的行程安排得很满,当天访谈结束后,她要赶往北京邮电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参加电影的校园路演。

像被安排好的工作行程一样,在过往的很多年里,姚晨都觉得自己是“被命运推着走的人”,从学舞蹈,到学表演,再到因为出演《武林外传》成名,背后都是“命运之神”的牵引,由不得她左右。就连成为“微博女王”,也是因为朋友帮她开了个账号,告诉她,“你在上面随便发点什么都可以。”

“命运之神”为人类安排重要节点,却不负责善后,对姚晨亦是如此。“命运之神牵着你的手,把你带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又松开手,此后的路你得靠自己走,你得脚沾地,一步一步地走,再没有那么多幸运,后来就是这种感受。”

而当“命运之神”已经将姚晨带到某地,不再推着她往前走时,姚晨的困惑与思考,才真的出现了。

每次结束一部戏后,所有人都会希望她赶紧接下一部,“你不要等待,不能闲着啊。”和围绕在身边的声音不同,姚晨的紧迫感不在于时间,而在于变化,“我还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还会变化吗?”

在思考下一步该迈向何方时,对“代表作”的期盼同样盘旋在姚晨的脑海里。在接连拥有了几部电视剧代表作后,她又开始期待一部电影代表作,能够容纳她的表达,创造一个她真正满意的角色。

上次在戛纳见面时,我们在临时搭建的戛纳中国馆聊了一会儿。当时她提到,自己转型监制,是出于“一个女演员的自救”,为了寻找更多与自己内心同频的角色。于是在2016年8月,她成立了坏兔子影业,选择自己心仪的剧本,同时为需要帮助的青年导演保驾护航。

或许是从这个节点起,姚晨开始更主动地做选择,即便选择的结果,并不一定符合世俗意义中的成功。

截至发稿前,《三贵情史》的票房不足500万,在商业表现上不算成功。但在这部电影里,姚晨参与了一位青年导演的成长,演到了她一直想演的“巫婆”角色,收获了从影以来最喜欢的造型,还为自己“是否依旧相信真爱”找到了答案。

曾经的姚晨觉得,自己的人生“总在被一股力量左右”,而现在的她,似乎正逐渐成为这种力量本身。

童话

1986年,郑渊洁写了童话故事《红沙发音乐城》,皮皮鲁和鲁西西在自己家里的沙发中发现了一座音乐城。

当时还在上小学的姚晨,看过这个童话后,拿剪刀割开了家里的沙发,希望能在里面找到那座故事里的音乐城。

时间一晃来到2023年,姚晨选择拍摄一部名为《三贵情史》的童话故事。故事里同样有一座音乐城,名叫“白石城”,那里飘出的旋律,让主角三贵选择停留,解除诅咒,最后找到了真爱。

在这个故事里,姚晨饰演的角色是“巫婆”霞姐,这是她一直想演的角色。

她对自己的新造型很满意,一头乱蓬蓬而卷曲的长发,过分苍白的脸和乌青的黑眼圈,这是姚晨“从影至今最喜爱的造型”。在拍摄的间隙,她会顶着这个造型,“拖着步子在棚里游荡,想恶作剧吓唬谁一下。”

首映礼时,俞白眉受邀来到现场。“大姚跟我说让我来看个童话,没想到还真是个童话。”

《三贵情史》不仅是童话,讲的还是有关真爱的故事。过去我们熟悉的、“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标准童话结局,已经被解构成专属于“恋爱脑”的糖衣炮弹,结局后的故事,沉重到无法被童话所承载。围绕成年人展开的热门话题,也大都与忙碌的工作和高压下的逃离有关。

或许是有关真爱的表达,在当下这个时代已然是稀缺产物,《三贵情史》才让姚晨感到特别。“现在说‘相信真爱’,很多人会觉得很傻,甚至有点蠢,我真的有看到类似的评论,说‘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人在呼吁说要相信真爱’。”

把一个讲述真爱的童话故事拍成一部电影,重要的是“找到相信它的一群人”。

“感觉是一群‘大小孩儿’的一场冒险之旅。”在《三贵情史》的开机仪式上,姚晨说:“对于创作者来讲,未知永远是最令人兴奋的部分,很高兴能遇到和我一样喜欢冒险的伙伴。”

《三贵情史》是个年轻的剧组,导演刘斯逸是崭露头角的青年导演,演员胡先煦、周依然和周也,都是95后甚至00后的演员。“如果不算制片人佳姐的话,我可能是(整个剧组)最成熟、最年长的了,我愿意选择这个项目,也是因为我和大家一样相信。”

“可能爱情已经不是我现阶段唯一的目标了,但我还是会被这些天真的感情打动,”这种感觉让姚晨感到很欣慰,“我内心有一部分还是保存得非常好,没有被现实侵蚀或消磨掉。”

对姚晨而言,选择接演《三贵情史》,并为它做监制,同样是一个“天真”的决定。此前,这个项目曾经历过不少坎坷。奇幻童话的类型在国内电影市场上十分稀有,很难通过剧本想象出成片的样子,更没法判断投资回报率。这类电影,无论是找投资还是找演员都很困难,《三贵情史》碰了很多壁,才来到姚晨的面前。

很多时候,成年人不被允许天真。社会对成年人的要求,大多是天真的反义词。但姚晨心里始终记着小时候那个被割开的红沙发。

演员这个特殊的职业,赋予了她更敏锐的感知力,或者说她有意识地保护自己心里那块敏感的部分,以此来与这个世界产生更紧密的链接。

姚晨的记忆也带有这种天真的感知。

她在今年戛纳印象最深刻的场景,是刚抵达那天的凌晨。“其他人都还在睡,我一个人醒了,坐在我们租的公寓的小沙发上。我们住的是阁楼,屋顶是斜角的,雨噼里啪啦地打在屋顶上,打在窗户上。”

或许很多年过去后,记忆里的对白会模糊,信息会失准,但画面和感受却会“像电影画面一样印在脑海里”,作为活过的证据,哪怕它们都太过天真。

冒险

虽然姚晨不愿意将孩子的出生和她的职业转向完全挂钩,但她也无法否认,生育确实对女性造成了某些“破坏”,特别是在很快地有了第二个孩子之后,姚晨明显地感觉到,“生理和心理上的压力都变大了。”

这种压力,一部分来自于对自己职业的不确定性。虽然还是有剧本找过来,但姚晨却发现,当她拥有了新的生命体验,也终于有能力去诠释和探索更有深度的人物时,却鲜有角色能够满足她的期待,市面上太缺少为她这个年龄段的女性书写的剧本。

另一部分则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生完二胎后,姚晨工作室的员工除了经纪人外,都选择了离开。

“他们都是年轻人,需要成长,发展自己的事业,需要去体验职业给他们带来的幸福感。”姚晨完全能够理解这种决定,还开玩笑地说,“可能在一个‘老在生小孩的女艺人’这里,就算再有感情,也难免会摇摆。”

后来姚晨发现,她喜欢的很多国外的演员,特别是女演员,也面临相似的困境。她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成立自己的公司并且担任制片人,以此来满足自身对于影视表达的追求。比如桑德拉·布洛克,就是在90年代末组建了自己的公司,开始尝试制片人工作。

姚晨到现在还记得那一天。她租了一个两层的小楼,下定决心要“大干一场”。“那天阳光灿烂的,外面还有绿植,阳光透过绿植照进那间小屋子,我们几个站在空荡荡的小楼里。”——当时公司的人员构成是五个老板,还没有员工。

2016年对于中国电影产业来说是一个拐点。自2003年启动电影产业化改革以来,电影市场就一直处在飞速扩张的阶段,每年的总票房增幅都在25%以上,并在2015年首次突破400亿,同比增长了48.7%。这一增幅在2016年跌至3.73%,增速明显放缓,市场急速降温。

坏兔子影业正是在这一年成立,错过了高速发展的行业环境,又在三年后遇到了疫情。

公司出品的电影数量不算多,其中票房最高的是2018年上映的《找到你》,2.85亿。当时,公司CEO刘辉很看好这个项目,问姚晨是否可以加入出品,她觉得这样的题材票房可能不会好,于是回答他:“可以,但少投一点吧。”

这次之后,姚晨发现自己“没有做生意的天分”。她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到,成立公司的初衷,是想“做点儿自己喜欢的东西”,甚至是一种“直觉”。《脐带》的首映礼上,姚晨说,“《脐带》肯定不是商业大片,挣钱卖座也不是我们的首要目的。但直到影片开始面向市场,我们才知道自己做了一件多么任性的事情。”

或许是因为这种“任性”,在内容的选择上,坏兔子一直有着区别于其他影视公司的“独立气质”。像是《三贵情史》这样在商业表现上不被看好的项目类型,对姚晨而言却是难得可贵的、能够承载自己表达的作品。

在《三贵情史》的首映礼上,她监制的前两部电影《送我上青云》和《脐带》的导演,滕丛丛和乔思雪,都来到了现场。

姚晨觉得时间过得太快。“我看着她们坐在台下,那一刻好感慨,瞬间就穿越回了几年前。”

结束后,她给滕丛丛发微信,说“特别感谢你能来”,滕丛丛开玩笑地说,“我就是第一个被大姚扶持的女导演。”

决定给《送我上青云》监制前,第一次做项目的姚晨,和第一次做导演的滕丛丛一样紧张。

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找到让两个人能够有效沟通的办法。“从维护导演权威性的角度上讲,如果我是作为演员跟她沟通,她可能心理上会有种压迫感。如果我是以一个负责艺术方向把控的身份的话,她会好接受很多。”

就这样,姚晨成为了《送我上青云》的监制。她用“相互对立又彼此依赖”来形容两人当时的关系,会为了很多事情争执,互不相让,甚至“恨不得把对方拉黑”,但又是并肩作战的战友,有着语言难以形容的亲近感。

距离《送我上青云》开机,已经过去快六年的时间。有时候回想那段经历,姚晨会觉得有些歉疚,“如果现在的我再去做《青云》,可能能做得更好一些,能帮她(滕丛丛)更接近她想要的东西。”

但那种青涩而真挚的感情,同样是不可复制、无法替代的。在贵州一起等过一场大雾的记忆,有着无法被磨除的深刻感。“大家像战友一样一起战斗,是很刻骨铭心的创作过程。”

到了《三贵情史》,姚晨依旧对过程记忆深刻。首映后,姚晨翻看自己在《三贵情史》开机时发的那条朋友圈,发布时间是2021年1月23日。那种对时间飞逝的感慨再次出现了,仿佛“一下子就走到了今天”。

第一次看到《三贵情史》的剧本时,姚晨一度被感动到落泪。但前两部影片积累的监制经验在感性之外提醒着她,当故事将要成为一部电影时,应该要考虑更多。

看过剧本后,姚晨约导演刘斯逸和制片人付佳在她的办公室见面。刘斯逸准备了一份PPT,当中包括《三贵情史》的场景图,几个取景地的实景图,重要人物的形象设计等等。

听完刘斯逸的介绍后,姚晨决定加入这个团队。不仅是以演员的身份,还同时担任监制工作。

对姚晨来说,这不是可以“随口答应”的事,而是一句郑重的许诺。和出演一个角色相比,以监制的身份参与到一部电影中去,意味着她将付出更多心血,背负更多责任,要和这部电影共进退,无论它未来将面临着怎样的命运。

或许姚晨选择做监制的出发点,是为了“自救”,但当同行者越来越多地加入到这个行列时,“自救”行为的本身,已经拥有了新的价值。

源点

在《三贵情史》进入宣传期的那段时间,姚晨同时在为自己的新剧《以美之名》做准备。

这是一部聚焦医美行业的剧,她解锁的新角色,是一名整形医生。为此,她最近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体验生活”,跑遍了北京大大小小的整形医院和诊所,和这些行业的人聊天。

说起最近在做的事情时,姚晨肉眼可见地兴奋了起来,进入了“聊表演”的愉悦时刻,就连语气助词都变多了。“我又进入了体验生活的阶段,这是创作最开心的一段时间,因为可以借机见到很多平时接触不到的人和职业,哇!真的见识到了很多。”

姚晨出演过的角色其实并不多,主演的更少。自2002年出道至今,在她参演的23部电视剧里,担任主演的不超过10部。

在整个演员序列里,这样的频率并不算高。就连姚晨自己也说,“可能对很多人来说,8年20部才是正常的。”

一部分原因在于,姚晨在意自己的每个角色是否有变化,如果只是一部接着一部地去拍,她无法判断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虽然每次结束一部戏后,身边都会有人跟她说,应该赶紧接下一部,不能一直等待。但她会反复问自己:“我还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除了谨慎地选择,姚晨还习惯跟每个角色较劲。她需要更长的时间,为每个角色做好万全的准备。

在《送我上青云》里,姚晨演一位记者。她找到身边做过记者的朋友们,想要尽可能地了解记者的工作细节,包括出差时穿什么衣服、遇到门卫阻拦时该如何应对;《都挺好》里,姚晨要演一位销售总监,在开机前她提前去了苏州,和当地几家工厂的销售总监一起吃饭、喝酒和聊天。

去年播出的《摇滚狂花》里,姚晨饰演一名女子乐队的主唱。在为这部戏做准备时,她结识了很多搞摇滚的朋友,现在还会偶尔在朋友圈互动。

“这次又认识很多有意思的医生。这是人类最迷人的地方,每个人都完全不一样,都好有个性。”姚晨思索了一瞬,用了一个最简单的形容词,“好玩,这个过程是很好玩的。”

除了拓展自身的生命体验,表达是姚晨在演员这个职业当中所找到的重要锚点。

在43岁这一年选择拍一部与“美”有关的作品,是姚晨对这一命题的再思考。比起其他直面生死的医生,整形医生解决的好像都是一些看起来无关紧要的问题,“但是美真的无关紧要吗?”

“美是很重要的,但在这部剧里,我还想试着往前再迈一步。”姚晨抛出这个问题,然后又马上给出答案,“不是有种说法叫‘服美役’吗?很多人在为美受苦,但我们在意的美,到底是谁来制定标准?”

小时候的姚晨,曾因为“嘴太大”而让父亲忧心忡忡,告诉她“笑的时候要抿嘴”;在舞蹈学院附中时,因为“身材太丰满”,她觉得自己显得格格不入,也不像其他人一样有着标准的“东方美”的长相;在《十三邀》中,姚晨回忆起自己看到安妮·莱柏维兹给她拍的那张照片时,第一反应是“好难看啊”,后来才发现,是因为看久了自己的时尚照片,突然却看见一个“这样的自己”,有些不适应。

这些与“美”的定义有关的记忆碎片,散落在姚晨不同的人生阶段中。而现在的姚晨,终于有机会,也有能力和阅历,通过演员这个职业所赋予她的力量,去思考和尝试解决这个曾经或许困扰过她的命题。

在成立公司后,有很多人跑来问姚晨,是不是想转型幕后,或者去做导演,她的答案永远是否定的。

“导演这个工作在我看来很无聊,但是有导演天赋的人,一定会觉得导演是个有趣的工作,但我却很难这么想。就像在很多人眼里,演员这个职业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哭一哭、笑一笑。”

姚晨现在偶尔还是会跟身边有类似观点的朋友据理力争,反复地告诉他们,“表演是一门艺术,表演的门槛远远比你们想象的要高,表演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在聊天时,她会下意识地将演员称为“主业”。

在去北京电影学院的第一天,到宿舍后,大家在讨论梦想,姚晨轻声地站在旁边说,她的梦想是成为一位“伟大的演员”。在出道这二十多年来,姚晨没有一刻忘记过这句话,哪怕她曾经陷入过“没有代表作”的外界争议与自我挣扎,也曾问过自己,“是不是我不适合做演员啊?”

年轻人总喜欢将“热爱”挂在嘴边,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未来将会为了这份热爱承受和放弃什么。

但在经历过无数次挣扎、怀疑与痛苦后,姚晨完成了对自我的确认。“我今年43岁。当我发现我已经用了二十多年去研究表演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已经有资格说一句,我是真的热爱这个职业,我愿意为它花几十年的时间。”

选择一个童话,选择一场冒险的旅程,选择自己想表达的命题,再到选择长久地扎根在演员这个职业当中。现在的姚晨,选择拥抱那些她所相信的,像拥抱一场戛纳的雨,一阵海边的风,和一片北京的火烧云。

参考资料:

1.姚晨:找到你,找自己,人物,安小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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