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芳华

一年多以来，中国在过剩产能的化解、不良贷款及经济转型方面成就明显。中国实体经济的风险和问题被严重夸大。

但中国的风险在于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及金融创新来解决这个被夸大的风险，以致金融风险上升并给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必要的扰动，这才是最大的风险。

2017年，中国经济即将迎来最后一跌，就是所谓的“绝地”。

原因来自需求侧。

房地产及其上下游的庞大产业链，仍然是中国的第一支柱，而这个支柱的需求来源，就是城市化进程中的青年人口。

一场可预见的绝地

2015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6.1%，按照近年来每年增加1-1.5个百分点的增速，到2017年将来到58-60%的区间了，天花板越来越近，从农村里流入的人口渐渐枯竭。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众所周知的“90后人口塌陷”。1990年，中国出生人口2620万人，十年后的1999年，中国出生人口1150万人。这十年的出生人口缩减，对中国的经济冲击，从2012年开始释放。而这十年的人口塌陷中，最关键的一年，就是1991年。因为从1990年的2620万人到1999年的1150万人，并不是一条直线的下滑。其中1991年的出生人口2000万人，下降620万人，占了90年代总下降人口数的42%。

接近90后人口塌陷总数的一半比例。

2017年正是这最难过的一关，决定国运的咽喉。

2017年的中国房地产需求，即将迎来最严重的一次萎缩。这次的冲击，将比那些廉价消费品的冲击力要大得多，因为房子的背后，是钢铁、煤炭、电力、卡车、工程机械、家电、家具、建筑业、装饰业……几乎涉及国计民生的每一个行业。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绝地。

但这又是一场可预见的绝地。我们不能控制需求，但我们可以调整供给。

政策重点已转向供给侧

过剩产能和经济结构不合理及衍生的债务问题似乎仍是市场及政府的最大担心，但这两方面的进步远远比想象的好。首先过剩产能的债务问题解决的比想象中快。当前，高风险行业的不良信贷有一半已经被消化。高风险行业如制造业、贸易融资以及采矿业的信贷大概只占中国总信贷的30%。到2016年上半年，在盈利影响可控的情况下，银行已经累计将这些行业贷款中的10%确认为不良贷款，其中的七成已经由转让、核销和现金清收等方式处置。

高风险行业的新增信贷投放也受到较严格的控制。近年来工业投资增速和产能扩张的速度愈趋理性，新发放到高风险行业的信贷的不良形成会比较低。按照目前的不良贷款消化的速度，银行业可以在未来两年内处置余下的高风险行业的不良信贷。

其次，制造业供需不平衡问题已经由产能消化及合理投资两方面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同时，终端需求的基建投资和居民消费依然保持着双位数的持续增长，带来工业品需求的持续改善。通过产能消化及合理投资可以在2014年到2017年使大部分制造业达到供需相对平衡。

金融创新是解决实体经济的灵丹妙药?

实体经济的进步似乎并没有减轻一些政府部门对经济的担心，很多政府部门仍认为金融创新是解决实体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

中国是全球第一个完成了移动支付革命的国家。据中国金融认证中心(CFCA)发布的《2016中国电子银行调查报告》，在2015年，中国人在转账汇款方面，最经常使用个人网上银行的份额是35%，到2016年则大幅下跌至19%，取代他们的则是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其中支付宝的最经常使用用户份额从2015年的35%增至2016年的近50%，使用过微信进行转账汇款的用户比例也跳升至56%。

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在国内的渗透率战争已经结束，重点转向了全球的革命输出。

中国金融业发展到今天已经既不缺产品也不缺机构，反而是各类机构及产品过多，再加上违规处置力度弱导致各类“擦边球类”创新过多并造成金融杠杆高，且结构复杂透明度低。金融加杠杆时对实体帮助有限，这类资金尤其不会去那些真正需要长期资金的实体行业，但去杠杆时却造成股市、债市及市场利率的大幅波动。很多金融创新还加剧经济周期波动并挤压实体经济的真实融资需求。

近年对实体经济最有用的金融“创新”很多都是逆创新。比如地方债置换使政府债务回归本源大大降低政府利息负担，降低实际的无风险利率水平，减少对实体企业融资的挤压， 并增加了金融市场的透明度。

问题虽有，但我们也看到各个监管机构今年以来加大了对违规创新的监管力度，并加大了对金融违规的惩罚力度。

金融是经济之母，金融效率的提高对新经济的推动不言而喻，当中国成为金融革命的输出地的时候，这个世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微妙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