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以色列遭受了半个世纪以来在其领土上最致命的袭击。10月7日凌晨6时左右，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组织哈马斯在两小时内向以色列境内成功发射了5000枚火箭弹，其下属卡萨姆旅更是潜入以境内城市，并俘虏以色列军官和士兵，甚至向平民车辆进行无差别开火。截至10月8日，激烈冲突仍在继续，已致双方近千人死亡，超过4000人受伤。

英国广播公司10月7日报道称，这可能是自1973年赎罪日战争以来以色列“最严重的情报失误”，虽然拥有中东地区最强大的情报机构，却没有对当天的袭击作出预警。值得注意的是，上周六的袭击恰好发生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50周年之际。

巴以冲突肇始于19世纪80年代巴勒斯坦第一批犹太复国主义定居点的建立，自那时起，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遭遇与对抗几乎从未停止，势如水火的双方让和平解决方案的形成遥遥无期。

给如今的中东地区和平带来严重威胁的哈马斯成立于1987年，由谢赫艾哈迈德·亚辛（Ahmed Yassin）领导。在那之前，亚辛领导过穆斯林兄弟会的巴勒斯坦分支，那是一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团体。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中东中心资深客座研究员伊恩·布莱克（Ian Black）指出，以色列在1970年代仿照埃及、约旦等阿拉伯国家的做法，对伊斯兰主义者的宗教活动、社会活动和教育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认为他们能够牵制以色列更直接的政治对手——由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巴解”）。

布莱克认为，以色列虽然没有像很多观察者认为的那样“炮制”一场伊斯兰运动，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在削弱了巴解组织的力量的同时给以色列带来了更长远的威胁：宗教狂热者的意识形态比民族主义者更极端、更排外。至哈马斯成立时，其支持者的立场已经更加激进。它反对巴解组织支持的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世俗化民主国家”的愿望，而是希望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

随着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爆发，双方实现和解的前景愈发渺茫。“双方自愿达成公平解决问题的两国方案的前景依然黯淡，僵局持续存在，”布莱克在首次出版于2017年的《敌人与邻居》一书的结尾写道，“巴勒斯坦人仍是流离失所、妻离子散，家园仍被占领；他们至今仍是弱势方，无法同自己的邻居兼对手势均力敌，面临着十分不确定的未来。以色列人也是如此，哪怕他们拥有压倒性的优势。暴力的阴影近在咫尺，冲突的结束遥遥无期。”

《1987》

撰文 | 伊恩·布莱克  翻译 | 王利莘

一个国家诞生了

甚至在以色列新政府组建完成前，巴解组织就在因提法达的成果和牺牲的基础上，实现了一次巨大飞跃。它明白以色列可能会来吞并，自己需要抢在这之前填补约旦“抽身”后留下的真空—还要向美国发出改变的信号。1988年11月15日，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在阿尔及尔召开会议，隆重地称之为“因提法达与独立大会暨英烈阿布·吉哈德纪念会”。阿拉法特正式宣布巴勒斯坦国成立—而以色列建国和纳克巴已经过了四十年。这是一个里程碑般的时刻，该宣言在政治上、法律上和情感上都是应运而生。它由广受赞誉的巴勒斯坦“桂冠诗人”马哈茂德·达尔维什撰写，参考了1947年11月的联合国分治决议。宣言没有明确承认以色列，尽管其附件中提到了联合国第242号决议，而这项决议一直被视为对以色列的承认。无论结果好坏，它都实现了在以色列旁边独立的愿望。对一些失落的老兵而言，这不过是一种投降行为。“感谢上帝，我父亲没有活着目睹今天，”1948年的难民沙斐格·豪特评论道，“如果他问我，他的家乡雅法在我们刚刚宣布成立的这个国家里算什么，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该声明也将巴勒斯坦称为“三个一神信仰所在的土地”—对宗教多元化持宽容认同的态度，而不像1968年的“巴勒斯坦民族盟约”那样，用毫不妥协的语言痛斥“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巴勒斯坦人掌握了主动权，占据了道德高地。

宣言发表当天，以色列部署了数千人的军队来阻止巴勒斯坦人的庆祝活动，并把媒体赶开。约旦河西岸正值最美的初冬时节：浅色杏花在石山梯田上熠熠生辉，一袋袋饱满的绿橄榄等着被运送。在纳布卢斯南部的哈瓦拉，一名老农民跟在他的驴子后面蹒跚而行，并未发觉戴着头盔在路旁露营的士兵，也没发现头顶上空一面巴勒斯坦国旗绿、红、白三色的碎片。表面平静之下，激动人心的震颤显而易见。

“我们一直说想要和平，而现在我们听到了来自阿尔及尔的消息，”一个干瘦的甜品小贩在声明被宣读的地方附近喃喃低语道，那时是下午4点30分，这是巴解组织最新的传单为公众选定的庆祝时刻，“我们有一个国家，以色列也有一个，事情就是这样。”以色列的军队被派驻到整个东耶路撒冷，试图让阿拉伯人自由的钟声沉寂下去。随后，在阿布托尔（Abu Tor），一道孤零零的烟火划过夜空。在伯利恒和其他地方，供电被切断，以防人们在电视上观看这一事件。

以色列拒绝承认事态有了进展。官方发言将该声明斥为“语焉不详、故弄玄虚……用来掩盖暴力和（巴解组织）诉诸恐怖主义的事实。任何单边举措都不能取代协商解决，任何花言巧语都不能掩盖由于缺乏合理、现实且追求和平的领导者而使巴勒斯坦人屡屡遭受的悲剧”。沮丧的以色列官员打趣道，“巴解组织”的首字母PLO开始代表“爱好和平的组织”（peace-loving organisation）的含义了。然而阿拉法特的立场得到了回报，因为巴解组织看起来是温和的，以色列则是顽固的。能言善道的以色列前驻联合国大使、最近当选“利库德”集团议员的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被抽调来协助公关工作。“我们正处在巴解组织的宣传攻势中心”，内塔尼亚胡说：

全世界都在关注阿拉法特要说什么话，但他们忽略了巴解组织的总体战略，那是一项分步铲除以色列的政策。他们是把和平宣言当作战争的工具来签署的。他们发布了一系列含糊其词、拐弯抹角却在西方媒体圈反响热烈的声明—这些声明在普通人耳中，意味着巴解组织真正发生了改变并接受了以色列，然而你若仔细看看这些陈述，就会发现他们并没有。

以色列勉强接受了大多数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以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承认巴勒斯坦这一事实。然而它最关心的是美国会不会认为巴解组织符合被承认的条件；若是承认，美国就能抛下1975年的承诺，即在该组织承认以色列并放弃恐怖主义前不与之打交道。

一个月后在日内瓦，阿拉法特迈出了更大的步伐。在美国的压力下，经过欧洲的斡旋，他在联合国总部明确表示，接受“中东冲突的各相关方拥有和平而安全地存在的权利……根据联合国第242号和第338号决议，这包括巴勒斯坦国、以色列及其邻国……我们完全并彻底地放弃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包括个人恐怖主义、团体恐怖主义和国家恐怖主义”。所有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都簇拥在收音机前聆听他讲话的现场直播。翌日—在美国人抱怨其中挥之不去的模棱两可之处并与同僚密集磋商后—他向800名记者更加明确地阐述了这一信息，并在总结新闻发布会时说：“够坦诚相见的了。”于是美国随即宣布，准备与巴解组织代表举行“实质性对话”。两天后，第一次会谈在突尼斯展开。伊扎克·沙米尔斩钉截铁地回应：以色列不承认巴解组织，也不会与之谈判。他坚称，那是一个“旨在侵蚀我们民族的存在、毁灭以色列国的恐怖组织”。以色列的情绪中混杂着戒备和仇恨，以及几十年来对巴勒斯坦人“真实”意图的怀疑。“他们曾经说要把犹太人扔进大海。”沙米尔说：

他们（世界上其他人）就说犹太人是英雄。如今他们不再这么说了。现在他们谈的是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目前得到同情的是巴勒斯坦人。但一切都没有改变。阿拉伯人还是阿拉伯人。他们控制着这个地区的22个国家。犹太人还是犹太人。但他们只有一个问题多多的小国家。大海还是同一片大海，目标也还是同一个目标。

这不是沙米尔最后一次如此表述。

走进哈马斯

并非所有巴勒斯坦人都乐于见到巴解组织路线的改变。在巴解组织数算因提法达带来的成果，做出承认以色列的历史性举措的同时，政治地图显然也在发生变化。在这场起义之前的10年里，早已建立的穆斯林兄弟会巴勒斯坦分支发展壮大，它在加沙被称为伊斯兰中心（al-Mujamma al-Islami）。1978年萨达特倡议提出后不久，该组织获得了以色列的非正式承认，并由谢赫艾哈迈德·亚辛（Ahmed Yassin）领导，他是一名寡居难民母亲的儿子，身有残疾，需要坐轮椅。与其他伊斯兰运动一样，它受到了1979年伊朗革命和穆斯林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反应的影响。但不同于巴解组织，亚辛的重点不是打击以色列，而是通过建立清真寺、学校、医疗机构、慈善组织和幼儿园来推广伊斯兰教—“早早播下种子，以期心、智与灵的丰收”。然而，这就某些方面而言是虚假的区别，因为政治和宗教是密不可分的。“当压迫变得沉重，”亚辛喜欢用他高亢尖厉的声音说，“人们就开始转投神明。”

以色列人起初仿照埃及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的做法，支持让伊斯兰主义者来制约巴解组织和共产党人，至少对他们的宗教活动、社会活动和教育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1978年伊斯兰大学在加沙成立，成为这方面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紧张时期，伊斯兰主义者也没有被捕，即便被捕也会最先获释，这非常惹人注意。1980年，伊斯兰中心成员烧毁了资深左翼民族主义者海德尔·阿卜杜勒—沙菲医生在加沙运营的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的办公室。咖啡馆和录像店成了最常遭受袭击的目标，伊斯兰大学强制实行了性别隔离。1981年，穆兄会在西岸和加沙的学生组织竞选中击败了法塔赫。穆兄会活动家们得以“逍遥法外”地行动。1986年6月，贾巴利亚难民营发生袭击事件。当原教旨主义者在营地里肆虐时，有居民报称看到一辆满载着“辛贝特”特工的车停在马路对面。“以色列人说这些事情是内部问题，”一名巴解组织的支持者抱怨道，“别人给他们干脏活，他们为什么还要费心插手呢？”以色列并没有像人们有时所说的那样“炮制”一场伊斯兰运动，尽管一些以色列官员认为可以利用它对法塔赫施加压力。然而，他们意识到这是一个错误。亚辛于1984年被捕，因持有武器和爆炸物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但他在一年后就被释放了，作为一次俘虏交换的一部分条件。“原教旨主义者确实削弱了加沙巴解组织的力量，”以色列作家泽埃夫·希夫（Zeev Schiff）和埃胡德·雅里（Ehud Yaari）注意到，“但他们很快就在灌输极端狂热方面超越了它；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这比民族主义者在活动时表现出来的任何热情都要有威胁得多。”伊斯兰主义者因其保守的虔诚、社会活动和公益活动获得了支持，他们的行动创造了团结感和尊严感—也增强了对占领的抵抗。以色列人担心的，是加沙出生的难民法特希·什卡奇（Fathi Shikaki）创立的规模更小的伊斯兰圣战组织（Islamic Jihad movement）。它与法塔赫密切相关，支持武装解放巴勒斯坦全境，同伊朗也有联系。而且它组织严密，有着复杂的结构和秘密通信方式。1987年5月，6名伊斯兰圣战组织的囚犯在加沙监狱上演了一出越狱大戏，并在发动了数次袭击后举枪自尽，引起四方哗然，他们英雄殉道者的身份超越了该组织与敌对派系的政治分歧。“我乐于见到有原教旨主义者将反占领作为首要任务，”阿卜杜勒—沙菲在提到双方的纠葛时以犀利但变通的口吻说，“我们的分歧可以先搁置一旁。”11月，以色列人驱逐了该组织的精神导师阿卜杜勒阿齐兹·乌达（Abdulaziz Odeh）谢赫。

1987年年底，一个新的组织“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出现了，它由亚辛领导，其支持者因起义而变得更加激进了。据哈马斯后来的领导人哈立德·马沙尔（Khaled Meshaal）所说，该组织其实早已秘密成立，所以它12月中旬的第一份公报意味着“宣布诞生而非诞生”。它会对罢工和其他不与“联合领导组”协调一致的活动做出明确指示。其措辞多处引用《古兰经》，宗教性强，宽容性弱—叫犹太人猴子、猿人—并且毫不妥协。纵观因提法达的整个过程，哈马斯都比“联合领导组”要强硬。“我们烈士的鲜血不应被遗忘”，1988年1月的一份传单写道：

每一滴血都会变成“莫洛托夫鸡尾酒”（译者注：“莫洛托夫鸡尾酒”指土制汽油弹或燃烧瓶），变成定时炸弹、路边炸药，撕烂犹太人的肚肠。只有这样，他们才会清醒。你们这些给犹太人供出年轻人的名单并监视其家庭的人，马上回头，立刻忏悔。那些在背叛中死去的人只能怪罪自己。

哈马斯明确表示，穆斯林价值观是其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犹太人问：没有外界的支持，这些人还会行动吗？”一份传单上这样说：

他们预计1967年以后长大的那一代人会是卑微而懦弱的，是伴随着大麻和鸦片、歌曲和音乐、海滩和妓女长大的，是被占领的一代，是被囚禁和甘心失败的一代。但人民已经觉醒。穆斯林人民正在为尊严复仇，恢复往昔的荣耀。不要让步，（不要让出）哪怕是来自巴勒斯坦土壤的一粒尘埃。

这些观点被编入1988年8月出版的哈马斯纲领，预备作为巴解组织盟约之外的备选方案。它的36条条款将这一运动定义为穆斯林兄弟会的羽翼，致敬烈士伊兹丁·卡萨姆，并将巴勒斯坦形容为“赐予穆斯林直到审判日”的宗教馈赠（waqf）。面对“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篡夺”，不能交出它的任何部分。解放它是一种宗教义务。“除‘圣战’外，巴勒斯坦问题毫无解决办法。倡议、提案和国际会议都是浪费时间，徒劳无功。巴勒斯坦人民不会答应让自己的未来、权利和命运任人摆布。”它提到的反犹理由包括犹太人要统治世界，犹太人对法国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负有责任，犹太人操纵媒体，以及俄国的著名伪书《锡安长老会纪要》（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中描述的，犹太人图谋扩张至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它反对巴解组织支持的—尽管从未正式宣布—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世俗化民主国家”。亚辛本人的观点更加谨慎，但他对未来的憧憬却是一清二楚的。“在西岸和加沙建立一个国家是不够的，”他宣布，“最好的解决方案是让所有人—基督徒、犹太人和穆斯林—都生活在巴勒斯坦，一个伊斯兰国家。”不出意料，哈马斯—尽管因为领袖和激进分子被逮捕、驱逐而削弱—也会坚决反对阿拉法特在这重要的一年即将结束时做出的一些妥协。

本文节选自《敌人与邻居：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1917-2017》第16章《1987》，经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