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坤舆商业观察 张奕丹

编辑｜吴辰光

“33平米3600元租一年，开放认领的时候一个月就被租完了。”上海浦东新区某农庄经营者范水泉在谈及时下共享农庄的热度时如是说道。

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近郊租一块地种菜，逐渐成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平时在市区工作，周末则前往郊区耕作，自种自收，或者请人代管，越来越多的80后希望在钢筋水泥的大城市里，寻找田园生活的乐趣。

无论是聚会还是遛娃，这里可以远离喧嚣，与土地和汗水更亲近一点，让节奏慢下来。

城市里的慢生活

进入10月的上海，秋意正浓，凉爽的天气很适合出游、劳动。

距离上海市中心大约30公里，在浦东新区某农庄，经营者范水泉给坤舆商业观察简单介绍着该农庄的基本情况：总面积约400亩，其中划出来做共享菜地约40亩。在他带领我们参观的两亩地中又细分了33块土地，每块一年的租金是3600元，分了22户人家认领。有自家种的，有几户合种的，有请农庄工作人员代管，自己出代管费的。

除了工具需要自己准备，租户使用的种子、肥料都由农庄提供，肥料不含添加剂，种出来的蔬菜是纯天然无公害的，都归租户所有。

据范水泉透露，共享农庄的主要受众是80后，会带小孩一起过来体验劳动生活。“最常见的情景就是几家小孩在一起玩泥巴，其实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娱乐生活，现在家长也希望带自己的孩子找回最淳朴的童年。”

崔先生和他的妻子都是80后，之前居住在市区，后来因工作原因调来农庄附近。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农庄推出这个项目，他们知道这个消息后，觉得很好，就认领了一块地。

崔先生表示，他们认领的地是托管模式，平时由菜园师傅们种，一开始两口子每周末会来摘（收菜），但菜长的太快，后来就邀请亲朋好友一起来摘。

“别看这地才33平米，但种的菜很多，有鸡毛菜、杭白菜、萝卜、茄子等，收一次要个把星期，真的吃不完。多的我们还会分给家人吃，有时一大家子一个星期不用买菜了。”崔先生说道。

据崔先生介绍，后来和旁边几个租户都认识了，大家种的菜都不一样，也会换着摘菜。那些租户住的比较远，杨浦、虹口的都有，一两个星期来一次，他们会带小孩来体验田园劳作，采摘完了，就大包小包拿回去。

“在共享农庄种地，也是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已经是参与到劳动的最末端，享受收获的喜悦。”崔先生告诉坤舆商业观察。在他看来，将“城里”与“农村”的生活方式交叉进行，是一种调剂。

位于农庄的另一处，一块约四百多平米的地由六户家庭合租，这六户家庭都是为了小孩着想租的这块地。正逢国庆假期，家长们带着小孩来到这里，支起烧烤架准备度过一个美好的下午。

“我们是从今年四月份开始租的。之前一直想有个地方可以带孩子吃喝玩乐，有个朋友来这边玩了一次，知道了招租的消息，和我们一说，一拍即合就一起租了。”其中一个租户告诉坤舆商业观察，“现在小孩平时读书，周末还要去艺术培训之类的，很忙，在家里也是打游戏看手机，所以有时间来体会一下田园生活挺好的。这边的菜地租金小一万，有些贵，但吃吃喝喝、聊聊天，并摘点菜去喂鸡喂鸭，悠闲惬意，也是一种娱乐方式。”

虽然地处近郊，但这个租户一家人每次开车到农场在不堵车的情况下大概也要四十多分钟，为的就是体验慢生活。

据范水泉透露，共享农庄的租金不算便宜，能来这里租地的基本都是消费水平在中层以上的用户。

共享农庄更贴近“田园梦”

事实上，共享农庄并不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据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科技信息研究所调研显示，在2014年，我国已经出现如广州艾米农场、湖北武汉黄陂社堂村共享农庄等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共享农庄。这些农庄都投入了大量资金，利用农民闲置土地，为农民创收。

而国外共享农庄的历史则更悠久，最早起源于1997年美国南加利福尼亚洲艾米的农庄，该农庄的最大的四个特点是“门随便进、活儿随便干、菜随便摘、钱随便给”，实行开放式经营。

2007年，日本MY Farm成立，主要经营内容包括都市小农园、农业专门学校、农产品直营和农田土地租赁平台四个板块，其中“都市小农园”和中国现在流行的城市近郊开办共享农庄的模式很像。

2009年，德国柏林公主农园开始发展，果蔬都种在回收的箱子中，是工作人员与体验者共同照料的“移动农场”。

除了专门的农庄，国外也不乏有在社区空地自己种菜的案例。例如英国的社区菜园（community-gardens）模式的FROGGS（Friends of Garnethill Green Spaces）。

在英国读书时曾参与过FROGGS社区菜园调研的航航（化名）告诉坤舆商业观察，FROGGS申请了一块公共用地用来做社区菜园，能获得政府赞助资金，同时也获得了一些其他基金的赞助。有1-2个管理者（一个管理活动，一个是植物方面的专家），附近社区有人想种的可以自带种子来自己找空地方种，也会与附近学校合作开展孩子们的自然教育课。因为土壤肥力不够，所以用的全是种植箱和种植盒。种出来的蔬菜水果，干过活的人都可以随便摘取。

目前FROGGS的脸书公开小组已经有402位成员，community-gardens的模式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

而在国内，在居住的小区空地、屋顶等地自己种些蔬菜水果自家吃、或者送给亲朋好友的情况也不少见。

家住上海的大三学生齐文（化名）向坤舆商业观察表示：“我外公外婆住的楼前有一块闲置土地，没有租金，有人在那里种菜，除了自己吃，也会分给邻居一些。这些人有一部分是参与过小三线建设的工程师，可能是定居下来以后觉醒了某种种地DNA，也可能是闲不下来，就在这块荒芜的土地上种菜了。”

不过，这种共享菜园模式也有一些问题，因为“边界模糊”总会有些“扯不完的皮”，例如施肥也会影响居民生活，关于土地先来后到、偷菜、顺手牵羊等情况时有发生。

更有在楼房屋顶上种菜，要有很多限制。先要征求居委会、物业的批准，然后需要邻居都同意，最后还不能影响房屋结构安全，做好排水、漏水等问题。

如此看来，相比于共享菜园，共享农庄则能减少“扯皮”概率，更能实现城市人的“田园梦”。

从小的方面来说，共享农庄规模更大、管制更正规、环境更好。同时相较于乡下农村，共享农庄位于城市近郊，交通相对来说更加方便。诚如范水泉所说：“驱车时间控制在一个半小时以内，能够吸引到更多市区里的客户资源。”

从大的方面来说，共享农庄提倡因地制宜，在统一规划下小规模、创新性发展农庄经济，避免了过度城镇化过程中对农业生产环境的侵害，能让无法规模城镇化的区域也享受人居升级，还可以逐步实现农民增收与科技导入、城乡交流融合。

“天时”、“地利”，还需“人和”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这促进了田园综合体、共享农庄、乡村旅游等多个项目的发展。

有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上海有各类农庄200多家，多分布于奉贤、松江、宝山、浦东等郊区。2022年底，海南省具备经营资格的共享农庄共60家。此外，江西、江苏、湖北等地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为发展共享农庄提供支持。

范水泉表示，现在国家倡导“五育”、学生“减负”、对劳动教育和劳动实践更加重视，这也是农庄近几年发展较好的一个契机。农庄开设有“农室研学”项目，与社区和学校合作。因为选址离市区近，到双休日就会有机构带学生过来体验采摘劳动等，遇上比较火热的时候，还要对学校进行排班。

“政府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拨款三个亿。很多大学教授也对这种新的模式很感兴趣，组团来农庄调研。我们共享农庄的项目从2019年就开始做，疫情之后正式推向市场。这片地是永久场地，可以续租，所以也规划了很多项目，后续会持续推进。”范水泉说道。

据范水泉透露，其共享农场还有一部分地在规划中，一部分是专门挂牌给团体租用的，例如大学、商会等，目前已经通了管道，主要是发展休闲产业。同时，民宿和水上餐厅都在修建中，其中还专门留了一个大草坪为企业团体等聚会用。“这块空地可以用来烧烤、搭帐篷、办草坪音乐会，举办大型活动，最大的优点是不会扰民。”范水泉这样描述。

有政策支持、有投资者的资金，共享农庄显然是有前景的。有学者提出，这不仅是响应乡村振兴，也是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农民进城务工，农村的土地和住房闲置，这时候发展共享农庄有利于盘活闲置土地资源。

但是共享农庄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

首先是出台的相关政策虽然在增加，但验收认定规范等还需完善。其次是土地来源问题。在现有土地制度下，共享农庄取得新增建设用地较困难，利用存量集体建设用地的渠道不顺畅。对集体农地流转的管制过严也会阻碍共享农庄的农地利用。

此外，有专家指出，当代年轻人并没有从小耕种地的习惯，现在因为暂时的兴趣想在共享农庄租地种田，但是“三分热度”一过，可能无法支撑共享农庄的持续发展。

还在湖南农业大学读研究生的向上（化名）告诉坤舆商业观察，在如今政策的引导下，有学校已开展农学特岗专业，已让很多学生有机会接触乡村基层建设，随着共享农庄这类新兴经营模式的出现，会让更多家里有共享农庄的年轻人投身到相关工作中。

在范水泉看来，现在发展共享农庄是“天时地利”，还需“人和”。尽管共享农庄开出的薪资不低，但愿意长期看管农田、除草耕种的人大多是家住附近的五六十岁的人，年轻人并不多。如何吸引更多新生血液补充到农业事业的“后备军”，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