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董子琪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日前一则报道显示，2022年中国结婚人数跌破700万对大关，连续9年下降。这一方面指向了婚姻匹配的难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年轻人对于婚后生活的想象似乎日渐灰暗。学者孔慧怡的《五四婚姻》一书将五四女性置于聚光灯下，观察并分析了她们的婚姻选择以及婚后的相处故事。这些故事虽发生于一百年前，对于今天亦有启发意义。

自由恋爱与自主婚姻是新文化运动的果实，使青年男女获得自由，同时也令他们彷徨无助，就像孔慧怡在书中所言：“新文化运动为女性带来了选择权，同时也将她们推入一个复杂的世界：有选择，就代表要放弃一些东西。”

跟谁结婚：胡适还是鲁迅？

与胡适陷入婚外恋的女性曹珮声是典型的新式女性。她走出了旧式婚姻，接受现代教育，还远赴重洋留学，归国后确立了自己的事业，却在感情方面陷入彷徨。二十出头时她与胡适陷入热恋，彼时胡适已婚。感情曝光后遭到胡适妻子江东秀的激烈反对，终其一生都没有结果。

曹珮声为何如此执着于这段恋情？作者孔慧怡如此解释道，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恋爱不仅包含感情，还有人格与文化的寄托。她对于新文化运动巨匠胡适的恋情，自然更难割舍，“她们和她们恋爱的对象往往把持不住生命的方向盘，眼光虽然投向新世界，但脚下却被旧传统营造的现实绊住了。”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鲁迅与许广平的婚姻。许广平经过自由恋爱与个人选择建立的婚姻关系，反而让她丧失了年轻时的志愿。许广平放弃外出求职，在家担任鲁迅秘书和助理，到了孩子出生之后，恢复职业女性的身份就更困难。许广平自述：

“（为了）寻求活的学问，向社会战斗的学问，去请教鲁迅先生，然而后来却消磨在家庭和小孩的繁琐上。一个女人，如果这两方面没有合理的解决，没法放开脚走一步，这苦恼的情形，不是男人所能了解。”

社会与风气上的平等、自由观念落到具体的家庭和夫妻关系中，就变得复杂，因为口头上、原则上的支持与身体力行存有不小差距，这无疑是讽刺的。许广平与鲁迅同到上海后曾积极寻找工作，孔慧怡说她“希望有个工作，独立地为社会服务”，可是鲁迅却不愿意让她离开家庭去工作，因为这样一来自己“又要恢复到以前一个人干的生活里去了”，况且，她全职工作所得薪水也有限，所以最终还是回归家庭。即便没有经济来源，她还是在同居后保留了三百元“应急钱”，并告诉鲁迅，如果两人关系破裂，这三百元可以让她暂时维持生计，直到她再找到工作为止。

在家庭职责的分配上，林徽因或许能够回应许广平的处境。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她与丈夫西迁，在给沈从文的信里写到了在恐惧和动荡中操持家庭的无奈，过去的文艺理想已经远去，眼前只有现实：

“我是女人，当然立刻变成纯净的糟糠典型，租到两间屋子烹调，课子、洗衣、铺床，每日如在走马灯中过去。中间来几次空袭警报，生活也就饱满到万分……文艺，理想，都像在北海五龙亭看虹那么样，是过去中一种偶然的遭遇……。” 

般配和不般配的婚姻

婚姻离不开油盐酱醋、操持营生。缺乏文化教养的妻子与富有文才的丈夫，在外人看来是不般配的。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被视为“土包子”，因为她没有受过新式教育，然而在另一方面，“土”与“洋”、“新”与“旧”又并非泾渭分明的。张幼仪善于管理经营，在经济方面比徐志摩成功得多。胡适的妻子江东秀也没有新学背景，但她的智慧和见解来自四面八方，她既是主妇又是雇主，麻将桌上也能交流讯息，在稿费、家庭内部经济问题上极富才干。

如果说“土”与“俗”限制了婚后女子与丈夫的交流，那么知识女性在婚后的局面会更好吗？历史学家王东杰的《国中的“异乡”》引用了一段已婚知识妇女批评夫家、激起强烈反响的往事。1936年陈衡哲随丈夫任鸿隽返乡，连续在报刊上发表了三篇《川行琐记》，对四川政治和文化做了不少批评。这在当地人之间激发了极大的反感，许多川人在舆论场围剿陈衡哲，发出通牒“纠正陈衡哲，警告任叔永”。这件事后也成为任鸿隽辞去川大校长职务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陈衡哲对当地的指摘，例如吸鸦片、女学生做小妾，已经被川人自己批评过，之所以激起公愤，不仅在于“内外有别”，更在于知识分子的姿态挑战了传统儿媳的恭顺形象——简单来说，她对于地方的批评等同于“骂婆家”。正是这样，反对她的文章才会格外强调“下嫁”与“婆家”，“因为某女士是外省人，似乎像王姬下嫁似的，嫁到了不中她意的四川……在婆家住久了，……自然不会再骂。”这也是婚后女性知识分子所要面对的情形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