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帽、围巾、手杖......木心给人们的感觉似乎是优雅低调的。他出生于民国时期（1927年）的浙江桐乡乌镇东栅，经历过文革，曾在纽约居住过一段时间，直至1994年才悄悄回到故乡乌镇，并在12年后定居于此。2011年12月21日，木心在乌镇与世长别。一生动荡的他，曾这样评价文学对自己的重要性——“文学是我的信仰，是这信仰使我渡过劫难。”

据木心的学生陈丹青介绍，木心是在上个世纪4、50年代开始写作，而恢复密集写作则是在8、90年代。1966年，木心在台湾联合副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到了1984年，台湾《联合文学》创刊号还为木心特设了“散文展览”专号，题名《木心，一个文学的鲁滨逊》。

美国的学术界在2000年也注意到了木心。除了将他的部分散文、小说翻译成英文，收录进美国大学文学史课程范本读物外，哈佛与耶鲁等学校建立的“文学无国界”（Words Without Borders）网站也有着木心的作品与诸多粉丝。

不过，在中国大陆，木心却是直到2006年才进入公众视野。随着《哥伦比亚的倒影》等作品的出版，木心逐渐有了更多的读者，并在陈丹青、陈村等人的推荐下，引起了阅读热潮。这时的木心“红”了，“红”到甚至有了“2006年是‘木心年’”这种流行说法。

不过，在走红的同时，围绕着木心及其作品也开始有了更多的争议。即使在木心故去后，人们议论的焦点也未曾离开他和他的作品。这些议论多谈及木心作品的文学价值、文学地位及陈丹青对木心的推崇。今天，在木心去世五周年的纪念日，界面文化（公众号ID：Booksandfun）为读者盘点、梳理了种种争论，以期重新审视木心和他的作品。

木心是文学大师还是格调不高？

在关于木心的讨论中，争议最多的一点便是他作品的文学价值。有人认为，木心不擅长写小说，诗歌的文学格调也不高，让人有“太注重自我表达”的感觉；有的人则认为，他的文字延续了民国时期的古朴之风，文章优雅、深刻、充满了智慧，是近50年来极其难得的作家之一。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批评家张柠属于前者。在2013年的一次采访中，谈及木心的文学价值，他认为人们评价过高。在张柠看来，木心是画家出身，人文素养和文史哲功底不错，但这却和文学没有必然的关系。在阅读过木心的《琼美卡随想录》等散文集、诗集、小说集后，他认为这些作品即使有着“超时间的生命感受的表达”和文字清晰的特点，但它们的文学价值仍不算高，不能满足对阅读要求稍高的读者。张柠还称，那时流行小清新，而木心的文字恰好是“老清新”，像风铃一样叮当作响，读起来很很惬意，但并不令人震撼。

“总体来说，木心不擅长诗歌，也不擅长小说，最擅长的还是随感，但他个人过多地跳出来议论时，让人有点厌恶。一位作家在表达过程中太注重自我，好像要将每个词汇、每句话，都变成一串项链，挂在自己脖子上。”张柠说。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诗人沈浩波。他认为木心的诗歌格调不高，“过于文人了”。在他看来，文人气和才子气等都是文学的天敌，是影响作品文学价值的作家的包袱。“莫把文人当文学，别给文学穿长袍。”

媒体人朱伟在《木心的尴尬》一文中认为，木心的优点在于写“一个被压迫底层人在边缘对上海市井的描绘”，但这些文字在当今时代的快节奏生活中，无法让读者感受到节奏的快感。朱伟还称，木心文字中那对古今中外文化的点评态度，让文化中人读着最不舒服。“省略了微观的宏观其实还是革命习气，之所以能评点洒脱无非是无知者无畏。”

在批判声之外，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作家陈村等人却一直肯定木心及其作品的文学价值。在孙郁看来，木心的文字颇有章法，延续了民国作家的古朴之风。在读完几本木心的作品后，他惊呼“天底下还有这样的文字在，似乎是民国遗风的流动，带着大的悲欣直入人心。”木心的到来，给孙郁带来了诸多刺激，让他感受到了钱锺书的“东西合一”，还有一点废名式的玄奥、鲁迅式的雄辩和梁遇春式的忧郁。

“艾青、李金发等都太像文学，木心没有职业意识，太不像文学却真正走进了文学。所以他的杂，与知堂很近，又不满于书卷气，从文化的流浪里洗去士大夫的痕迹，在五四的余脉里走向了西方个性主义的传统。近五十年的文学书写，几乎还没有这样的人物。废名之后，语言带有幽玄之味者，木心是一个。”孙郁这样称赞木心。

2005年，陈村在《关于木心》一文中写道：企图中文写作的人，早点读到木心，会对自己有个度量。言下之意即在赞叹木心的文学成就之高。在上海作家协会的一次会议上，陈村提及木心的《文学回忆录》，并发言称“这样的意外之作，大家真该找来读读。，”没想到，当时的主席便一时兴起，决定集体采购这本书，进行业务学习。这是陈村意料之外的事，毕竟在他回忆里，上一次这样的情况还是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出版后。木心活着时，他也称“木心先生的文章是依然活着的中文作家中最是优美、深刻、广博的。”

被神化，还是被低估？

2006年，当朱伟在博客写下《木心的尴尬》后，又“枪毙”了一篇将刊发在《三联生活周刊》上的陈丹青访谈录——《再谈木心先生》。这一举动引起了陈丹青的不满，使他写了《致洪晃妹子 》等文章“回击”。这一论战不仅引起了文化界和读者们的关注，也成了“木心是否被神化”这一争议的起源事件之一。

朱伟认为，虽然作为一种文化标本，木心有他自己的价值，但价值不大。如果以美国态度来看他，木心实际上只是接触了中国文化的“尾巴”，《上海赋》也只是“五六十年代蝇营狗苟之上海市井”。在朱伟看来，即使当文化消费已经进入“调笑时代”，文化奢侈品再次成为必需品时，木心的作品也不是文化奢侈品。“文化奢侈品产生于松弛而非紧张.他（木心）的大半辈子吃了太多的苦，苦大仇深的人大约一辈子都超脱不得。”

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梁艳萍也认为不应该神化木心。读过木心的书后，她认为木心有些见识，但问题在于“文人气重，文学味淡”，对日本文学也有着知识性错误等纰漏。梁艳萍指出，木心虽然说自己是“日本文学的知音”，但从他对俳句和《源氏物语》的解释，她觉得木心没有悟到日本文学的真谛，也没有学理上的逻辑架构。同时，木心那“近代日本文化是对中国文化的误解下所产生”的结论，在梁艳萍眼中也是错误的。

“他（木心）自己的感悟，不能作为文学史去阅读，更不能推到学术的高度。读木心谈文学，最好当做“门外文学自由谈”来读。”梁艳萍强调。

相反，孙郁则认为大众低估了木心。他说，木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衔接了古代文学传统与五四文学传统；木心在精神的层面是鲁迅的知音，不像他人在鲁迅的面前停下脚步那般，而是有了自我生长的内力。在孙郁眼里，木心对五四传统的理解，已内化到生命的冲动里，而且重要的是，五四文人未能生长的可能性，在木心那变为了奇异的风景。

“就我看来，木心这种作家在当代社会是非常稀少的，我们的社会，特别是读书界，对于木心的价值还是低估的。不能因为陈丹青力推他，就说他是被高估的，整个批评界对他还是沉默的。”孙郁说。

对于木心在书写文学史上的争议，香港作家梁文道则为木心“据理力争”。在他看来，木心以作家身份而不是学者身份谈文学史，自然会有作家的“artistic excuse” ，人们不应该用看待专业文学史家的眼光去苛求他。同时，梁文道还指出，木心的文学实践非常西方化、非常前卫：早在五十年代，木心便在大陆写过带有荒谬剧况味的剧本；青年时期，更自习意象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在我看来，现代中国文学史，木心是一位“金句”纷披的大家，但他的“火焰”，清凉温润，却又凌厉峻拔。”梁文道说。

陈丹青是过渡吹捧还是适度推崇？

从2006年出版木心著作，再到《文学回忆录》的发行，还有木心纪念馆、美术馆的建成，陈丹青都在努力推广木心。撰文、出书、开讲座......他这一系列的做法在赢来赞叹之时，也惹来了一些非议。其中，就有人称陈丹青是在过度吹捧木心，而不是适度推崇。

作家邱华栋便是这一观点的支持者。在他看来，陈丹青就是一个托儿。由于自己对陈丹青的信任，邱华栋翻看了木心的一本书，却感到十分失望。他觉得木心的文字零碎、无聊、散漫，并认为木心从来都不可能写出来一本有长度、厚度和难度的东西。“这么一个小里小气的老文人的东西，被陈丹青托成这样，实在不理解。”

当张柠被问及这一相关问题时，也称“从推崇木心，变成认为木心是文学大师，是有问题的。”他还补充，不去猜测陈丹青背后的动机，单读木心的文字是没问题的。不过，问题在于当人们要把当下的时尚阅读放入文学史时，就要变得很谨慎。言下之意即不要将木心的作品过快地定义为文学经典，不要用“一定要读”这样的出版商的宣传字眼来评判。

对于“不遗余力吹捧木心”一说，陈丹青曾回应称，他的介绍始终非常审慎，“我不懂文学，我没有资格谈他的文学，也没有资格谈别的文学。我真是想让大家知道，有这样一个人，你们读读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陈丹青认为有更多人对木心有兴趣是好事，但他始终觉得木心和尼采一样，是小众的。

“我写书，我出书，就是妄想建立一点点可疑的知名度，借此勾引大家有朝一日来读木心先生的书。”在《我的师尊木心先生》一文中，陈丹青写下了这样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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