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周四表示，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放缓和消费倾向下降是导致消费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他建议通过提高广义信贷、进一步降低政策利率、增加公共投资支出来扩大消费。

他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三季度宏观政策报告发布会上说，新冠疫情暴发后，消费受到了显著负面影响，2020-2022年期间，年均实际消费增速只有3.1%。今年以来消费虽然有所恢复，但增长态势仍低于疫情前。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9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6.8%，低于2019年8%左右的水平。

张斌认为，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下降是消费疲软的一个原因，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取决于三方面因素，即广义信贷增速、总支出在广义信贷的占比增速以及家庭可支配收入占比增速。其中，广义信贷增速表示新增了多少钱，总支出/广义信贷增速表示花钱的意愿变化，家庭可支配收入/总收入增速表示收入分配变化。

他进一步表示，当前对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拖累最大的是广义信贷增长速度。因此，提高广义信贷增加名义收入，可以提高总支出水平，进而提高全社会的真实产出水平，达到提高真实消费水平的目的。

“有一种普遍的担心是，提高信贷增加名义收入，收入是不是都集中在富人手里，到不了穷人手里，但其实当经济比较弱的时候，低收入群体收入受损更严重，通过逆周期政策帮助经济走出低迷局面，是在改善而不是恶化了收入分配。”张斌说。

他还表示，就业压力增加和收入增速放缓使得居民消费变得更加谨慎，从而降低了消费倾向，同时，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速更大幅度的下降也可能是消费倾向下降的部分原因。

张斌称，降低政策利率可以让居民、企业和政府每年减少利息支出，同时增加金融资产估值，这会极大地改善各个部门的现金流和资产负债表，让大家有钱花，有消费和投资的底气。

“调降利率是最精准的货币政策，因为在融资成本低一点的同时又能让资产估值高一点，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可以让亿万个个体自己选择怎么样增加支出、投资，我想没有任何一个政策能替代这样的精准程度。”他说。

在政府增加公共投资支出方面，他指出，当企业和居民没钱花、不敢花钱的时候，政府花钱提高企业和居民收入是支持消费、打破恶性循环的有效方式。城中村改革、都市圈建设，不仅是短期有效的逆周期政策，也是中长期优化调整资源配置和改善民生福利的重要保障。

“无需过度担心政府会因此承担过多债务，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最大保障不在于少借债，而在于把经济搞上去，经济好了，就是对政府债务的最大安全保障。”

“我国私人部门储蓄率高，储蓄远大于投资，这种情况下政府举债增加支出，是把私人部门没有利用的储蓄给充分利用起来，不会带来通胀压力。从国际看，即便是纳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我国政府的举债空间也远大于发达国家和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张斌说。

此外，当天与会的CF40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郭凯提出，可以尝试用“负个人所得税”来刺激消费。

他解释称，这是针对低收入人群的补贴。比如，在当前个税免征额5000元的基础上再叠加一些可抵扣项目，得到一个综合免征额，假设综合免征额是8000元，个人所得税税率是20%，当一个人月收入是3000元时，可获得1000元补贴。

郭凯表示，这样既有针对性地补贴了低收入人群，又可避免养懒汉，还有利于创造就业，长期来看还可扩大税基。“并不是所有人永远都是穷人，等到他们收入上升后（达到纳税门槛），个税的税基空间也相应会有所增加。”他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