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每日人物社 肖思佳

编辑|易方兴

运营|圈圈儿

天空一声巨响，震惊领导审美观的“丑头像”集体登场。

随着市场上一片“优化”“慢就业”的哀嚎声，打工人的心态也在逐渐发生改变。从内卷、到摸鱼、再到躺平，在和领导的一系列斗智斗勇的活动中，他们终于意识到——职场三十六计，立人设方为上计。

为了躲避工作上的各种疑难杂症，打工人们纷纷换上“让领导觉得难堪大用”的社交头像，化身职场显眼包，直接从源头解决问题，实现无痛上班。可以说事到如今，管理职场头像，已经被打工人隆重列入重点工作行列。其火热程度，甚至可以单独开设一门专业课。这门课程，我愿称之为——职场头像学。

学界基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也提出：“个体在理解一个非自我中心化的世界中，交往行为离不开互相理解，而头像的存在就是为了传递个体的内在精神。”

在生活和自我的边界被工作逐渐蚕食的今天，更换“蠢头像”无疑是一场由无数打工人共同构筑的无声反叛。但回到现实生活中，我们仍然需要回到问题本身——

蠢头像，真的能够拯救打工人于职场的水火之中吗？

职场显眼包，集体换上蠢头像

结束了一上午的工作后，陈欣打开抖音，准备放空下大脑。她看到好友发来的消息，点击进入后，一大波“打工人必备职场头像”向她涌来。在评论区中，她看到有人留言表示：“自从换上这个头像后，领导让我干的活少多了。”

这条评论让她眼前一亮。那段时间，她正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巴不得领导少盯着点自己。这条视频瞬间戳中了她的心。“干脆大家一起发疯吧！”抱着这样的心态，陈欣在网上精挑细选了一只“眼神睿智的绿乌龟”图片换成头像。

她觉得，这是所有头像里最蠢的一张，“杀伤力很强”。借着头像，陈欣暗戳戳地传达着自己对工作的不满。

通过头像来展现自己内心状态，陈欣并非个例。换上头像后，陈欣发现周围不少同事、客户、甚至供应商，都换上了表达内心精神状态的新头像。

在职场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立人设”的重要性。而更换一个新头像，显然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打工人借着头像来抒发心情，托物言志，深得小学语文老师真传，用实践演绎着“头像发疯大法”。

在学界，就有论文基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提出：个体在理解一个非自我中心化的世界中，交往行为离不开互相理解，而头像的存在就是为了传递个体的内在精神。

换上华妃头像的打工人，摆明了要把横着走的“不好惹”人设贯彻到底，头像上的每个像素点都在发问：“什么班还要本宫亲自上？”对面甲方领导点开对话框，看了看头像，不禁问起了自己：“这个版本真的非改不可吗？那要不还是算了吧。”于是默默撤回了一个需求，生怕下一秒就领了一丈红。

另一部分人则换上“倦怠型”头像，360度无死角地展现疲惫感。如果说上班上久了就会有一股班味儿的话，那么使用这类表情包的人，估计已经腌入味了。

这类头像的鲜明特点，要么在于两只大而空洞的双眼，要么在于一头看起来自从上班后就没梳过的炸毛发型，摆明已经被工作搓圆捏扁，不堪重负。感觉是再多派一点儿活，就到了会在办公室里崩溃啃电脑的程度。

顶着这张被生活蹂躏过的脸庞，赌的就是一个领导的不忍心。搭配抑郁人设使用，还可以收获双倍惊喜，甚至有一定几率掉落稀有道具卡——“领导的关心”：“那个，看你最近状态不好，要不给你放两天假，休息一下？”

比起上述这种平静的发疯，一些生怕领导看不懂自己头像潜台词的选手，干脆开始明目张胆地发疯，把内心os都写在脸上。

领导再可怕，架不住他们艺高人胆大，有人甚至换上了黑白色的“丧葬风”头像，默默吟唱一曲“你灰色头像不会再跳动”，主打一个起到活人勿近的效果。

使用这种头像倒也没什么限制，唯一的门槛是要有足够的勇气。毕竟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喜提老板亲自派送的“毕业大礼包”。

事实上，即便是更显温和的“倦怠型”头像，也还是让不少打工人望而却步，担心会给领导留下消极怠工的印象。而以华妃为代表的“不好惹”型头像，似乎又多了些距离感，难免影响个人人际关系。

面对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在生活和工作中反复横跳的打工人，忍不住发出灵魂感叹：“难道就没有那种让领导觉得食之无味，又弃之可惜的头像吗？”

还真有。

谁也没想到，这句互联网微不足道的发问，吸引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网友。他们纷纷贡献出了自己压箱底的珍藏，不遗余力地分享着自己的打工心得。至此，一类被命名为“让领导觉得难当大任”的头像横空出世。

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这类头像的特点，那大概就是——周身散发出一股“清澈而愚蠢”的气质，对使用者的智商水平起到一个充分暴露的作用。

这犀利的双眸，这抽象的画风，好家伙，这下谁还分得清你们和大学生啊。

很难想象当领导面对这批头像时的心情，毕竟光看头像，很难判断屏幕对面的人是不是真的能听懂人话。可能你动员了半天士气，对方开口就是一句“阿巴阿巴”。又或者想给对方布置点任务，结果收到一句：“啊？我吗？”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一种脑干缺失的美，很难不让领导怀疑这个决定的正确性。

领导：这个公司，该不会就要砸在我手里了吧？

平时如果说工作有难度，领导会觉得你在推脱。换上头像后，同样的说辞瞬间变得有理有据，让人觉得十分合理。毕竟看起来，确实不太聪明。

时间久了，领导甚至不再有点开对话框和你交流的欲望。于是，打工人试图“降低存在感，防止工作量增加”的终极目的也随之达成。

果然，这年头比起发疯，学会适度伪装自己才更管用。毕竟，谁会和一个“傻子”较真呢。

丑头像，打工人的安全面具

这场掀起巨大狂欢的“换头像”浪潮，很难不让人联想起前段时间同样火热的“momo头像”。通过换上相同的“momo”昵称和整齐划一的粉色小恐龙头像，年轻人像一滴水融入大海般，把自己隐藏于群体的人潮之中。

两起看似浮于娱乐属性的热点事件，背后实则体现了类似的心理原理——年轻人渴望将自我的主体性隐藏在群体之中，以此减轻某种压力，获得安全感。

随着近两年经济增速的放缓，降本增效、缩招成为各行各业的新常态。统计局官方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16-24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21.3%。这样一来，使近几年被职场人反复提及的“躺平”“裸辞”，更多地止步于口嗨，不敢真的行动。

作为一名双非学校的应届毕业生，孙黎黎在求职软件上连续投出了一千多份简历后，才终于上岸了一份双休工作。

于是，时间成了稀缺物，生活的支配权另归他人。国庆结束后，她像往常一样和朋友发牢骚：“工作好难，不想上班。”入职不到三个月，她觉得自己疲惫得像是打了好几年的工。但即便如此，离职这一选项，却从未在她脑海中真正出现过，此前四处求职时的焦虑感，她再也不想重温。

打工人既渴望躺平，逃离压抑逼仄的职场氛围，又不敢真的失去这份工作。“丑头像”则成了完美的护身符，主打一个“工作态度端正，但心有余而力不足”。面对头像上两只清澈而愚蠢的大眼睛，领导思索半晌，也只能吐出一句“没你的事，玩去吧”。打工人则美美隐身，完美诠释“我也想努力，可臣妾真的做不到啊”的真谛，安全感直接拉满。

头像作为一种展现自我的符号，本来承载着每个个体的独特个性，发挥着动机传递的作用。然而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学界开始意识到，头像并不是简单的个性反映和动机传递。在线身份的产生不是天生的行为，而是对个人所处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反应。

渴望换上丑头像来实现“职场隐身”的目的，归根结底是年轻人“想卷又卷不动，想躺又躺不平”境况的真实写照。毕竟上班久了，你总会碰见那么几个24小时满电的“卷王”同事，让人不得不被迫加速跑起来。

就像小时候不理解章鱼哥为什么整天垮着一张臭脸，长大了才猛然发现，原来章鱼哥竟是我自己！

在“拟剧理论”中，加拿大社会学家戈夫曼把社会和人生视作一个大舞台，个人的社会交往则划分成“前台”“后台”两个区域。前台展现出的是符合社会规范、表演者试图塑造的社会自我，这是一种戴着面具的自我，并不是个体内在的真实反映。个体通过这一张小小的面具，把真实的个人自我隔离在了众人的目光之外，这个区域则被戈夫曼称之为后台。

对照现实的生活，并非所有人都能成为海绵宝宝，幸运地找到一份热爱的工作。许多时候，我们都是那个站在画面角落里，为了生活被迫努力的章鱼哥。

此时，我们将真实的自己隐藏起来，转而通过“蠢头像”制造出了一个看似“无法被委以重任”的社会自我形象。这虽是个人自我的妥协和让步，却也守住了打工人脆弱的安全感，留得一片喘息的空间。

打工人们究竟在怕什么？

打工人渴望躲避和逃离职场的心情，并不难被理解。

并非是一昧地放纵和摆烂，恰恰是因为职场中有着太多过度的、不合理的工作任务。但凡是个打工人，都经历过这段最痛的领悟——当你以为早点做完工作，下班后就可以美美享受个人生活时，你的领导只会用实际行动告诉你：活儿，是永远干不完的。

李静记得，在成为公务员的前两年里，自己对工作始终抱着严谨的态度。即使是一份简单的材料报告，也会倾注比旁人更多的心思，一遍遍地改到满意为止。

然而认真并不带来回报，而是更多的工作量。感知到李静的“实用性”后，领导常在非工作时间塞活给她。其他同事享受周末时，李静的时间总是被工作挤占。但在面临晋升时，他们的机会却是同样的。两个月前，李静换上了一张线条鬼畜、色彩张扬的“蠢头像”，表达着自己长期以来的抗议。

最悲催的是，有个别的领导，还总是乐于给下属布置许多离谱的工作任务。

之前在网上，就有这么一个段子戳中了无数打工人的内心。讲的是《西游记》中的九头虫，在下属奔波儿灞死里逃生回来报信时，扭头就给对方下达了一个新指令：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奔波儿灞表示一脸懵逼：我？

我的好领导你是真敢安排啊，合着“死里逃生”这四个字，你是一点都听不到呗。

这种月薪三千的打工人，却被委以三千亿活儿的行为，成功让一群打工人绷不住了。纷纷晒起了自家的同款老板。比如，一家不知名的电商公司，试图让下属做个App，干掉阿里巴巴。

又或者给200块的稿费，就要员工请莫言来写公司的年终总结。

虽说不为自己设限、勇于突破是件好事，但咱就是说领导们的这个思维和想象力，是不是有些过分超前了？于是思来想去，觉得要不我还是帮你把唐僧抓来吧你看呢？

如果你以为这就是全部，那就太天真了。这种能直接清楚地表达自己诉求的领导，已经算是同类中的佼佼者。毕竟有些领导甚至连个准话儿都不给，主打一个布置工作全靠猜。当你向他汇报方案，希望对方给出一个决策时，对话的展开往往是这样的：

员工：请问会议安排在上午几点？

领导：上午

员工：保留原方案还是重做一版？

领导：可以

员工：A or B？

领导：or

别问，问就是领导有自己的想法，走的就是一个答非所问的路线。打工人：盲，都盲，盲点好啊。

比起具体的工作内容，让打工人们更加觉得心累的，正是诸如此类的职场无效社交。毕竟光是揣测领导的内心想法，就足够耗尽职场人80%的电量，也难怪大家总是想方设法地要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何况经济下行，年终将至，打工人压力倍增。繁荣时期的顺风直上，如今成为逆水行舟。过去的成功经验很难复刻，但老板的要求是一点都不放松。

2023年初，公司将陈欣所在部门的绩效目标拔高到了2亿。部门总共只有四位员工，而去年，他们的人均业绩是2000万。颁布新目标后，陈欣和同事们面面相觑。同时，公司内部还存在着末位淘汰制。5月初，陈欣部门中的一位同事惨遭“出局”，现在，他们必须靠3个人的力量来完成本该由4个人完成的业务目标。

然而，更离谱的事发生了——老板不但没有降低标准，反而额外又增加了5亿的业绩目标。

正如李佳琦在直播时背刺打工人“不涨工资是因为不努力”，在今天这个时代，职场上的真正共情也是稀有品。

当任务一层层下达，最后背锅的还是食物链底层的打工人。就像动画片《小妖怪的夏天》里的那只乌鸦精。今天“好的大王”，明天“报告大王”，整天劈柴、挑水、做陷阱，做得好是应该的，做得不好连一身毛都保不住。最后如果老板能吃上唐僧肉，自己连口汤都不一定喝得上。

面对这些离谱而艰巨的工作，打工人自然也是能躲就躲。换上蠢头像，与其说是对工作不负责任，不如说是打工人们迫于无奈的自保。毕竟很少有人记得，那个被九头虫派去围剿唐僧师徒的奔波儿灞，在还没见到唐僧之前，就被沙和尚一宝杖敲破了脑袋，最终成了一条死鱼。

昙花一现的反叛

这场由头像发起的“隐身大逃离”，并非适用于所有人。

作为一名入行七年的写作编辑，林臻无法说服自己接受利用头像“扮蠢”的做法。对她而言，能否在工作中向合作者展现出自身的专业度，是件极为重要的事。尽管来自工作的压力，时常压垮她的个人情绪。但林臻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很多，没必要用这种自绝后路的方式。“为了得到休息的空间，被人当作‘弱智’，这样的代价太大了。”

有学者认为，社交媒体头像虽然是用户按照自我意愿进行的自我形象构建，但同时也是一种在他人凝视下进行的形象管理。国人更倾向从外部角度出发观察并界定自我，在乎他人的意见和评判，这也容易让个体容貌的展示，会因为自我与他者的“凝视”而受到影响，转向为一种内向化的安全表达。

在此基础上，一些直接面向合作对象的岗位，往往更加在意对虚拟形象的管理。

例如以销售或乙方从业者为代表的具有社交、服务属性的职业，就很难做出这样“改头换面”的牺牲，毕竟把头像从西装革履，换到“人畜不分”的程度，跨越属实有点大。即便是在玩梗，也很容易把握不好分寸。

而在另一些场景中，打工人甚至无法拥有决定头像的自主权。作为4S汽车店的营销人员，董珊珊需要在重大营销节点时，动员全体员工换上宣传头像。在工作中，同事们的反映常呈现两极化。

新入行的年轻人，往往表现出明显的排斥和抗拒，而老员工则默认了这一约定俗成的“潜规则”。对于前者，她很难不为对方的职业道路感到担忧：“要么换，要么走人。大部分连头像都不愿意换的人，那么他对之后的很多工作都是会排斥的。”

在工作的“异化”前，人的自我迅速被占有，打造成具有传播性和商业性的工具手段。但董珊珊接受这一现象的过程并不困难：“我的生活基本就是我的工作，本来就没什么界限。”

回到“蠢头像”本身，一个不得不被提及的问题是：这一行为真的能达到改变职场人设、减少工作量的目的吗？

在换上新头像的一个多月里，李静没有感知到来自工作的任何变化。她不确定领导是否注意到了自己的头像变化，一切一如既往。李静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领导并不关心你，他只关心你是否完成了工作。另一名换上“派大星蠢头像”的男生，也有着类似的看法。他甚至怀疑，身为60后的领导，并不能真正理解他用这个头像的涵义。

一位在国企中担任中层管理者的90后男生则表示：“头像确实会影响周围人对你的看法，但不影响领导给你派活儿。如果需要他做事的话，不管他换成啥我也要给他安排工作。”

“蠢头像”很难在客观世界里真正起到作用。几乎每个打工人内心都深谙这一点，但微小的改变仍然在发生。

在过去，李静很少和单位中的同事产生交流。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仅限于工作上的汇报，没有人在意坐在屏幕另一边的是个怎样的人。换上“蠢头像”后，她觉得和同事间的关系拉近了不少。理解的摆锤，似乎在那道阻隔在双方间的屏障上，制造出了一丝裂痕。不多，但醒目。

也许是心态上的转变，让她不再事事以工作为中心。李静开始更关注每个“人”本身。现在，她的头像传递出的情绪，反而被同事共情，现在，偶尔她也和同事唠唠家常。

假期回来后，她换掉了那张“蠢头像”，改成了一张染着粉色头发、胳膊上带着文身，靠在窗台上向外眺望的女孩头像。这是她对另一种生活的向往。

她从小到大一直在做乖乖女，如今这份工作，也要求她是一个听话的下属，她不能做规矩之外的事，包括自己的发型也很难由自己决定。“但我特别想染一次粉红色的头发，我从来没有染过。”她说，“这个头像在代替着我过另一种生活。”

但回到实际生活中，李静无法逃离。尽管此前发生的职场骚扰事件，以及其他人的不作为，给她在精神上带来了伤害，但她还没有想过，如果辞掉这份安稳的这份工作，自己究竟要走向何方。

现在想想，她觉得换头像这个举动，只是集结了众多打工人心声的一次无声的抗议，一次微小的反叛。曾经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00后整顿职场”的故事，在大环境不景气时，只能缩水成“换个头像表示不满”。

打工人一怒之下，也只能怒了一下。

或许在这场昙花一现的宣泄和狂欢结束后，现状并不会真正发生改变。但它至少地为我们短暂地提供了一次掌控生活的机会——即便那只是错觉。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