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万万没想到”的一年：特朗普力压希拉里当选美国总统、英国人自己都懵圈的脱欧公投结果、极右翼“国民阵线”在法国强势崛起……

一系列猝不及防的变化让曾经波澜不惊的西方世界与连年战火的中东一起成为了世界关注的焦点。随之凸显的反全球化、民粹主义浪潮给传统的世界政治格局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冲击。

2017年还将上演哪些逆袭？反全球化是否会成为一种长期趋势？世界政治格局未来将走向何方？

界面新闻就此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仲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达巍、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刘康进行了专访，分别从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角度进行了解读。

2016年世界政治格局变化中哪件事最让您吃惊？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描述2016年，您觉得会是什么？

冯仲平：我觉得今年最让人吃惊的变化是西方内部的变化，特别是欧美。一个是英国脱欧，以及英国脱欧产生的影响，然后是美国大选的结果。这两件事都是会被写进历史的发生在西方的变化。

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今年的话，还是“变”。今年在西方国家发生的变化不仅是美国或者欧洲的“变”，也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

达巍：特朗普当选。虽然不是完全没想到，但还是对这个结果感到意外，再加上特朗普当选对美国国内和其他国家的影响都非常大。

要用一两个词来形容2016年的话是“造反”和反全球化。今年是发达国家对全球化后撤的一年，全球化的负面效应早就出现了，并不是今年才出现。但这个负面效应累积到今年出现了一个爆发。

表现形式就是发达国家民众的“造反”。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是类似1848年欧洲革命，当然两者是不可比的，但相同点都是特定阶层的民众通过和平的手段“造反”、革命来改变潮流。今年的两个大事——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都是这样的情况。

刘康： 最惊讶肯定要数特朗普当选。虽然当时预想到他可能当选，美国的政治钟摆摆了8年需要轮回，我预想的是共和党人当选。但像特朗普这样有别于传统共和党人的候选人当选，还是非常吃惊。

我觉得最能形容今年的词是“焦虑”。这种焦虑是对全球情况的焦虑，不是针对某一个国家，大家对美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全球的发展方向都感到很焦虑。

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以及极右翼在欧洲崛起背后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

冯仲平：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2009年的欧洲债务危机加剧了西方世界的贫富分化。

我们过去说全球化的输家都是说的某一个国家，而美国大选、英国脱欧和欧洲的极右翼崛起也说明在发达国家内部、全球化的中心地带也有输家。现在出现的保护主义——反对难民和移民、征收高关税，这些都是反全球化的结果。这种倾向会持续多长时间要取决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前景。

我个人感觉欧洲的经济在一段时间内不会出现根本性的好转，如果真是这样，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将会有很大的民意基础。

达巍：全球化有负面效果是一个客观事实。全球化过去在发展中国家中造成了很多问题，但发达国家基本全体是受益者。

但其实在最近10年来，全球化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里都造成了获益者和受损者，这算是一个新现象。过去世界经济总是按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国家为边界来区分。有些国家受损，有些国家获益。

但现在全球化带来的影响是从国家内部来分，按照阶层来划分，发达国家里也有受损的阶层。这些受损阶层心中必然会有不满，他们的不满就表现成了民粹主义的情绪，最终大家一起来“造反”。

刘康：精英阶层一直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他们基本没有感受到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而草根阶层的焦虑在今年通过西方各国的政治机制表达出来。在我看来，今年的这些情况反映了精英和草根阶层的脱节。

欧洲右翼势力的崛起就是利用了经济上的贫富分化引发的不满情绪。1990年代冷战结束之后，欧美阵营产生了一种优越感，感觉自己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赢家，认为意识形态和体制之争基本终结。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以美国为例，冷战结束后当共和党占优势时，美国盛行在政治上是新保守主义，经济上是新自由主义。这说到底是一种精英的胜利。

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为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独大的政策提出了质疑；在意识形态上，新保守主义并没有走出几个智库的范围，比如小布什身边的多名幕僚，它并没有赢得普遍支持。

对于草根阶层来说，公平分配、社会公正才是他们最关心的话题。但这些诉求都没有得到重视，市场决定一切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样的后果就是不同阶层、不同党派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越来越严重。

这股反全球化思潮是金融危机、难民危机和恐怖主义引发的短期反应，还是会成为一个长期趋势？

达巍：这种“造反”不止是金融危机或者难民危机造成的，而是全球化造成的。而难民危机等本身也是全球化的副产品，当前的这种全球化模式是从冷战以来就一直延续的模式，因此产生的负面影响也会持续。

如果说今年是大地震的话，明年估计还会有余震。英国和美国已经变天了，明年要看的是德国和法国的选举，因此余震可能还会持续，今年和明年都是能量释放的时期。

但我觉得这个震荡时期不会太长，大概3-5年就会回到常规的状态。

刘康：全球化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到1980年代之后开始加速、90年代加速更快。一方面是中国因素，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成为了全球化重要的发动机之一；另一方面还有冷战的结束，冷战结束后欧洲一体化开始加速。

这一系列加速让大家忽略了全球化进程中的很多不确定因素。从体制上讲，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就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并没有因为欧盟、全球市场的存在而削弱。在讨论全球化最激烈的90年代，有看法认为民族国家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情况。

从目前全球的情况来看，回到国家主权成为了新的趋势，民粹主义和草根运动所依赖的就是国家主权，草根运动是依附于各国情况而发展。因此事实上反全球化也是民族国家体制与全球化之间的一种斗争。

民族国家体制距今已经有近400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的签订确立了民族国家体制。而全球化是出现的新体制，大部分国家都感受到了全球化的好处，并不会轻易放弃这个新体制。因此民族国家体制和全球化体制之间的博弈不会一下停止，会一直长期存在。

（编者注：威斯特伐利亚合约是17世纪签订的一系列合约，标志着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这一系列合约确定了国际关系中应遵守的国家主权、国家领土与国家独立等原则。）

您觉得与今年相比，2017年会出现哪些主要的变化？

冯仲平：我最担忧的是保护主义。从中国来看，外部的经济合作、对外贸易都会面临很大挑战。一方面是目前特朗普的政策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他在大选期间称要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45%的关税，要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这些事情他是不是真的要兑现，目前还不得而知。

同时欧洲的保护主义也会对中国产生影响，因为欧盟和美国是中国对外出口的两大重要市场。如果这两个地区都在贸易上采取保护主义政策，中国会受到直接影响。

除此之外就是特朗普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不光在贸易上，还有外交方面，让人非常担忧。

达巍：最主要的还是特朗普的内外政策可能引发激烈的冲突。中美关系会让人比较担忧，而且不仅仅是中美问题，特朗普的国内政策可能就会引发反弹，包括移民问题、财政政策。

他的外交政策里，除了中美关系之外，可能还会加大打击恐怖主义的力度。这可能还会引发新的问题，比如恐怖袭击转移到其他地区和国家。

最大的问题就是特朗普1月上任以后，其政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冲击，他很有可能会推行一系列比较激进的政策。

刘康：最担忧的还是特朗普。他是一个巨大的不确定因素，特朗普在竞选里用了民主党激进左翼的口号，比如抵制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但他又以极右翼领袖的面貌出现。因此他今后会带领美国走怎样的方向非常不确定。

特朗普强调的美国优先、恢复贸易保护、振兴制造业这些政策方向如果放在民主党候选人上，可能也会这么操作，比如民主党左翼的伯尼·桑德斯。但是特朗普的一些极端口号和不按常理出牌的方式会让大家担忧。当然国会和幕僚都会对特朗普的政策起到制约作用。

以欧洲为例，西方媒体把默克尔称为是自由西方的最后一个卫士，2017年她能抵抗欧洲民粹主义的崛起吗？

冯仲平：对于明年德国和法国的选举，我个人感觉不能太乐观，不能排除会出现黑天鹅事件。两种结果都有可能。

在法国，并不是说玛丽娜·勒庞代表的国民阵线就一定能上台，可能性是有的；但中右政党的菲永当选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法国总统选举和美国不同，有两轮选举。4月份第一次，5月份第二次。如果像美国一样只有一轮选举的话，勒庞上台的可能性很大。

第一轮选举之后，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没有任何一个政党的候选人能拿下50%的投票，那么就会进入第二轮选举。我推测，如果进入第二轮选举，大家可能会联合起来把代表极右翼的勒庞拉下马。但也不排除勒庞最终当选的可能。

在德国，普遍认为是如果不出现特别重大的事件，默克尔获得连任的可能性非常大。默克尔和希拉里的情况不同，美国大选期间民众对希拉里的好感度并不高，而默克尔的支持率一直较高。但如果出现比柏林卡车袭击案还要大的事件的话，民意也可能会发生逆转。

如果明年勒庞真的当选法国总统的话，对欧洲和欧洲一体化的影响要比英国脱欧严重一百倍。英国与欧盟的关系本来就若即若离，而法国是欧盟的设计者、领导者。

勒庞此前表示如果她当选，第一件事是要对退出欧元区进行公投。如果公投结果是法国退出欧元区，那就会迈出欧洲一体化解体的重要一步，这对于欧盟来说将是致命的打击。

法国和德国一直被称为欧盟的双发动机，如果法德不合作，欧盟这辆车就无法行驶。就算默克尔成功获得连任，要靠德国一个国家来撑起欧盟会非常困难。

所以法国的这场选举应该是2017年最重要的一场选举。

随着2008金融危机以来的全球经济再平衡，国际政治格局是否会出现新的变化？

冯仲平：过去几大力量——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集团力量和传统的欧美发达国家集团都遇到了一些问题。

新兴经济体在经济增长、社会稳定等各方面都遇到了诸多问题，比如巴西、南非都面临很大压力。俄罗斯也受到西方制裁。

现在大家普遍认为特朗普会改善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但是欧盟此前才宣布把对俄罗斯实施的经济制裁延长半年，到2017年7月31日。可见欧俄关系依然处于一种对立状态，不管特朗普会怎么变，欧盟依然要制裁俄罗斯。

这些信号明显暴露了欧洲和美国之间的不协调。现在西方内部的分化很突出，特朗普并不能代表西方、欧洲人并没有把他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而此前奥巴马实施的重返亚太战略，让美国的重心离开了欧洲。

因此在明年，西方国家内部，比如美国国内、欧洲国家内部以及欧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会开始松散化。从政治力量来讲，这种松散化、趋向疏离也是明年可能引人注目的情况。

达巍：从美俄关系来看，现在虽然特朗普向俄罗斯示好，但我觉得美国联合俄罗斯一起对抗中国的可能性不大。

美俄关系会好转，但很难说这个好转是针对中国的，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不会做别国的棋子。而且中俄关系有其内在的逻辑，美俄关系也有其深刻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美俄关系的缓和是有限的。

从中美关系来看，现在看来两国的经贸关系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来源；在台湾问题上，现在也无法看出特朗普的真实意图，再加上其他的问题，明年中美关系的摩擦会比较多、戏会比较多。

在中东问题上，美国会加强和俄罗斯的合作，但不会完全让俄罗斯成为中东的调停者。在叙利亚问题上，俄罗斯有更多发言权，美俄需要更多合作。但是伊拉克、伊朗的问题都很重要，因此美国在中东问题上还会持续投入。

但如果说国际政治格局会出现变化，这个断言有点重。

因为决定格局主要是两个因素：一个是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还有一个是大国之间的关系。从明年来看，力量对比不会出现什么大的变化，但是各国关系会有变化。中美关系会有些问题、美俄关系会更近、美欧关系可能也会出现些问题。但这种关系的变化未必是一种永久性的改变。

刘康：以欧洲一体化为例，如果说目前出现的变化会造成一体化的完全终结，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在推动体制建立方面，精英和草根的推动力量是不平衡的，绝大多数情况是精英在推动。精英推动政治改革永远是一个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