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赵景深文存》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文存”选辑他二十余种戏曲、小说研究专著中的代表性文章汇集而成，反映了赵景深在各个议题的研究成果。而关于戏曲、小说大家赵景深，最为人们知晓的可能还是鲁迅提起的“牛奶路”风波。

1931年，赵景深写作《论翻译》发表于《读书月刊》，写道，“我以为译书应为读者打算，换一句话说，首先我们应该注重于读者方面。译得错不错是第二个问题，最要紧的是译得顺不顺。倘若译得一点也不错，而文字格里格达，......其害处当与误译相差无几......所以严复的信、达、雅，其次序应该是达、信、雅。 ”赵景深的言论与鲁迅的“硬译”观点不同，激起了几位左翼作家的驳斥。1932年，鲁迅也加入批判阵营，在《北斗》杂志发表了文章《几条顺的 ‘翻译’》和《风马牛》，批评赵景深1922年对契诃夫短篇小说《樊凯》（《万卡》）的翻译还有“顺”的翻译原则，“……Milkyway误译为‘牛奶路’（应译为‘银河’或‘神奶路’），Entaur误译为‘半人半牛怪’（应译为‘半人半马怪’）。”并作诗嘲讽——“可怜织女星，化为马郎妇。乌鹊疑不来，迢迢牛奶路。”对于这样的批评，赵景深承认自己的“疏忽”，说这两处错误是“由于我没有多查字典、工作不严肃的结果，是应该批评的”。

除了与鲁迅之间的这段“小插曲”，赵景深其实还有着多重身份：青年时代，他是新文学运动的参与者，安徒生的翻译者、儿童文学的出版人；中年以后，他是古代戏曲、古代小说和曲艺、俗文学的研究者；更为重要的是，他是现代文学史的见证者，他以周作人、徐志摩为师，与郑振铎交往密切，与田汉共事，为施蛰存出过书稿……让我们以《赵景深文存》为线索，一起追随他的生命与文学历程。

1919年夏天，18岁的赵景深从芜湖北上来到天津，投奔省长公署当秘书的叔叔，并进入南开中学就读一年级，在洪北平（即白苹，《白话文范》的编者之一）的国文课上他第一次认识了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托尔斯泰、莫泊桑等外国文学大家。在五四运动风潮的影响下，他也曾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曾追随周恩来包围直隶省政府公署，并向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请愿，还在接头宣传抵制日货”，“常带一个小队，到街头去演讲，站在凳子上，谈抵制日本军阀的侵略”。

同时，他发掘出自己对于儿童文学的热爱。从《新青年》上周作人的文章中，他始得知安徒生其人，1921年，他买来英文版的《安徒生童话记录》，借用字典翻译安徒生童话，在《少年杂志》上接连刊登了 《皇帝的新衣》《火绒匣》 和《白鹄》。 不到一年间，因为叔父家境变差，他不得不转学进入不收学费的棉业专科学校，但是仍在坚持文学创作，并继续翻译安徒生，投给上海的《妇女杂志》和天津的《新民意报》。此外，他还和吕一鸣、孔襄我给《益世报》编写副刊“新知识”，主要负责文学作品，兼及自然科学小品文。他翻译的儿童文学引起了郑振铎的重视，时任《儿童世界》主编的郑振铎写信向他约稿，并邀请他参加“儿童文学研究会”，二人从此相识，结为挚友。

1922年，从棉科专门学校的赵景深没有服从分配进工厂工作，他看到马千里办的《新民意报》的《文学副刊·朝霞》上内容“五花八门，简直什么都有”，就毛遂自荐当主编，报社同意了，给他安排好住宿和办公的地方，于是他主编了半年副刊，同时还成立了文学团体“绿波社”，成员有焦菊隐和赓虞，和北京师大附中的曦社是兄弟团体，彼此通信，交换稿件。

那时，他常穿过狭窄的巷子去找焦菊隐，“一起幽幽地谈着新文学的希望”。当时的他们迫切需要找到一个指路人，“当时我们都是孩子，在文学的路上乱闯，总想找到一个指路的人”。他们以周作人为“私淑的导师，稚气地以得到他的复信为荣”，他还曾报名入学徐志摩在南开大学开设的“近代英文文学”暑期课程，课余常去徐师的宿舍访问，“每在绿荫之下，蒙着太阳的光，听徐师讲谈文学”。

在《新民意报》编文学副刊不到一年，赵景深便失业了。在郑振铎的介绍之下，他前往长沙岳云中学教书，又去第一师范学校教授国文，在那里跟田汉做了同事，能碰到这样一位同事，他觉得“高兴得不得了”，甚至过度紧张了，在“一个可爱的晴和的天，阳光招满了小小的一间的狭长的教员休息室，我的心忐忑着，口嘴嗫嚅着，带着口吃向他介绍了我自己”，他邀请田汉加入他们的文艺刊物《潇湘绿波》，后来他便常去田汉的寝室去看书，一起去小酒馆喝酒，去唯一的坤伶剧场看戏。后来，因为在田汉举行的一场欢迎会上几个人激昂慷慨地唱了《马前泼水》和《武家坡》，此时恰逢五卅惨案电报发来，赵景深和田汉被认作“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同学们于是嚷了起来，要求把他们赶出学校。

于是，赵景深就这样“被动地”离职并回到了上海，刚回来时还遇到“敲诈”，几十块钱都交掉了，身上只剩下几块钱。借住在一所小旅馆里，写信给商务印书馆的徐调孚，徐过来把赵景深接到隔壁的亭子间里。这样一间小房，床旁变就是靠着窗子的写字台，他把“好几张文学国土里一代大师的照片钉在壁上”，每逢工作得倦了，便回过头来，望一望墙上张贴的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好像能从此得到一点安慰，一想到“安徒生不也是住过人家的屋顶阁楼写的《月的话》么？”他就兴奋起来，将自己的境遇和安徒生联系起来，写了一篇谈安徒生童话的思想和艺术的文章，投给《文学周报》，并且翻译出《皇帝的新衣》和《柳下》等作品。正如他的朋友徐调孚所说：“在中国 , 我提起了安徒生 , 大概谁也会联想到景深的罢！ 赵先生是介绍安徒生最努力者中的一个, 也是出版安徒生童话集中译本的最先的一个。”

还是在郑振铎、顾均正和徐调孚等帮助下，赵景深进了立达学园教授初三的语文和艺术专修科的艺术文选，“也就是把古今谈到艺术的诗文油印出来讲给学生听”。此外，他还前往上海大学教授《童话概要》，去景贤女子中学教小说法程。日子逐渐匆忙而有起色，这几年间赵景深“奔走江湾、上海之间，教三个学校，一共大概拿到三十元左右……生活勉强可以对付”。

1927年上半年，经郑振铎再次介绍，赵景深进入开明书店担任第一任的编辑并编辑《文学周报》。次年，李小峰主持上海北新书局，写信给赵景深邀请他加入：“我们虽未见过，也未通过信，但你的朋友如赓虞、菊隐、先艾却都是同我很书写的，我们可以算作间接的朋友呢……你有来沪之意，那是很好的。到沪之后，你如愿意，想请你到书局帮忙……”“北新”书局是“北大新潮社”的简称，与北大新潮社有承继关系，以出版先进作家书籍为主，与鲁迅关系尤为密切。

隔了一年，赵景深从开明书店离开，进入北新书局，当时的编辑只有一位，他也就等同于是“编辑主任”。在《赵景深的学术之路》中，赵景深之子这样描述父亲与李小峰的第一次相遇：“赵景深初进北新书局，与李小峰第一次见面，别提有多开心！他们一样是圆圆的脸，都戴着一副很深的近视眼镜; 一样是矮胖的身体，都剃着平头，衣着又是一样地朴素。真是一见如故，一谈就是半天。谈话中不时哈哈大笑。” 赵景深为北新书局主编《现代文学》，出马雅科夫斯基专号，“刊载了谢六逸所译的片冈铁兵关于小说作法的连载，出了半年就被国民党禁止了”。

在赵景深与李小峰的共同主持下，1931年北新书局出版了十四册的《格林童话全集》，有一册为李小峰所译，其余都是赵景深翻译，1934年赵景深又编了一套儿童图画故事，共出了55册，每册都是很薄的一本，几分钱一本，为了多申请纸张，没有以北新书局的名义出版，而用小朋友书局的名义出版。后来在第一任妻子马芝宝去世后，赵景深和李小峰之妹李希同结婚，在福州路西藏路的大中华饭店大厅举行，证婚人为郑振铎，鲁迅也参加了婚礼。老舍还清唱了一曲《黄鹤楼》，“一赶三，使人能从他的声音中辨别出谁是周瑜、孔明和张飞”。

也是从1930年起，赵景深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在元杂剧和宋元南戏的辑佚方面作了开创性工作，对昆剧等剧种的历史和声腔源流及上演剧目、表演艺术均有研究。著有《曲论初探》、《中国戏曲实考》、《中国小说丛考》等十多部专著。在《赵景深自传》中，他这样讲述他的研究方法，“尽力地收集参考资料。只要是同我的研究有关的，哪怕是片纸只字，我也珍藏起来。我把我收集的资料按照篇幅大小分开16开、25开、32开，都用牛皮纸包起来……大约留存了七八十包。还勤于记笔记，凡遇戏曲小说的学术性回忆，我都详细记录别人的发言……”直到1980年，他还带病在家教两个研究生学习《中国戏曲史》。

书摘

《中国小说史家的鲁迅先生》

战士鲁迅死了。关于纪念这样一个努力与封建思想奋斗的作者，是应该侧重于他的思想方面的，但我做这工作，能力还不够，所以只好略谈他在中国小说史方面的成就。蔡元培挽联云：“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而我只能诚实地就我所比较知道一点的来说，实是惭愧。但我以为，单独地以我这篇短文来纪念鲁迅是不对的，把我这篇短文放在几篇论鲁迅的创作、思想等文字的后面是应该的。因为鲁迅对于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实有很大的功绩，正不容我们忽视。我们应该各就所知，从各方面来看鲁迅。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现有的三数同类书中最好的一部，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比他写得更好的。今年（1936年）已有日本增田涉的译本。此书初版于1924年，曾经增订两次： 一次是1930年，添上元刊本“全相评话”、《水浒传》诸本（商务刊有一百二十回本，李玄伯刊有百回本）以及“三言”（《世界文库》已刊《警世通言》与《醒世恒言》）的叙述；一次是1935年，把《品花宝鉴》的作者陈森书改为陈森，又把《花月痕》的作者魏子安改为魏秀仁。因为他发现了作者的手稿《梅花梦传奇》自署毗陵“陈森”，故疑“书”字误衍。对于《花月痕》的发现尤大，原来他买到一部谢章铤的《赌棋山庄文集》，其中有一篇《魏子安墓志铭》（似曾载入新版《小说旧闻钞》。最近孔另境在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小说史料》并收之），说起子安是号，秀仁方是名。铭后附有魏秀仁的著作目录，凡三十三种，八十卷。我希望将来魏秀仁的著作能够逐渐被我们发现。

辅翼《中国小说史略》而行的是《小说旧闻钞》。这部书比蒋瑞藻的《小说考证》要好得多。第一，蒋氏的书虽名为《小说考证》，实际上是连戏曲的考证也放在一起，并且随得随刊，检查不便。例如，《三国演义》既见于《正编》，又见于《拾遗》，复见于《枝谈》。而《小说旧闻钞》却是只录小说考证，不取戏曲考证，并且合为一本，不是前后散见的。第二，蒋氏抄缀，常任意更改字句；有时原书易得，也去抄录第二道手的引文。鲁迅则均取原书校正字句，且多新的考证录出。 如果原书易得，就不殚烦地再去翻检原书。例如关于《水浒》，俞樾的《茶香室续钞》曾经两次引到周亮工的《因树屋书影》；蒋氏引前者，鲁迅便改引后者。又如关于《英烈传》，蒋氏引《茶香室续钞》，鲁迅便把它的娘家《七修类稿》找了出来。又如，关于《西游补》，蒋氏只用《缺名笔记》，鲁迅则把这笔记所引用的原书朱彝尊的《明诗综》和钮琇的《觚剩续编》用了上去。又如，关于《女仙外史》，蒋氏引《通俗编》删去开首几行，鲁迅却将全文补足：凡此诸点，都是鲁迅胜过蒋氏的地方。

关于小说的辑录，鲁迅有《唐宋传奇集》和《古小说钩沉》。 前者分辨伪作，考证源流，用力极勤。一向我们看惯了《唐人说荟》，以为《邢凤》和《沈亚之》乃《梦游录》的篇名，而作者是什么任蕃，不知《邢凤》即《异梦录》，《沈亚之》即《秦梦记》，均为沈亚之所作，见存《沈下贤集》，连可靠的《太平广记》关于此两篇都只选用第二道手《异闻集》，或《异闻录》，他更无论矣。我们又以为《虬髯客传》乃张说作，《枕中记》乃李泌作；不知前者的作者实为杜光庭，后者的作者实为沈既济。 我们复以为《杨太真外传》《梅妃传》（托名曹邺）《开河记》《迷楼记》以及《海山记》（最后三种均题韩偓）都是唐人作的，不知实乃宋人所作。经鲁迅考订以后，方才拨云雾而见真相。

《古小说钩沉》是常在我怀念中的一部书。记得鲁迅以前曾写信给小峰说是不愿给北新印，出这部书是“赔本无疑”，想交给厦门大学印，后因辞职赴广州中山大学，这事便搁了起来。去年郑振铎编印《世界文库》，第一集目录中有此书，但第二集中仍无此书。我希望许广平女士能将此稿整理出来设法付印，此书的读者虽不多，我相信对于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上，必有很大的贡献。虽然我们已经有了邓嗣禹的《太平广记篇目及引书引得》，那是仍旧不足餍我们之望的；因为邓嗣禹的“引得”只以《太平广记》为本位而“钩沉”，其他《说郛》等书均未涉及，而鲁迅却是以小说为本位而作横的辑集的。

《中国小说史略》出版的那年，我在长沙岳云中学教国文，我所买的初版本是黄色封面，分上下两册，作两次出版的。 当时校中的同行同事张先生，是北大毕业的，曾听过鲁迅的这个课程，他说：“鲁迅先生教《中国小说史》，听讲的人很多，跑来揩油的也不少。大约他只讲二三十分钟便下课，但他说得非常扼要，并且很有风趣，听他课的人每课都要大笑两三次。”当时《语丝》还不曾出版，而鲁迅的幽默和讽刺之名，已经传遍遐迩了。

最近我时常翻阅鲁迅的这三部书——《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以及《唐宋传奇集》，并且也时常念念不忘于《古小说钩沉》。我想按照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上所精选的几十部小说来详细阅览探讨，至今只写成一部《小说闲话》，本想请鲁迅题签，不料他却去世了。我曾经写信给专研平话小说的长泽规矩也说：“鲁迅逝世，不胜哀悼，从此中国小说史研究者又弱一个。”我希望他在纪念平妖堂主人马廉以后，再在《书志学》上纪念中国小说研究者的第二次的损失。（写于1936年）

《目连戏》

《目连戏》既是神怪戏，随带着就发生了很多的习俗和信仰，如：一、 禁忌。“据云每次《目连》上演，观众中定须死一个或是生一个，以至身弱或怀孕者都裹足不敢前去。即身子颇好而面孔略现晦气色者亦将被家中人阻止。以为正气不够，不足使妖魔却步。怀孕即只二三月者，亦往往不敢去赶热闹，原因是怕会遭小产。”“看的是鬼戏，必须到天亮才归家，否则说不定会把鬼带回家里。”（适夷）二、熨脸。“跳吊的戏子跳得满头大汗，台上有人常常用粗纸请他烫脸。这种烫过脸、留下脸谱痕迹的粗纸，人们拿去可以治疟。”（适夷）三、寻宅。“寻宅就是演员中饰文太师的一个人，赴酬神人家的供桌前念咒驱鬼出宅。这一天，酬神的人家必须素食，不得赌博同房及为不端之事，否则将有灾祸来临。文太师作法时，若口讷不能流利说话，则此家本年必将有祸事发生，此时阖家大小必须环跪于其左右，以求减轻祸害。文太师脸上的金粉，下装后可卖到三四元钱。”四、瘫五猖。“唱《目连戏》时，台下供五处五猖神的神座，在演的当时，设若有一处倒了下来，则必有人昏迷瘫痪，不能言语，这时就须请老师父来施法，方可痊愈。痊愈后须给老师傅一二十元的酬金，作为谢仪。” 据说这种《目连戏》是刘伯温编的，恐不可靠。 除上述绍兴、遂安、南陵、泾县、溧阳等地外，安徽的宣城、太平，江苏的宜兴，也都有《目连戏》。

《金瓶梅》

《金瓶梅》的作者过去曾被认为是王世贞。据说严嵩父子和唐顺之害死了王世贞的父亲王忬，王世贞是写这书来报仇的。根据各种笔记，有如下的传说：王忬有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画卷，严嵩向他讨，他不肯给，用摹本献了上去。曾被王忬救过的汤裱褙由王忬荐在严嵩手下，恩将仇报，指出这画的缺点：麻雀脚小，竟踏在两片瓦上；四个人掷骰子，盆子里五粒骰子都是六，一粒还在转，一个人张着嘴喊六，但张择端是汴梁人，应该是嘬口的： 因此这画是膺品。严嵩很生气。有一天严嵩与唐顺之内阁饮酒，就露出不满王忬的意思，唐顺之会意，就参奏王忬军政废弛，虚糜国帑，又有严世蕃从中主持，就把王忬杀了。后来，严世蕃（或云唐顺之）在朝房遇见王世贞，问他近来有何著作，他恰巧看见金瓶里面插着梅花，就说是写了一部《金瓶梅》。回来以后，就想了好几天，把主人公定名为西门庆，来影射严东楼（西门对东楼），说他家庭的淫乱。知道他有染沫翻书的习惯，就喊了一些刻工来，一面写，一面刻，用毒水染墨来印刷，叫一个卖书的人在车前叫卖：“天下第一奇书！”等到严世蕃（或唐顺之）看完这书，就毒发身死了。（此前王世贞为报父仇，曾派刺客刺杀唐顺之，反被唐顺之笔管中的毒弩害死。）唐顺之死后，王世贞派人去吊孝，趁机会截去了死尸的手臂；严世蕃正法后，王世贞买到他的一段肢体，煮来吃了。上面的故事漏洞很多，不可信。

《金瓶梅》并不是王世贞作的，理由有四： 第一，王世贞的集子里有《清明上河图别本跋》，其中有句云：“并劳权相出死购，再损千金之值而后得。”这话语气很安闲，不像是自己的父亲因此被杀的样子。第二，为了《清明上河图》而获罪的实为顾懋宏，“被祸下狱，事白而家壁立”。第三，严世蕃是正法死的，不能同时又因翻阅《金瓶梅》受毒而死。唐顺之比王忬早死半年，王世贞也不能在唐顺之死后去行刺。第四，王世贞是太仓人，但《金瓶梅》却有很多纯熟的北方话。因此我们认为王世贞作《金瓶梅》是不可信的。《金瓶梅词话》署名兰陵笑笑生。兰陵就是山东峄县。书中山东话不少。我们就断定笑笑生是《金瓶梅》的作者。

王世贞是嘉靖时代的人 这书显然不是嘉靖时代产生的，应该产生于万历年间，也就是16世纪末的作品。因为，嘉靖年间信道，万历年间信佛；书中作佛事最多。 其次，叙唱小曲，以万历年间流行的《山坡羊》为多，却没有万历末年流行的《打枣竿》和《挂枝儿》。 由于这两个原因，我们断定《金瓶梅》是万历年间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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