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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美国音乐人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正处于她的权力巅峰。在发布过10张原创专辑、4张重录专辑后，她还在进行一场马拉松式的世界巡回演唱会，演唱会的名字就叫做“时代巡回”（The Eras Tour）。泰勒的音乐声势浩大、无处不在，经济学家们也纷纷议论她的巡演日期对国内GDP的影响。并且，在疫情下的2020年，凭借两张事前毫无宣发的民谣专辑《Folklore》和《Evermore》，泰勒已经不再是（不仅是）那个游走于名利场的“超级流行巨星”，转而蜕变成为严肃艺术家以及粉丝口中的“美国李清照”。在今天，众口难调的流行音乐界已经承认，泰勒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
另一种说法是，泰勒就是某种“元宇宙”，其唯一的缺陷就是没有虚拟现实技术加持——作为一名多产的创作型歌手，以及地球上最著名的艺人之一，她几乎全面公开的私人生活不久后就会掩上一层面纱准时出现在歌曲中。她把创作与现实相互联结，把专辑中的信息变成留待粉丝解读的彩蛋，将它们嵌入专辑内页、MV和社交媒体中，这就形成了一个在网络上不断传播的生态系统，而这一系统已经存在了15年之久，看样子还将继续下去。
甚至大学也在考虑开设课程以研究泰勒的长期价值。自从2022年纽约大学宣布开设课程，以泰勒为切入点教授流行和乡村歌曲作家的遗产、流行音乐与种族政治后，其他学校也纷纷效仿。比如根特大学打算借由泰勒审视中世纪到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文学，以及文学中的女性主义。当然，对于普通歌迷来说，一切并没那么复杂——泰勒的歌曲库庞大而悦耳，足以满足如今惯于在流媒体听音乐而不再自主挖掘的大多数听众。
研究泰勒或许需要一整个学期，但这只是一篇几千字的文章。即使力所不逮，笔者也希望勾勒出泰勒对于我们身处时代的重要之处。本文认为，泰勒拥有多种多样、经常互相矛盾的角色，这一角色还在持续进化着，她由此成为我们所处世界的某种映射，也留下无尽的解读空间。
镜面球与美国梦：谁是泰勒·斯威夫特？
我们期望一切，期望所有。我们期望的事物互相冲突，不可能实现。我们期望内部宽敞的紧凑型轿车、经济实惠的豪华轿车。我们希望能富有又慷慨，强大又慈悲，活泼又深沉，和蔼又好斗。我们希望……能敬畏上帝又成为上帝。——《幻象》丹尼尔·布尔斯廷
希望你能知晓，我如同镜面球。今晚我要让你看到自己的每一面，让你在舞池中闪闪发光、迷人漂亮。当我破裂时，那将是无数的碎片。——《Mirrorball》泰勒·斯威夫特
2009年的泰勒·斯威夫特，高中平均成绩4.0，刚刚发布了第二张专辑《Fearless》并大受好评，她还从未喝过一滴酒，最喜欢的事情是烘焙巧克力饼干。从那时起，泰勒就是流行音乐界的“三好学生”。也是从那时起，她人格中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泰勒似乎拥有三重性格——她总是呆萌地傻笑；情感丰富，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并将其倾注在创作中；她是一个有着超强自控力的完美主义者，这让她在日后成为了自我营销的商业天才。三者的辩证统一在2006年的首支单曲《Tim McGraw》中已初见端倪，在这首浪漫淳朴的歌曲中，她迅速戳穿了乡村情歌里老生常谈的夸张手法：“他说我的蓝眼睛在闪烁，让所有佐治亚州的星星黯然失色，我说，‘这只不过是谎言。’”
剖析流行文化与大众传媒的著作《幻象》初版于1962年，作者丹尼尔·布尔斯廷就美国梦做出解释，认为它让我们拥有“过度且自相矛盾的期望”，期望得到的比世界能给我们的更多。有谁比泰勒更适合代表当代美国梦呢？充满才华的小镇女孩，说服父母搬去纳什维尔做乡村乐，最终取道受众更广的流行乐，以女主人而非来客之姿唱出著名的《Welcome to New York》，那也是泰勒真正意义上变成“光鲜亮丽的国际巨星”的时期，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是环绕在她周围的一众超模好友。
泰勒成为了矛盾期望的范本：既是邻家女孩，又是百万富翁；既是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又是精明的女商人；既是懵懂的少女，又是严肃的成年创作者。除此之外，泰勒还拥有比谁都更努力的工作伦理，昨天在演唱会唱满三小时，今天就元气满满地出现在录音棚。她似乎也在借此向乐迷传达这样的信息：只要勤奋肯努力，你也将收获颇丰（当然，如今看来这也是个谎言）。在那首《Mirrorball》中，泰勒以镜面球隐喻自己“以一己之力化身为千人千面”，只要你想，她便可以成为任何样子。
如果说苏珊·桑塔格笔下的本雅明代表着忧郁、向内收缩的土星，那么泰勒就是在不断成长并迎接挑战、带来希望和欢乐的木星。土星代表着森严的边界，木星却有大而化之的模糊倾向，这不仅指向泰勒本人乐观的性格，也预示着乐坛的某种趋势——在泰勒实现了从乡村到流行再到民谣的三级跳之后，不仅她的创作不再受到风格的限制，今日的音乐界也已经很少再谈论流派的区分。正如泰勒本人给《纽约时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的：“摇滚听起来像灵魂乐；民谣听起来像乡村音乐。如今艺术家探索的创作途径是无限的，音乐的进化会受到赞美，唯一的风险就是你敢不敢冒险。”
反英雄与时代症候：谁才是问题所在？
我想，这又是一个忙忙乱乱的星期天，妈妈已经下葬入土，而我明天又该上班了，生活仍是老样子，没有任何变化。——《局外人》阿尔贝·加缪
我年岁渐长，却未曾变得明智，于我而言，午夜如同我的午后。——《Anti-hero》泰勒·斯威夫特
泰勒心知肚明，自己是造星产业众星捧月之下某种过度期望的产物，“先前制造名人的手段，日后也必定摧毁他。”她曾相信自己绝不会卷入任何绯闻，因为失去别人的信任就等于失去一切。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2015年，泰勒与凯蒂·佩里（Katy Perry）等歌手发生一系列争吵，之后又与侃爷（Kanye West）高调对峙，她的名声顿时跌落谷底，遭遇网络讨伐，她只能躲了起来。
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那么泰勒只是成功人士兜售的“美国幻梦”中的一个症状而已，终将像上一代名人那样被快速消费并遗忘。但她凭借自己的词作和旋律功力（以及极强的心理恢复力）回到大众视野，不满足于制作流行金曲，而是勇敢袒露着自己私密的情绪，将笔探向普遍时代症候的侧面。最有力的证明之一便是新专辑《Midnights》中的主打单曲《Anti-hero》（反英雄），在此前重振旗鼓的《Lover》以及新冠隔离中创作的两张民谣姐妹专辑之后，这首歌以一个功成名就却充满恐惧的“我”之视角出发，不仅吐露并解构了自己的心声，也与日渐焦虑的社会氛围形成了暗合，成为了她的最新代表作。
英雄往往是崇高、无私并且面目模糊的，“反英雄”意味着平民生活的胜利以及崇高理想的瓦解；反英雄不一定是恶棍，但经常展现出自恋和马基雅维利主义等黑暗人格，讲述着现代人的焦虑与疏离感。在英雄叙事中，主角要历经“去而复返”的完整过程，并在此过程中得到成长，而反英雄会在意识到信念的虚伪后惊醒，意识到“成长”只不过是谎言，从此像《局外人》中的主角默尔索那样，过上对什么都无动于衷的生活。
专辑《Midnights》就属于这样的叙事，泰勒来到了更为幽微的暗处，在13首写于午夜的歌曲中经历着情绪过山车，时而是身居高位的小小自得，时而是深切的自我憎恶，然而情感中又有一种悬置感，如同距离黄昏和清晨都有一段距离的午夜。在《Anti-hero》中，她认为“所有人都是性感宝贝，只有我是山坡上的怪兽”，也担忧最信任的亲人有朝一日会因自己的巨额遗产大打出手。这种心情她在2017年就曾经表露过：在《Look What You Made Me Do》的MV中，化身为僵尸的泰勒把过去的自己排成一排互相嘲弄，她似乎已经精疲力竭、魂不守舍，厌倦了与自己竞争。
如泰勒自己所言，形同木星、不断膨胀变大的她在音乐界就如同小人国里的格列佛，这也让她唱出歌曲中最有名的那句：“我就是问题所在。”（It's me,hi, I'm the problem it's me.）实际上，问题在于畸形的音乐体制。《卫报》的乐评人认为，泰勒的成功固然值得欢呼，但也说明了留给独立音乐人的生存空间则越来越稀薄、流行乐越来越同质化的现状。音乐与艺术领域的“名誉经济”比独裁政权更严重，只有极少数胜利者以及绝大多数失败者。在Spotify上，艺术家需要600万次播放才能达到英国一年最低工资水平，所谓的中产阶级已经成为了消失的伪概念。
泰勒在音乐中诚实地捕捉到了这种畸形的社会风潮，用一首反英雄之歌在歌舞升平的娱乐界唱出了“反主流”的声音。事实上，泰勒经常在歌曲中扮演反派甚至是罪犯的角色，这类边缘化的书写有时是出于对负心汉的痛恨（《Blank Space》），有时也如《Anti-Hero》一般，在自我憎恶中折射出社会性症结。她无力改变现状，正如毛利嘉孝在著作《流行音乐与资本主义》所说，既顺从于商业体制，又能巧妙地对其中的规则加以利用，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背叛它，这就是优秀的流行乐创作者的策略。泰勒（或许是无意中）指认出业界的病症的做法或许是“反流行”的，但这种自我厌憎的情绪却再次引起了大众的共鸣，为她变得更加流行铺平了道路。
布尔斯廷的论断并没有错，他认为名人的光辉带来的与其说是美国梦，不如说是美国幻觉，而我们应当用利刃驱散迷雾，但却显然低估了逃离幻觉的难度。今年6月，一位精神科医生在《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中提出，她的治疗实践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泰勒”，因为病人们会依靠泰勒的音乐来度过人生困境；在中国的社交平台上，也经常可见乐迷表示，“是泰勒丝让我这糟心的一天变得可以忍受。”
对于泰勒的欣赏与崇拜，或许有点像人类学家劳伦·贝兰特提出的“残酷的乐观主义”，对于成功的盲目愿景会阻碍愿景的实现，你为幻梦付出了太多，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在风雨飘摇中，似乎唯一能做的便是继续抓住幻梦本身，也就是紧紧抱住名为泰勒·斯威夫特的大树，在不停循环新专中得到最后一丝慰藉。
与世隔绝与民俗传说：为动荡时局留下新故事
那些曾经指引我们的故事，它们在今天还有什么意义？我们又该怎样把世界诞生之初的故事翻译成一个行将终末的、此时此刻的版本？大地的面貌已经改变了，故事却留了下来。天女仿佛在看着我的眼睛，问道：对于这份礼物，你有什么可以回赠的呢？——《编结茅香》罗宾·基默尔
请把我带去湖畔吧，在那所有诗人甘愿走向覆灭之处。可我不曾属于那里，而我亲爱的，那也同样不是你的归宿。——《The Lakes》泰勒·斯威夫特
在《幻象》中，布尔斯廷还提到至关重要的一点：连同英雄一同逝去的，是一个民众创造的宇宙，有自己的巨人与侏儒、巫师和巫婆。大众则活在充满伪事件的幻想世界中，接触的文字和图像在捏造所谓名人的同时也在祛除魔魅。在这个弱肉强食、工具理性大行其道的世界，失去“魔魅”也就等同于杀死灵魂本身。
一位有抱负的艺术家不可能不对这一点抱有同等的远见。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泰勒的作品会从五彩斑斓的流行乐突然转向独立民谣美学，但又有迹可循——在2020年的大隔离期间，由于演出行程都被取消，泰勒退回到一幢湖边木屋，这一时期催生的姐妹专辑《Folklore》和《Evermore》也成为了乐迷身处动荡的心灵净土。专辑完全没有运用合成器，只有原声吉他和钢琴伴奏，讲述的也不再是泰勒本人的私人故事，而是以美国的民俗传说为灵感创造人物和故事，比如让垂垂杨柳随意弯曲的女巫，以及一段三角恋情中的男孩和女孩。
论文《回到手工艺：泰勒·斯威夫特，怀旧与Covid-19》认为，泰勒的转变是大流行期间社会寻找根基的最佳例证，也是为了应对经济紧缩和气候变化带来的焦虑。文章标题中的“手工艺”（craft），不仅指专辑本身是手工制作的，也指向了专辑对于真实可触之物的渴望。在歌词里，无论是一件被随意穿起的羊毛衫，还是一根连接起恋人的隐形丝线，都是瞬间记忆的入口，能够将人与自然重新相连。观众在MV中看到，海上钢琴本身充当救生筏，将浑身湿透的女主角送回了家。所以，手工艺的概念还强调了一种与周遭之物的联结与合作（engagement），而《Folklore》就是数位创作者合作的产物。根据The National乐队成员Aaron Dessner的回忆，泰勒打电话问他是否愿意远程合作几首歌，起初只是在互相激发灵感，直到几周后泰勒说：“嘿，我们能聊聊吗？”，并开始向他解释《Folklore》的完整概念。
这或许只是一次再平常不过的音乐合作，却能代表这张专辑对于当下世界的意义——连接起人、土地与故事，在使人忧虑的现实之外创造世外桃源。森林生态学家罗宾·基默尔曾使用过编结茅香的隐喻，来说明科学理性、原住民精神与民俗故事本应相互交织的关系。在“你帮我拽着这一头，我也会帮你拽着”的动作中编成三股茅香发辫，畅想人与土地的关系：我们医治土地，土地也治愈我们。
泰勒（与我们）都固然不属于那个早已逝去的年代，所以当她沿着诗人威廉·华兹华斯自杀时的足迹，在湖区的山峰上漫步时，会说出“我不属于这里”。不过她也总有办法不仅回溯旧故事，也在想象中生成新的故事与希望。
悲伤心绪与女性主义：泰勒提供的精神礼物
女孩们的幸福生活仍然基于童话般的公式：若非生命、婚姻与诞育，便是死亡和苦难。也许女性成就的风格会更加多样；也许现在人们有更多样的方式去谈异性恋；但何为明智的幸福投资，其答案依然相当确切。——《过一种女性主义的生活》萨拉·艾哈迈德
冷酷的是我用来磨斧头的钢铁，为的是那些伤我心的男孩，现在我给他们的孩子寄礼物。——《Invisible String》泰勒·斯威夫特
泰勒敏感于这个时代的风吹草动，在映射世界的同时也随时代进化。终于，我们可以问出最后一个问题：纵观泰勒的职业生涯，我们如今可以称泰勒为一名女性主义者吗？如果是的话，她带给我们的真正礼物又是什么？
无论是在乐界还是学界，对于泰勒与女性主义的关系往往有一种否定的倾向：在女性主义还未成为显学的2000年代，《滚石》杂志如此评价她：“泰勒·斯威夫特绝对粉红，绝对完美的生活。（The very pink,very perfect life of Taylor Swift.）”即使在出道十年之后，她的女性觉醒也被认为有虚假色彩。有文章指出，评价名人的轴心在过去十年中发生了变化，像泰勒这样的千禧一代名人是围绕着”好女孩-坏女孩“的二元特质构建而成长起来的，或许你还记得她因约会过太多男孩从而背上污名的时期。
随着女性主义的普及，如今的女性名人需要通过”觉醒“来展露自己的真实一面， 并通过跨越种种限制来成为更好的人。纪录片《美利坚女士》就曾完整呈现过这一过程：泰勒此前的人生围绕着一个标准展开——让别人觉得自己是”好人“（nice person）——所以她会挥手微笑和节食减肥、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的政治立场。然而在经历了与Kanye West的一系列纠纷后，泰勒决定不再隐藏自己，她公开反对特朗普、发起性骚扰诉讼，并开始支持性少数人群的权益，由此实现了向全新自我的跨越。
批评者普遍认为，这只是一种混合了白人女性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新型商业叙事，她的政治举动是迎合时代的空洞营销策略，她本人还在歌唱追逐男孩的生活。遵循纪录片的表面叙事虽然并不准确，但针对这一叙事的批评同样切错了重点。对于粉丝来说，泰勒的力量几乎（即使不是全部）都在她的音乐里，正是她的音乐揭示着女性的集体经验。
在另一名创作型歌手——艾薇儿·拉维尼（Avril Lavigne）——和泰勒拥有同等声誉的2010年代，前者才是酷女孩的代表。艾薇儿会担心朋友变得越来越虚伪，并耍帅地对男孩说“活出自我才会所向无敌”。相比之下，泰勒歌中的缱绻恋情有些“恋爱脑”，不过时间终究会告诉我们答案，似乎反而是泰勒歌中的甜蜜、心碎和孤寂陪伴我们度过了漫漫长夜。
事实上，泰勒走上流行音乐界权力巅峰本身就是女性经验被逐渐照亮的例证之一：密不透风的少女心事并非琐碎和不重要，而是身为人类活过的证明，它可以卷起势不可挡的情感旋风，并成为经济的巨大推动力。在重录版《1989》的加曲《Now That We Don't Talk》中，有一句歌词很是切题：“我不必假装喜欢迷幻摇滚，假装喜欢和那群满脑子要事的大人物一起，待在豪华游艇上。”它表达了一种双重拒绝：我们并不酷，也并非大人物，但是我们拥有身为女性坚韧且聪慧的心性，或许我现在感觉很糟，但总有一天我会变得更加坚强和豁达——因为这首歌的作者就是这样做的。
十几年后，泰勒终于不再是人们口中那个“恨嫁”的女孩，而是走到了另一条不再受婚姻与生育捆绑的道路，如今她也可以在歌中调侃“给前任的孩子送礼物”。但是，此前的情感经验并没有被否定和取消，而以一种过来人的视角得到了更加成熟的审视。这可以在那首被粉丝们视为词作巅峰、长达10分钟的《All Too Well》中得到见证，泰勒在漫长的十分钟内用一种近乎暴力、毫不留情的唱法层层推进，道明了某段过往的恋爱从开始到分手的全部过程，随之而来的悲伤与遗憾，以及对有毒的男性气质的揭露。而悲伤——在女性主义理论家萨拉·艾哈迈德看来，其本身就是一种女性主义遗产，它显露出一种反叛，这种反叛在于：你没有因为本应使你感到幸福的东西而感到幸福。
从此一角度来看，这正是泰勒带给我们的礼物——借艾哈迈德之口来说便是：“即使眼里噙满泪水，这些泪水也不总能凝结成文字。就连将悲伤袒露给自己都尚且艰难，更不用说袒露给别人了，因为它是关于世界的、身处世界的悲伤。”泰勒一次次触碰这些悲伤，并由此与乐迷建立起身份认同。她的音乐使人们明白这些悲伤意味着什么，那是一种“未能为系统所容纳”的失败感——这不仅是女性的切身感受，也是每一个经历过幻梦破灭的人的感受。不过没关系，泰勒身体力行向我们证明，失败感也可以转化为顿悟，并终将成为建立另一种生活的前提。
参考资料：
《幻象》[美] 丹尼尔·布尔斯廷 著 符夏怡 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23-7-10
《编结茅香 : 来自印第安文明的古老智慧与植物的启迪》[美]罗宾·沃尔·基默尔 著 侯畅 译 商务印书馆 2023-1-30
《过一种女性主义的生活》[英]萨拉·艾哈迈德 著 范语晨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3-10
歌曲是商品，听歌的感受也是商品，流行音乐还有希望吗？| 说书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8065164.html
“The Return to Craft Taylor Swift, Nostalgia, and Covid-19”Popular Music and Society, Volume 46, 2023 - Issue 1
“On good girls and woke white women Miss Americana and the performance of popular white womanhood”Celebrity Studies, Volume 13, 2022 - Issue 1
“Weirdly, Taylor Swift Is Extremely Close to Creating a True Metaverse”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2/10/taylor-swift-fandom-true-metaverse/671814/
“For Taylor Swift, the Future of Music Is a Love Story - WSJ”
https://www.wsj.com/articles/for-taylor-swift-the-future-of-music-is-a-love-story-1404763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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