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董子琪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如何让送快递的人写下他的故事？新兴出版又能带来什么？关于这两个问题的提出与讨论出自日前举办的“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上，今年工作坊的主题是“一种出版，一种思想”。

这场围绕青年写作与出版的讨论，延伸出了两个焦点：第一，出版对于青年写作者的意义是推动发掘还是持续消耗？第二，出版的重点是把书当做书还是当做产品？

01 流程长，机会少：新作者“出头”有多难？

出版品牌副本制作的编辑冯俊华说，副本的建立起源于写作的朋友之间的共识。他们认为，现代汉语发展得不够完善，而80年代以来伴随翻译文学兴起的写作又不能体现人们面对现实的感受。为了改变写作，应当改变生活，可是又应当如何改变？其思路是回到写作本身。一个文本或作者得经过很多流程才能抵达读者，“首先是发表，接着是评论家关注，最后才能到考编的程度。”（注：“考编”可能指前段时间关于作家班宇、陈春成入编的公示消息）冯俊华说，在这样一个长的流程里，该品牌侧重的是创作和传播，将不擅长的环节割舍。

“我们会推动作者涉及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有能力触及的领域和写作，”冯俊华提到，彭建斌和胡安焉后来的成书就起源于副本的约稿，“约稿就是邀请作者以特别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生活。当时有个作者叫彭建斌，他在贵州跑业务，我们就约稿让他把业务生涯写来来。前几年还有一个作者胡安焉，我们向他约稿，让他写快递员的生活，后来以《我在北京送快递》的名义出版了。”

此外，他以作者金特为例讲述了出版品牌如何推动写作。金特与冯俊华很早就在城中村相识，经常一起讨论作品，那时金特还没有找到写作方向。“他是满族人，很早就从东北来到广东，民族身份和原生家庭对他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但没有找到方法去梳理。”冯俊华建议金特回到沈阳创作，重新思考与观察，最终金特的书得以出版。“我们也从中抽取部分版税，以驻地经费的名义扣掉，准备作为下次作者驻地写作的基金。”冯俊华讲道。2016年，金特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冷水坑》与《西伯利亚》，几年后又推出了《冬民》。今年出版的《冷水坑》讲述的是东北矿难的故事。

“新兴出版能带来巨大的激动，因为它打破了（文学生态的）固有顺序。”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的副总编李黎说，去年谈波的小说集《捉住那只发情的猫》出版，“我与谈波是多年好友，知道他出书一直困难，”李黎说，“即使他的书反响特别好，期刊还是不发他的作品，要么说他写得太短了，两三千字，不符合短篇小说的规制；或者，也不觉得他写得好。”李黎总结道，目前文学出版的顺序大体就是发表、获奖或上榜，然后出书，周而复始，“然而很多人过不了第一关。很难想象很多作家要通过《科幻世界》才能成为科幻作家。”在这种情况下，新兴出版为年轻的写作者提供了一些破局的契机。

关于期刊发表对于年轻人写作生涯的影响，文学期刊《收获》杂志的编辑吴越回应道，《收获》事实上也想要发现新人，给新人机会。一方面，期刊的榜单”不得不被实力派和名家占据”，另一方面，只要有一两个新人出现就是胜利。 “《收获》刊登新人新作的效果，就是让新人来找我们，”吴越说。

出版人呈现了青年作者于文学生态中的成长轨迹，评论家也表达了过度消耗青年作者的忧虑。“青年作家会不会被过度收割了呢？”评论家韩松刚问道，当下出版业节奏快、名利诱惑多，“在我的观察中，不知道哪个青年作家有这种被持续关注的实力。即使是陈春成、王占黑，抛开大家对他们的关注，作品对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影响到底在哪里？”在他看来，过度发现培养作家，可能催促其成长，也可能是“毁灭”。

02 做营销，当客服：编辑究竟要服务谁？

与青年作者可能被“收割”相对应的，是出版编辑的“被消耗”。单向空间出版总监罗丹妮这两年明显体会到了个人兴趣与出版市场之间的矛盾。“《单读》以年轻人为读者对象，我这两年的趣味越来越偏向中年人，其中会有偏差。”她举例道，今年出版的《同窗》讲述的是母亲与女儿共读的故事，她个人投入了很大的热情，但读者都还在讨论婚育的阶段，最终结果并不乐观。

起初他们想做“以人为中心的出版”，这个“人”既包括作者、编辑，也包括读者。以作者为中心，就要问青年创作者需要什么、出版方能够提供什么，罗丹妮说，“是卖书的机会、市场的销量、认可、得奖，还是文本的对话、情感的支撑和生活的帮助？”在出版的收益之外，生活的帮助也是非常实际的问题。而以编辑为中心，就要评估编辑的工作到底包括哪些。在她看来，近些年编辑工作变得越来越具有消耗性，“编辑被消耗在发行、营销和销售环节里，独立思考和充分感受世界的能力在被剥夺。”

在观察与实践中，她体会到，目前出版“以人为中心”的天平已经越来越偏向读者，而非作者和编辑，而“以读者为中心”又常常被简化为“以市场为中心”。如果将一本书当作产品、把出版看成买卖的话，需要考虑的是经营、成本和产品线的规划；而如果以人为中心，就应当让作家、编辑和读者得到长期的发展。比方说，“出版方能帮助作家持续地创作，而不是要求他们配合营销，”罗丹妮指出。

译林出版社世界文学主任吴莹莹也讲述了当下编辑工作的转变：编辑不仅是内容的制作者，也是包装者和传播者，甚至还得充当客服，回复网店客服的评论和书友群“007”的答疑工作，“有时候，市场发行会直接at你去作答。”

此外，编辑还要面对市场上盗版书猖獗的情况。2021年译林社再版了波兰科幻大师斯坦尼斯瓦夫·莱姆的《索拉里斯星》，书刚发售就出现了盗版，“那家盗版书店只卖《人生海海》和《索拉里斯星》，我们‘受宠若惊’地买了一套，打击盗版也成了编辑的职责。魔幻的是，盗版的出现反而鼓舞了发行和营销，让他们相信这是一本畅销书。” 

出版方面临的压力是多重的。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品牌负责人沈卫娟讲道，出版不仅是文化行为，也要讲经济效益，“没有效益，我们是做不长的，编辑部也会被解散的。销售平台一压再压的折扣和不断上涨的KPI，都是需要面对的。”

以产品为中心的出版方诸如八光分也阐述了他们的构想，“我们并不是科幻出版公司，而是内容公司，出版是基底，但不局限于此。”总监戴浩然说，“我们签下的原创，我们就会全面地改编和开发，我们现在有电影电视剧漫画和有声书。”在出版方面，他说他不能忍受做的书没有加印，“我的目标是做新人原创，中短篇都是新人新作，完全没有任何市场号召力。目前科幻的业态是中短篇，而且产量低，如果没有平台发表，那就不能出头了。”

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已连续多年报道“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这个工作坊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金理共同发起的长期文学研究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