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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反腐,招商专员、采销员成“高危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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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反腐,招商专员、采销员成“高危群体”

权力不大,却收受百万好处费。

文|IT时报记者 贾天荣

编辑|钱立富 孙妍

今年双十一,天猫、京东两大电商平台再度“默契”,和去年一样都没有披露总成交额,而是用“全面增长”“齐创新高”这类的词来概括“战况”。不过,京东在双十一战报中专门公布了采销直播数据,总观看人数突破3.8亿,引发业界关注。

相比“战况”本身,一起起冲突事件却让今年双十一显得格外“热闹”,如京东采销喊话李佳琦“二选一”、美ONE招商专员贪腐、带货直播“底价协议”风波等等,赚足了大众的眼球。而光鲜亮丽的直播行业贪腐暗流,正从幕后涌到台前。

01 权力不大,却收受百万好处费

11月初,一份法院判决书在互联网上引发热议,美腕(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腕”“美ONE”)一名招商专员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商家百万余元的好处费被判刑。

判决书显示,2020年7月至2022年9月期间,被告人周某在担任美腕公司招商专员期间利用商务合作谈判、商品选送、合同签订、排期沟通的职务便利,在明知美腕公司向天津某科技公司收取的服务费用比例情况下,以天津某科技公司产品未被选上为由,伙同邓某铭经合谋虚设上海某星文化传媒工作室的中间环节向天津某科技公司提供代理服务,共计侵占公司费用55万元。

判决书还显示,2020年8月至2022年6月期间,被告人周某在美腕公司任职招商专员期间利用其职务便利,为广州XX公司与美腕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提供商品选送、直播排期等帮助,并多次收受广州XX公司相关人员送的好处费共计109万元。

某直播团队从事招商选品工作的刘琦(化名)告诉《IT时报》记者,相较于主播庞大且成熟的选品团队,招商专员的实际权力并不大,“基本只起到沟通作用。”他进一步解释,有些公司会担心博主直接接触客户接私单,所以安排了商务在中间对接,但如果头部博主和品牌方关系好,也会直接和品牌沟通。

刘琦表示,在实际直播流程中,主播团队确定直播时间、主题后,团队会一起讨论直播选品,再由招商专员负责寻找相应的品牌方沟通。最终选品的确定,是品牌方和主播拍板后“双向选择”的结果,招商专员并没有多大的话语权。

这不免让人好奇,没有多大权力的直播招商专员,为何能让商家不惜豪掷百万来“讨好”?

02 采销、招商等岗位贪腐频现

《IT时报》记者注意到,虽然权力有限,但采销、招商等岗位,一直以来都是互联网腐败的“高危地带”。

《南方都市报》发布的《2022互联网反腐反舞弊报告》显示,过去五年曝光的互联网受贿案例中,高频发生腐败、舞弊的是商务和采购岗位。

这也是历年来“爆雷”最为频繁的岗位。2016年10月,京东实名公布10起内部反腐案件,其中涉事人员大多来自采销、运营、招商等岗位。2020年4月,拼多多发布的当年一季度廉正白皮书披露,平台共报告各类刑事案件18件,其中超过三分之二是招商部门员工甚至总监。

刘琦坦言,虽然实际权力并不大,但招商专员是品牌方和博主间为数不多的沟通“桥梁”,也是大多数商家谋求进入直播间的“必经之路”,所以难免有“灰色地带”和“操作空间”:“免不了有人会利用这点拿回扣。”

某美妆品牌直播部工作人员陈晨(化名)告诉记者,面对双十一等年度大促,虽然头部品牌能确保在直播间有一席之地,但在具体选品、直播排期是否在黄金时间段等问题上,商务确实有一些可操作空间。因此,作为品牌方,商务谈判时也会常常对招商专员有所“示好”,“至少请吃顿饭,送一些小礼品,这些都是基本的。”陈晨说道。

针对上文中提及的美ONE招商专员贪腐事件,有业内人士也表示,周某可能正是利用了品牌方和主播之间的“信息差”,才有可乘之机获取了如此巨大的非法利益。

在电商行业的高迭代率下,制度化和权力监管的滞后使得腐败行为时有发生,即使是看似不起眼的岗位,也存在权力寻租空间。要推动行业健康发展,修复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信任“桥梁”,电商反腐刻不容缓。

03 小商家失去“定价权”

虽然在直播团队内部的“权力”有限,但是在面对品牌方们,尤其是小规模的商家,招商专员和采销员们一定程度上占据着优势,把握着定价的主动权。

某品牌京东旗舰店代运营商人士告诉《IT时报》记者,自家某款商品原本是全网统一价,由于参加了京东Plus“3000-100”活动,Plus会员在旗舰店的购买价格比京东自营店售价便宜了100元。于是京东采销人员通知品牌方,如果不调价,他们将在自营店跟价,由此产生的损失(每台100元)由品牌自行承担。

京东方面告诉商家,大促一旦开始,就不能更改促销活动。于是,商家被迫将旗舰店商品价格调高100元,使得京东Plus活动价与京东自营店保持一致。但由此带来的影响是,非Plus会员在旗舰店价格要比京东自营店贵100元,导致了该商品在旗舰店销量出现下滑。

面对平台方,一些商家无法掌控定价权,很多时候只能选择坚守“底线”。“虽然现在越来越多的达人希望与品牌方签‘底价协议’,但我们是肯定不会签的。”陈晨直言,不少品牌方在讨论定价时会设定自己的“价格底线”,超过底线他们宁愿放弃。

大多数时候,品牌方给予李佳琦这样超级头部主播的优惠力度,往往会成为其他主播的“标准”。“很多达人博主自己也会去全网比价,他们会问我们给到的价格是不是比肩李佳琦,如果知道别人的价格比自己更低,他们肯定就不愿意接,或者后续也会来追责品牌方。”陈晨说道。

某直播团队工作人员也告诉《IT时报》记者,有时为了避免差距过于直观,从选品到直播时间都会尽量避开和头部主播“撞车”。

直播电商出现之初,给众多商家,尤其是中小规模商家带来了市场机会。如今格局落定,被流量裹挟的商家们又遇到定价权之争、电商贪腐等问题,给直播行业带来新挑战,“合规”成为整个行业未来健康发展的前提。

排版/ 季嘉颖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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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反腐,招商专员、采销员成“高危群体”

权力不大,却收受百万好处费。

文|IT时报记者 贾天荣

编辑|钱立富 孙妍

今年双十一,天猫、京东两大电商平台再度“默契”,和去年一样都没有披露总成交额,而是用“全面增长”“齐创新高”这类的词来概括“战况”。不过,京东在双十一战报中专门公布了采销直播数据,总观看人数突破3.8亿,引发业界关注。

相比“战况”本身,一起起冲突事件却让今年双十一显得格外“热闹”,如京东采销喊话李佳琦“二选一”、美ONE招商专员贪腐、带货直播“底价协议”风波等等,赚足了大众的眼球。而光鲜亮丽的直播行业贪腐暗流,正从幕后涌到台前。

01 权力不大,却收受百万好处费

11月初,一份法院判决书在互联网上引发热议,美腕(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腕”“美ONE”)一名招商专员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商家百万余元的好处费被判刑。

判决书显示,2020年7月至2022年9月期间,被告人周某在担任美腕公司招商专员期间利用商务合作谈判、商品选送、合同签订、排期沟通的职务便利,在明知美腕公司向天津某科技公司收取的服务费用比例情况下,以天津某科技公司产品未被选上为由,伙同邓某铭经合谋虚设上海某星文化传媒工作室的中间环节向天津某科技公司提供代理服务,共计侵占公司费用55万元。

判决书还显示,2020年8月至2022年6月期间,被告人周某在美腕公司任职招商专员期间利用其职务便利,为广州XX公司与美腕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提供商品选送、直播排期等帮助,并多次收受广州XX公司相关人员送的好处费共计109万元。

某直播团队从事招商选品工作的刘琦(化名)告诉《IT时报》记者,相较于主播庞大且成熟的选品团队,招商专员的实际权力并不大,“基本只起到沟通作用。”他进一步解释,有些公司会担心博主直接接触客户接私单,所以安排了商务在中间对接,但如果头部博主和品牌方关系好,也会直接和品牌沟通。

刘琦表示,在实际直播流程中,主播团队确定直播时间、主题后,团队会一起讨论直播选品,再由招商专员负责寻找相应的品牌方沟通。最终选品的确定,是品牌方和主播拍板后“双向选择”的结果,招商专员并没有多大的话语权。

这不免让人好奇,没有多大权力的直播招商专员,为何能让商家不惜豪掷百万来“讨好”?

02 采销、招商等岗位贪腐频现

《IT时报》记者注意到,虽然权力有限,但采销、招商等岗位,一直以来都是互联网腐败的“高危地带”。

《南方都市报》发布的《2022互联网反腐反舞弊报告》显示,过去五年曝光的互联网受贿案例中,高频发生腐败、舞弊的是商务和采购岗位。

这也是历年来“爆雷”最为频繁的岗位。2016年10月,京东实名公布10起内部反腐案件,其中涉事人员大多来自采销、运营、招商等岗位。2020年4月,拼多多发布的当年一季度廉正白皮书披露,平台共报告各类刑事案件18件,其中超过三分之二是招商部门员工甚至总监。

刘琦坦言,虽然实际权力并不大,但招商专员是品牌方和博主间为数不多的沟通“桥梁”,也是大多数商家谋求进入直播间的“必经之路”,所以难免有“灰色地带”和“操作空间”:“免不了有人会利用这点拿回扣。”

某美妆品牌直播部工作人员陈晨(化名)告诉记者,面对双十一等年度大促,虽然头部品牌能确保在直播间有一席之地,但在具体选品、直播排期是否在黄金时间段等问题上,商务确实有一些可操作空间。因此,作为品牌方,商务谈判时也会常常对招商专员有所“示好”,“至少请吃顿饭,送一些小礼品,这些都是基本的。”陈晨说道。

针对上文中提及的美ONE招商专员贪腐事件,有业内人士也表示,周某可能正是利用了品牌方和主播之间的“信息差”,才有可乘之机获取了如此巨大的非法利益。

在电商行业的高迭代率下,制度化和权力监管的滞后使得腐败行为时有发生,即使是看似不起眼的岗位,也存在权力寻租空间。要推动行业健康发展,修复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信任“桥梁”,电商反腐刻不容缓。

03 小商家失去“定价权”

虽然在直播团队内部的“权力”有限,但是在面对品牌方们,尤其是小规模的商家,招商专员和采销员们一定程度上占据着优势,把握着定价的主动权。

某品牌京东旗舰店代运营商人士告诉《IT时报》记者,自家某款商品原本是全网统一价,由于参加了京东Plus“3000-100”活动,Plus会员在旗舰店的购买价格比京东自营店售价便宜了100元。于是京东采销人员通知品牌方,如果不调价,他们将在自营店跟价,由此产生的损失(每台100元)由品牌自行承担。

京东方面告诉商家,大促一旦开始,就不能更改促销活动。于是,商家被迫将旗舰店商品价格调高100元,使得京东Plus活动价与京东自营店保持一致。但由此带来的影响是,非Plus会员在旗舰店价格要比京东自营店贵100元,导致了该商品在旗舰店销量出现下滑。

面对平台方,一些商家无法掌控定价权,很多时候只能选择坚守“底线”。“虽然现在越来越多的达人希望与品牌方签‘底价协议’,但我们是肯定不会签的。”陈晨直言,不少品牌方在讨论定价时会设定自己的“价格底线”,超过底线他们宁愿放弃。

大多数时候,品牌方给予李佳琦这样超级头部主播的优惠力度,往往会成为其他主播的“标准”。“很多达人博主自己也会去全网比价,他们会问我们给到的价格是不是比肩李佳琦,如果知道别人的价格比自己更低,他们肯定就不愿意接,或者后续也会来追责品牌方。”陈晨说道。

某直播团队工作人员也告诉《IT时报》记者,有时为了避免差距过于直观,从选品到直播时间都会尽量避开和头部主播“撞车”。

直播电商出现之初,给众多商家,尤其是中小规模商家带来了市场机会。如今格局落定,被流量裹挟的商家们又遇到定价权之争、电商贪腐等问题,给直播行业带来新挑战,“合规”成为整个行业未来健康发展的前提。

排版/ 季嘉颖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