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美国当地时间11月29日，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其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去世，，享年100岁。

基辛格是尼克松1972年访华最大的幕后功臣、曾担任尼克松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国务卿并在水门事件后继续在福特政府中担任此职。在1969年到1977年之间，他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2015年-2016年，基辛格为“尼克松遗产论坛”项目接受了六次视频采访，采访者温斯顿·洛德和凯特·麦克法兰都是美国外交事务的资深官员，与基辛格有过长期共事的经历。这一系列访谈集结为《基辛格谈基辛格》一书，是基辛格生前唯一的一部口述历史记录。这位记忆力惊人的老人谈论了1969-1974年间的关键外交政策问题的看法，特别是披露了自己对一些争议性外交问题的态度和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比如这段时间里尼克松取得的最重要外交成就——中美建交。

在本书中，基辛格详细回忆了1972年尼克松访华，与毛泽东会谈后两国共同发布《上海公报》的全过程。尼克松于1972年2月访华，但《上海公报》的起草其实早就开始了，1971年10月，基辛格、温斯顿·洛德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其他成员秘密来华，开始起草《上海公报》。据他透露，中美双方在公报措辞上的意见交换不断，美方对文本的调整直到《上海公报》发布当日凌晨四点才结束。洛德认为，这是一份展现高超外交智慧的外交文件，它巧妙地表达了分歧，把棘手的问题放到以后解决，并在开诚布公的背景下强调了共同的战略目标。

半个世纪以来，作为当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建交改变了全球架构。在基辛格看来，它也是尼克松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即建立一种更有全局观的外交思维模式，从世界秩序而不是任何特定危机的角度来探讨中国问题。他认为，尽管自那个时代以来出现了很多变化，但尼克松外交政策的许多指导原则依然至关重要，

“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从战略蓝图出发，而不是对零散事件做出反应。政治家必须根据并不充分、往往是含糊不清的信息做出勇敢的决策。在谈判中，美国的出发点应当是明确阐述自己的需求，并理解谈判对手的历史、文化和目标。”

《尼克松-毛泽东会谈》

温斯顿·洛德 | 文 吴亚敏 | 译

在那之前及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像一九七二年《上海公报》那样的外交文件了，它是总统访华的结晶。它在感情上和结构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时至今日仍在被援引。

首脑会议产生了立竿见影的结果和持久的反响。实质性的突破是通过发表单方面声明来巧妙地表达分歧，把棘手的问题放到以后解决，并在这种开诚布公的背景下处理共同的战略目标。

这一结果符合成功的谈判的典型前提——双方都是胜者。

温斯顿·洛德：美国和中国已经有二十五年没有对话了。您是如何为尼克松总统的这次访问做准备的？

基辛格：安全事务助理必须了解总统的工作模式，并且要了解得很具体。到那时为止，我们已经亲身参与拟写大量让尼克松阅读的报告；感觉出他在为同任何人的会面而做准备，特别是通过阅读尽可能多的材料来为具有如此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做准备。

温斯顿·洛德主要负责整合材料。我们做了一些思考，这些思考的成果由温斯顿拟写，由我审阅，他收集了所有的材料。因此，尼克松为这次访问准备了大量的简报册。此外，在一九七一年七月的秘密访问到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的访问期间，我和我们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团队于一九七一年十月访问了中国，从那时起我们开始草拟公报。这样做的原因是，我们不想，中国人显然也不希望出现在首脑会议期间的三四天时间内匆忙起草公报的局面，这样可能会造成紧张局势，使事情变得难以控制。

所以，在一九七一年十月，温斯顿·洛德和我，以及秘密访问团里的成员，加上后来为住宿而进行实际准备工作的尼克松访华先遣队的成员，去了中国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我想大约是一星期时间，我们开始起草后来的《上海公报》。我们带去了一份传统型的公报，里面有很多措辞模糊的协议和一般性的语言。

温斯顿·洛德：我们实际上给了周恩来一份草稿，他带走了，第二天回来了。

基辛格：没错。我们给了周恩来一份草稿，我说他似乎愿意讨论那份草稿时，我指的就是这一份。正如我们前面说过的，第二天他回来，说毛泽东完全拒绝了这份草稿，因为它给人造成了错误的印象，他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起草一份公报，让双方尽可能清楚地表达不一致的观点，并列举几条协议。他认为，第一，这将准确反映局势；第二，这将显著突出我们确实达成的协议。

温斯顿·洛德：您早些时候说过，尼克松会对他想要的战略目标有一个想法，但由您来决定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尼克松在其中国之行和《上海公报》中的目标是什么？

基辛格：关于长远目标，尼克松和我意见一致。尼克松比我更清楚美国国内的影响。但是我们历经几年的时间向美国公众提出了越南和平的前景，他看到了让美国人民知道他们有一个具有世界和平前瞻的总统的巨大好处。这就是独特的尼克松式政策的一个方面。他和我都很清楚这会对苏联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还没有详细设想如何才能把开始时的一次性影响，变成永久性的影响，从而使我们自己处于一个与中国和苏联两国之间的关系比他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的位置。但我们在起草的年度总统报告（每年二月出版）中预示了这一点，尼克松批准了这份报告并记住了这一点。对这一主题的深刻理解，成为我所接触过的总统中相当独特的一面。

温斯顿·洛德：《上海公报》以什么方式成为一份独特的文件？它与其他首脑会议的文件或公报有何不同？

基辛格：这里是两个众所周知的对手，他们举行了总统级别的会晤，并拟写出一份相当长的文件，对所有一系列问题无一遗漏，说美国的观点是……中国的观点是……在一些问题上，这些观点相当对立。每一方都可以自由地阐明自己的意见，但每一方都允许对方就其观点发表评论。

举一个例子，我对周恩来说：“如果您修改这一表述，我们将在我们那部分为您的观点预留位置。”他说：“我不想那样。如果您能说服我修改这一表述，您就不必把我的观点放在你们那部分里。”这就是谈判公报时所用的方法，对双方都极为有益。我们可以在越南问题上阐述不同的观点，也可以在许多问题上发表不同的意见。

温斯顿·洛德：最后一点是，在尼克松访华结束时的记者招待会上，在事先通知周恩来之后，您申明了我们对中国台湾地区——是中国的领土——的条约承诺。当然，我们必须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上向前迈进，但是，中国人所跨过的距离是非同寻常的。

您知道他们会把那种灵活性带到首脑会议上吗？

基辛格：《上海公报》中最棘手的部分是，在我们结束讨论之后，尼克松和毛泽东都通过了——问题是美国国务院还没有人看过它。

所以我们在中国的倒数第二个晚上，当时在杭州，我们认为公报完成之后，这一切都结束了。然后我们让美国国务院看《上海公报》。不可避免的是，那些对谈判感兴趣，却没有参与谈判的人认为他们本可以做得更好，因为他们不知道谈判发生的所有背景。所以国务院提出了许多我认为是不相关的问题。例如，我们在草案中表示，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国务院说：“你怎么知道所有中国人都这样认为？”他们百般挑剔，我们把他们的意见交给正准备更衣吃饭的尼克松。尼克松说，他支持公报草案，如果必须这样做的话，他将绝对坚持这一立场。但是，我忘记了，国务院提出的十到十五处相对较小的变动，如果我们能使中方接受，这将对他有极大的帮助。

因此，在杭州的宴会结束之后，我要求和周恩来会面，告诉他尼克松和毛泽东批准的文本必须重新讨论。正如你所能想象的那样，他大发雷霆。但最后他说：“我们为什么不去处理这事呢？”因此我们查阅了公报并发现──我不知道有多少地方──中国人愿意在那些可能使文件更加完善的地方做一些调整。但这些都不是重大问题。

温斯顿·洛德：所以中国人认为你们是想重新谈判《上海公报》吗？

基辛格：是的，因为我们这样做了。但我向他们解释说：“如果你们坚持如此，我们也会坚持这份文件。但这将使它在美国更难受到欢迎。”周恩来的一位助手，后来当了驻华盛顿大使，他的英语词汇量极大。他是个天才，找到了一个符合双方要求的英语措辞。

温斯顿·洛德：我们写进《上海公报》中的一个要点是针对莫斯科的反霸权条款，这是我们确实达成一致的领域之一。

基辛格：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反霸权条款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也很重要。中美双方都同意，两国都不会称霸，这意味着中国不会入侵任何地方。第二，我们反对任何其他国家建立霸权的努力。

温斯顿·洛德：那么，首脑会议结束时，你们是否觉得达到了来中国的目的？

基辛格：我认为，尼克松图书馆的档案里，必然有尼克松和我在此行结束时在他的酒店房间里进行的谈话记录，我们在谈话中总结说，首脑会议改变了过去的战略平衡，但最重要的是，给世界带来了新的希望。

我来说说那次谈话。你知道，非常难以以正常人的方式和尼克松接触，因为除了少数与他非常亲近的人外，他很不合群。但这次谈话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获得一次伟大的胜利后，他没有滔滔不绝地说他为此做了些什么，而是问这对美国和世界意味着什么。

本文书摘部分选自《基辛格谈基辛格》第四章“尼克松-毛泽东会谈”，较原文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