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张熹珑

12月2日，在广州举办的“读懂中国”国际会议上，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演讲时指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盘，首先要考虑经济增长动能的转换，过去1/3的GDP增长由房地产供给的模式已经不可行，“今后房地产可能没有这么高的动能，我们需要寻找新的增长引擎，比如汽车消费。”

过去二十多年，高速发展的房地产带动了GDP增长，卖地也为财政带来了可观的收入。这种模式显然难以为继。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1-10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9.3%，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分别下滑7.8%和4.9%。

汽车产销似乎也触摸到天花板。目前，我国汽车年销量已经高居全球第一。不过自2017年我国汽车产量突破2900万辆以来，销量增速有所放缓，2018年至2020年甚至出现1.9%至8.2%不等的负增长。

但黄奇帆认为，汽车消费有望成为房地产后的下一个经济新引擎。他分析道，中国14亿人口中，每1000人的汽车拥有量约210辆，即21%的汽车保有量，“但放眼全世界，人均GDP达1万美元的国家，也就是中等收入国家，汽车保有量一般都在40%左右；富裕国家，美国、欧洲在60%到70%。”

“中国人均GDP现在已经到了1.2万美元以上，今后10年还会进一步达到2万美元以上。这个情况下，40%的汽车保有量应该是可以达到的，从21%到40%，汽车保有量几乎可以翻一番。”黄奇帆表示，中国汽车消费市场有巨大的潜力，如果逐渐放开限买、限贷、限牌照的措施，还会带来市场增长。

一如房地产身后有建材、家居等庞大的产业链，汽车生产亦关系着大量基础设施。“如果汽车销量每年增长1000多万辆，就会带动2万亿的增长；2万亿的销售值，会带动汽车停车场、立体停车库或者各种道路交通的发展，还会推动电动车充电桩、储能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1-11月累计汽车销量2348.9万辆，同比增长4.5%。今年以来，上海、广州、武汉、三亚等地发放多轮汽车消费券推动市民换车。

不过，黄奇帆指，逐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才是最终落脚点，“消费比重的提高不是靠政府给老百姓直接发钱，根本上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逐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 

2022年，中国GDP达121万亿，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为43%，这个比重放在全球比较相对偏低——美国是52%，欧洲是55%。

“未来GDP的比重，要由现在30%由消费拉动、40%由投资拉动、30%由出口拉动转变为50%由消费拉动、30%由投资拉动、20%由出口拉动。”黄奇帆说道，“而要实现国民经济一次分配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增加10个百分点，关键性措施是做大中等收入人群，使现在4亿的中等收入人群在今后十几年能够翻一番。”

值得指出，中国汽车市场的规模庞大不仅在于内销，也得益于外贸——今年中国汽车累计出口大概率会超过日本，首次成为世界第一汽车出口大国。

这也反映了中国出口结构的明显改善。十几年前，轻工纺织类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在我国出口结构中占比达到七成，机电产品比重仅30%。随着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占比大幅下降，下降至不到10%；与之相对应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机电产品出口比重从原来的30%增长到了2022年的90%。

黄奇帆认为，这反映了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出口高端化、高附加值的态势明显，“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些积极的新变化，出口结构改善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是引进外资呈现连年增长态势。尽管2018年以来，贸易战、新冠疫情相继发生，中国外贸引进并未放缓。数据显示，2022年外资到位数是1800亿美元，是改革开放40年来引进外资到位数最高的一年。

黄奇帆指出，“原因很简单，俄乌战争、欧洲天然气中断，天然气价格涨了3倍还买不到，欧洲，包括德国、法国在内的重工业缺气少油，发展不稳定，所以去年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法国对中国加大了投资。”据统计，2022年欧共体对中国的投资按年增加200亿欧元。

加入WTO后，中国迎来外向型经济发展较快的十年，2000年至2010年，平均每年引进外资1200亿美元左右；而2012年至2022年，这一数字达到约1400亿美元。

引进外资增速上升，黄奇帆认为背后的逻辑在于中国形成了超大规模的市场，从而有效摊薄制造业的采购成本、研发成本、销售成本、物流成本、固定资产投资成本，并提高了劳动生产力质量，“尽管中国现在人口低成本的比较优势逐渐淡化，但前六种规模效应下产生的制造业成本下降，使得中国制造的同类产品成本仍可以减少30%到40%，这也形成了新的竞争力。”

“所以外资到中国投资，一是因为中国的市场大，在中国投资、销售，形成销地产，这是一种模式。第二种是到中国投资，产品销到欧美、销到世界，中国形成的制造基地，综合制造成本比欧美其他地方要低。”黄奇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