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张倩楠

界面新闻编辑 | 翟瑞民

五月天被疑“假唱”事件官方已经介入调查，目前尚无定论，此次争议凸显了我国娱乐演唱市场空前繁荣后带来的监管风险和消费维权难题。

2023年12月3日，B站Up主“麦田农夫”发布视频，对五月天上海演唱会12首歌的真假唱进行鉴定，质疑12首歌曲中有5首是假唱。12月4日，五月天经纪公司@相信音乐Bin-music 发布声明称，五月天在巡回演出中不存在任何假唱行为，网络上关于“五月天假唱”的言论均为恶意攻击、造谣中伤，严重损害艺人形象。公司正积极配合相关执法部门开展调查工作。

据媒体报道，五月天被质疑“假唱”后，上海市文旅局执法总队表示已展开调查，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回应称也已记录情况。

界面新闻此前注意到，五月天“好想好想见到你2023演唱会”5月起在内地开始巡演，其中上海场11月12日至21日共演出8场，最高票价为1855元，最低为355元，按上海体育场7.2万座位数计算，单在上海一地，五月天就吸金超6亿元。

我国相关法律条例严禁商业演出假唱。《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演员不得以假唱欺骗观众，演出举办单位不得组织演员假唱。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为假唱提供条件。演出举办单位应当派专人对演出进行监督，防止假唱行为的发生。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对“假唱”作了更详细的说明：假唱、假演奏是指演员在演出过程中，使用事先录制好的歌曲、乐曲代替现场演唱、演奏的行为。演出举办单位应当派专人对演唱、演奏行为进行监督，并作出记录备查。记录内容包括演员、乐队、曲目的名称和演唱、演奏过程的基本情况，并由演出举办单位负责人和监督人员签字确认。

“纵观各个国家对于假唱的规定，我国监管的力度相对比较大。”上海大学娱乐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法学会文化产业法治研究会会长李清伟向界面新闻介绍，从亚洲来看，韩国、日本均未在法律法规中明确严禁演唱会假唱。韩国曾在2020年《表演法修正案》中提出，禁止歌手在有偿商业表演中假唱，如果有不得已必须假唱时，必须事先告知观众。这与中国在任何营业性演出都“不得”假唱相比，条件更为宽松。

李清伟介绍，根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规定，如果出现以假唱欺骗观众的行为，观众有权在退场后依照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规定要求演出举办单位赔偿损失；演出举办单位可以依法向负有责任的文艺表演团体、演员追偿。

李清伟表示，如果经相关部门调查鉴定证明假唱情况属实，消费者可以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利，目前维权渠道也较为畅通。维权的渠道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向消费者协会投诉；二是向文化执法大队投诉；三是可以通过向社会媒体举报，进行新闻监督。理论上来讲，购买演唱会门票的粉丝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但这一维权途径相比之下成本较高。

上海久诚律师事务所主任许峰律师在接受央广网记者采访时表示，“演唱会假唱”的行为从根本上属于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应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条款来赔偿消费者。

对此，李清伟表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退一赔三”的前提是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存在欺诈性，这就意味着需要对欺诈行为进行证明。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欺诈”是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负有告知义务的人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致使当事人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的。

“民法意义上的欺诈实际上是很难证明的。法律明令禁止假唱，那么假唱是否涉及犯罪？责任主体是否具有非法获取财产的目的？”李清伟表示，对于假唱是否与欺诈行为画等号，他个人持保守意见。现实中，演唱会观众很难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条款来获取赔偿，但是达到退票的目的相对较为容易。

李清伟介绍，现场演唱会假唱赔偿的义务人首先有个体演员，如果个体演员隶属于经纪公司，则可能由经纪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演出举办方起到监督作用，没有参与假唱行为，则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但如果演出举办方为假唱提供条件，甚至主动要求演员假唱，那么也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

假唱的责任主体面临的处罚也相对较重。如果演唱会假唱被证明属实，将面临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演出举办单位、文艺表演团体在2年内再次被公布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营业性演出许可证；个体演员在2年内再次被公布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界面新闻注意到，歌手因假唱被行政处罚早有先例。2010年4月初，全国“假唱第一案”处罚结果正式公布。担任“今年我最红”黄圣依（成都）个人演唱会暖场嘉宾的演员方梓媛和殷有璨因实施假唱，被四川省文化厅和双流县文体局分别罚款5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