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冬日的山城在早晨7时醒来，霓虹灯渐次熄灭，天色渐渐亮了起来，江风习习。

位于渝中区解放碑附近的朝天门服装批发市场已经开门营业。朝天门服装批发市场规模宏大，每天，成千上万件服装都会从这里分销到山城的各处。

8点13分，“老棒棒”王长河的手机响了，是一个正在朝天门批发市场进货的女孩打来的，女孩叫王丽。王丽选购了两大包服装，需要王长河挑到不远处的小什字地铁站，她再坐地铁带到自己的服装店。

王丽几乎每周都会来朝天门选购一次服装，每次她都叫来“老棒棒”王长河把货挑到地铁站，他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年多稳定的“雇佣关系”。在王丽看来，王长河人老实，挑一次货，根据轻重，有时给他10块钱，有时给七八块，他都不计较。

2016年12月15日，山城的清晨雾气蒙蒙。像往日一样，王长河6点半起床。在位于解放碑附近的出租屋里，他给自己做了一碗面条，吃完就出门了。

在接到王丽的电话之前，他已经挑了一担活，这仍旧是一个老主顾——一个在解放碑附近做毛肚生意的女老板，主顾要他在7点40到她的加工作坊挑两包毛肚到附近的公交站，然后她再坐公交去把这些毛肚卖给几家火锅店。这是一个持续了更久的“雇佣关系”，已有10年时间。每天清晨，王长河都会挑着毛肚来到公交站，每次酬金10元。

在接到王丽电话的时候，王长河刚刚忙完第一单生意，他提着手里的竹棒，一路奔跑，气喘吁吁。他说：“让人家等太长时间不好”。

服装批发市场里等活的“老棒棒”很多，他也许更担心的是被别人抢了活，从而失去这样一位来之不易的主顾。这担活，他的报酬也是10元。

王长河来自重庆渝北区一个农村。他早年曾在广东当了几年兵，1976年退伍后回到重庆，不久就加入了“棒棒军”，算起来，他应该是在重庆从事棒棒职业的最早的一批人。

在“棒棒军”职业顶峰时期，山城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这些肩背一根竹棒揽活的人。有数据显示，高峰期，山城的棒棒大军多达40万人。他们一度成为这个西南大城市不可或缺的工种，也成为这个城市标签。

今年已经63岁的王长河也很可能是山城最后一批“棒棒军”了，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行业正在山城逐渐消失。

现在，若不是在某些特定区域，他们的身影很难在这个城市被人们注意到。

“现在做这个的人少了，没有生意，”王长河说，“原来棒棒多，生意也多。”

处于岁尾的2016年12月15日，山城重庆并无大事可记，对于“老棒棒”王长河来说，也是最为稀松平常的一天。在接完前两单活后，他在朝天门服装批发市场的各个商区走来走去，看能否碰到好运气，然而并没有好运气光临。

批发市场在中午1点后就打烊，尽管市场里摩肩接踵，王长河一直没能再碰到需要他的主顾。他兴味索然，11点钟就离开了市场。

回出租屋吃饭的路上，王长河终于又接到了一单活，仍旧是为人挑服装，酬金10元。

这个上午的三单活赚到的30元，就是王长河在这一天里的全部收入了。

二

在位于繁华的解放碑商圈的王府井百货大楼的侧面，九尺坎路口，有一棵黄桷树。几乎每天下午，“老棒棒”王长河和其他“棒棒”们，都会出现在这棵黄桷树下。

12月13日下午，王长河坐在路边的一个石头上，把兜里的纸钞掏出来，一张一张地点着。这一天，他挣了90余元。其他三四个“老棒棒”，有的坐在路边等生意，有的围看别人玩牌赌钱。

黄桷树下的这个路口，是王长河这些“老棒棒”的一个聚合点。

来自四川广安的“老棒棒”张坤华，在这一带的棒棒群体中有一个人所周知的小名：猪儿来。他守在九尺坎路口，已经有20多年了。

“我刚来的时候，这棵黄桷树只有小碗口那么粗，现在你看它的根部，一个人都抱不过来了，”他回忆说，“那时还没有王府井百货大楼，这周边都是矮房子，解放碑是最高建筑物，现在解放碑周围都是高楼大厦，它反而最矮了。”

20余年沧海桑田，变化的不仅是城市面貌。“就这两三年，经济下滑，钱不好挣，做棒棒的就少了，”“猪儿来”说，“在这个路口，原来每天有六七十个人等活，现在就剩下我们这三四个人了。”

“猪儿来”生于1971年，个子不高，胖胖的。童年时，他的母亲就病逝了，父亲带着他与哥哥姐姐在生产队里挣工分，书也没读。从八岁开始，他就跟人学习“翻砂”，这是一门传统的手艺，就是把锑锅之类的融化后，做成脸盆、水桶等用具。他还学过补锅，十二岁出师后，开始在他的老家邻水县走乡串户谋生。

1989年，家乡遭了洪水，“猪儿来”离开家乡，到广东打工，由于没文化，也没技术，很难进工厂。1991年前后他来到重庆，落脚解放碑，成了一名“棒棒”，一干就是20多年。

不远处的朝天门服装批发市场开业于1992年，它有十多个商区，是国内最为知名的大型服装批发市场之一，每天都是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其周边也就聚集了重庆最为庞大的“棒棒军”。像“老棒棒”王长河一样，“猪儿来”每天也是早早起来，到朝天门批发市场揽生意，下午市场打烊，就到九尺坎路口坐着等活儿，“晚上有活就晚一点回去，没有活，就七八点钟回。”

2016年12月13日这天，已经过了下午三点了，“猪儿来”还没有揽到一单生意。“又要吃老本了，”他说。而这样一整天找不到活干的情况，现在经常发生。

“现在平均下来，一个月能挣2000块多一点，扣除生活费、房费，剩不下多少。”“猪儿来”说，“最好挣钱的时间是在2000年前后，一个月能挣五六千块，当时全国经济都在上行，工程多，我们抬渣土、抬沙子、搬地板，多是工地上的活，什么都做。”

在邻水县老家，“猪儿来”的四个孩子，两个读小学，两个读高中。他在重庆做“棒棒军”，主要是供养这四个孩子读书。“四个孩子，平均每天需要100块钱的开销，”他说，“我一天至少得挣100块钱，但是这三天算下来，还不到一半。此外，我自己还要开销啊。”

而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这样的情况经常出现。“连我自己都要养不活了”。“猪儿来”虽然想另谋生路，但却少有出路。

比“猪儿来”小一岁的王道明在解放碑、朝天门一带做“棒棒军”也有20余年了。几乎每天下午，他也都会出现在九尺坎路口的黄桷树边上等活儿。他来自四川大竹县。最近他每天也几乎在抱怨着“活儿不好找”。

2016年12月16日，王道明接了两单活，一单赚了20元，一单赚了15元。四天后，他帮人搬了一次家，赚了100多元。

王道明也没有什么文化，小时候他爬树掉下来，摔坏了腰，这影响到了身体发育，身体比其他人要矮小，且有些佝偻。1995年前后，他在老家跟人学习理发，在乡间做过短时间的理发师傅，后来因为“家里穷，娶不到媳妇”，就到广东惠州打工，在一个工地上做散工，光着脚搅拌水泥，不到一个月就把脚泡烂了。

后来，他一个在惠州打工的妹妹把他介绍到一个玩具厂工作。在玩具厂，他认识了贵州的一个女孩，后来成了他的妻子。婚后，王道明没有再去广东。孩子出生后，为了回家方便些，他到重庆做了“棒棒”。

王道明的一个妹夫也在这里当“棒棒”，最初他就跟着妹夫一起干，王道明回忆：“刚开始，一挑挑不动，二挑挑不动，道路也不熟，我跑回家去好几次，又再回来，来回折腾了好长一段时间，才适应了。”

尽管收入并不高，王道明还是做了20年的“棒棒军”。“我不偷不抢，是正儿八经打工，我走路都会走得干净利落。”王道明说。

三

王道明与“猪儿来”住在同一间出租屋里。这是位于嘉陵江边半坡上的一片老住宅楼，距离朝天门服装批发市场不远，穿过狭窄幽暗的楼道走进去，一个100平方米左右的大房间里摆了近20张上下铺，如果这些床铺都睡满，这个幽暗、杂乱的房间能住下三四十人。

这就是“老棒棒”们口中的“棒棒房”。王道明与“猪儿来”都在这间房子里住了10年以上了，房租150元/月。房间里不能做饭，但可以洗澡、洗衣服，还有阳台与卫生间。此前，王道明与“猪儿来”都住在九尺坎边上的洪崖洞，那里原本是一片木质结构的吊脚楼，起初房租很便宜，只要1元/天，后来拆迁改建，变成了现在的著名的旅游景点。

为了省钱，有些“棒棒”连房子都不租。

重庆女孩黎隽生活环境优渥，在一些冬天，她会和朋友们一起买些物资，分发给路宿街头者，她注意到朝天门周边的一些地下通道里，每到深夜，就会有一些“棒棒军”睡在那里。

“‘棒棒’在其他人眼里是最低级的工作，会被人看不起，”在重庆另一个重要商圈观音桥做棒棒多年的许世友说，“有时我拿着根棒棒从一些人身边走过，从他们的眼神、脸色就能看出来，他们看不起棒棒。我们随时都能遇到这种情况，这个时候，我会把心态放平衡。”

生于1974年的许世友来自四川垫江，他在2002年前后开始做“棒棒”，之前他也在深圳打工七八年，“在手袋厂，我负责打包，天天加班，一天干10多个小时，受不了，”后来他到了重庆做“棒棒”，“这个比较自由，没有人管，跟在广东打工挣钱差不多，而且离家近，回家方便。”

刚到重庆时，许世友先是在渝中区的两路口、学田湾、大礼堂一带做“棒棒”，“那边全是爬坡上坎，干活很累，”后来江北区修建观音桥商圈，他就转奔观音桥，在观音桥一干就是10多年。

在垫江老家，许世友有一个儿子，14岁，正在读初中。他的妻子是江西九江人，是在深圳打工时认识的，在老家照顾孩子。他家还有田，但只有六七分，“如果不出来打工，连饭都吃不饱。”

但现在做“棒棒”的生意越来越不好。“货运公司把我们的生意抢了，他们都可以送货上门，原来也没有专业的搬家公司，”许世友发现，他身边的“棒棒”朋友们一个一个都离开了。

尽管如此，许世友还是决定继续留在观音桥。“我没有别的选择了，”他操着浓重的重庆话说，“我没文化，也没专业，回家种田也不现实，还能干啥子？如果这个行业真的要消失，我只能到时再找机会。”

现在的观音桥商圈，已经超越解放碑，成了重庆市最为繁华的购物消费中心。“老棒棒”袁世平目睹了观音桥商圈从无到有的整个过程。

生于1960年的袁世平是重庆合川人，合川离重庆市区只有一两个小时的车程。他在观音桥一带谋生已逾30年。他属于第一批进城的农民，早在1978年前后，因为“没有口粮”，他就偷偷跑到湖北去谋生，1981年前后还到过广西，1983年左右，他来到重庆，在江北区的华新街摆摊补鞋，一补就是10多年。

袁世平回忆早年的观音桥，“香港城和天街这一块是客车总厂，茂业百货这里是长途客运站，星光68这里是民政局，步行街则是一条污水沟，离观音桥不远就是农田。”后来观音桥一带慢慢变得繁华起来，为了市政管理的需要，包括袁世平在内的一大溜的补鞋摊被取缔，他就拿起棒棒，加入了“棒棒军”，迄今也有20年了。

在刚做“棒棒”的那几年，袁世平的生意很好，“观音桥商圈刚开始动工，我们就在工地上抬水泥、抬河沙、扛东西。那时出租车、三轮车也少，给人担菜、扛米，给人搬家，”袁世平说。

变化出现在近三两年内，“快递公司和搬家公司多了，我们的活就少了，很多老板自己都赚不到钱，能自己提就自己提，也不怎么舍得找‘棒棒’了。”在袁世平刚入行时，“做棒棒的年轻人还很多，现在主要是40岁以上的，都是认不得几个字的人，年轻人都干别的去了。”

观音桥商圈也是“棒棒军”的集中地，“来自五湖四海，各省都有，但主要是重庆周边与四川人，”袁世平估计，最多时数量可达上百人。袁世平在附近租了个房子，租金每月六七百元，他一般都是在上午九点或十点出门，但晚上回家晚，因为这里是商场和写字楼，上货、下货、拆迁、搬运等一类活，都得在晚上才能干。他一个月的收入有三四千元。

12月20日上午的一单活，把他累得够呛：他和另一个搭档到一个老旧的小区给人背石膏板到7楼，没有电梯，每次他都要背重达80斤的石膏板，5趟下来，他拿到了50元的报酬。

虽然如此，袁世平认为做“棒棒”要比进厂打工好，“自由，而且拿现钱。”

四

“其实，他们现在已经不能再被叫成‘棒棒’了，是‘搬运师傅’，”在观音桥经营着一间服装店的冯馨说，“真正意义上的棒棒已经很少了，他们更多是用拖车等工具，等在商场的楼下，货车一来，知道要下货了，就围上来。”

冯女士的服装店在一家商场10多层，每天都要多次雇佣“棒棒军”，“送货的一到，我就会说找个熟的送上来吧，”她用的都是固定的几个人，价格不一样，“白天，一车上楼是10元，晚上30元。”冯女士认为“棒棒军”的工作非常重要，“没有他们哪有我们？那么多货，都是100斤、150斤重的大口袋，我自己肯定搬不动。”

冯馨注意到，有些人的收入并不差，“经济不景气，每天都有人搬迁拆店，也每天都有人会进来，拆卸，装修，这些都在晚上做，晚上他们的费用高，我听他们说，一个月能挣一两万。”冯馨用的几个“熟客”，有两人家庭条件很好，“有的子女开公司，有的还去香港旅游，”他们都住在观音桥附近，而且买了房子。

虽然商圈地带“棒棒军”比较集中，但冯馨也注意到，这个群体的数量确实在逐渐减少。这种状况的发生，“一个很大的因素是快递业发达了，”冯馨说，“比如有些女性到我的店里买衣服，批发一大包，她们提不动，或者想先去逛街，就会叫快递公司的人帮她们带回去，而不是找‘棒棒’。”

2016年12月15日上午近10点，在“棒棒军”更为集中的朝天门服装批发市场，焦女士闲坐在她的摊位前，神情有些焦虑。她说，今年生意最难做，“比以前起码少了五分之四的生意，全都在亏钱，我们生意不好，他们也就没有活干。”

她注意到，除了已经离开重庆不再做“棒棒”的那些人，留下来的，“因为活少了，出来转的也没那么多了，他们平时就坐在街边耍，打点小牌什么的。”

在重庆社科院产业经济与企业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秀模看来，“棒棒军”群体数量上的显著变化，是发生在2000年以后，“由于很多情况发生了变化，比如交通工具比过去发达了，小汽车普及化，公交车更方便了，‘棒棒军’开始萎缩。”

王秀模分析，“棒棒军”萎缩的背后，“还有一个因素，是很多人没看到的，就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偏快，中年建筑工人，一个月能挣1万到1.5万，一些‘棒棒’也想挣这个数，价格盲目上涨。”

在日常生活中，王秀模也会用到“棒棒军”，从他家到附近的一个菜市场，不到两公里路，“原来3块钱就可以让‘棒棒军’把菜帮着提回来，现在给10元他们都不干，起码要15元，这个钱我完全可以打个的士回去了。”

王秀模认为，“棒棒军”是山城重庆的一个“很好的帮手”，不可或缺。“从1980年代下半期到1990年代末，是它的鼎盛时期，因为城市经济活动频繁，需要人力搬运，农村人也能全面走向城市，供需双方都达到了高峰。”现在则是市场萎缩期，但王秀模认为“棒棒军”不会消失，只是急需关注和扶持。

也有不同的看法。

任教于某驻渝军校的秦洁曾研究重庆“棒棒军”多年，并出版了《重庆“棒棒”：都市感知和乡土性》一书，在她看来，目前重庆“棒棒军”正处于一个正在消失的过程。“只有离开的，很少人新加入，”秦洁说，“现在的年轻人宁愿去工厂打工，或者去当保安，毕竟在我们的意识里，下体力还是不容易受到尊重。他们的量在减少，这个群体虽然还存在，从长远看，肯定会消失，或者有另外的方式来转化。”

“目前从事这个职业的群体多是四五十岁，年轻点的也有四十岁了，他们没有技能，也不愿意去受到工厂体制的规训，职业选择面很小，他们的将来会怎么办，究竟是怎样一个走向，是我最担心的。”秦洁说。

五

当然，也有逆势的新进入者。

31岁的袁作斌来自重庆渝北区农村，在2016年初才拿起竹棒，加入观音桥商圈的“棒棒军”。他穿一件大红色的风衣，整洁干净，人也显得精神，在一帮土气的“老棒棒”中，格外显得与众不同。

袁作斌只有高中文化程度，在重庆做了很多年的建筑与装修工，他是由一些在重庆做了一二十年‘棒棒’的叔伯带入的。在观音桥一带，他们这个有着或近或远亲属关系的小群体有20多人。在这个群体中，跟袁作斌年龄相近的，有四五个人，其中两个只有二十来岁。

像其他“棒棒”一样，袁作斌一般也是在晚上干活，帮人拆装、进卸货，白天则在商场外闲坐玩耍。有时他要忙到凌晨三四点才能回家，甚至次日晨六七点钟。

近一年来，他每月的收入有三四千元，比以前上班还要好一些。而且，在他看来，与以前的工作比，工资不拖欠，也比较自由。目前，他手里的熟客主顾并不多，只有四五个，“他们如果进货，就会找我们。”

袁作斌和他也在重庆打工的家人一起在观音桥附近的华新街租了一间房子住，租金一个月1200元。他已经结婚，孩子在读小学一年级。他的爱人是邻水县人。结婚前，他贷款在邻水买了一套房子，100个平方，目前每月要还1000多元的房贷，他还有车贷，也是每月1000多元。这些支出，全赖他做“棒棒”。

在渝北郊区老家，袁作斌还有农田，但早荒弃了，村里的同龄人，也都出外谋生，有的搞装修，有的开门市，有的在商场里卖电脑。但像他这样扛起竹棒加入“棒棒军”的并不多。

当然，做“棒棒”也是他的临时之计，而非长久，他说：“如果行，就继续干下去，如果不行，再去干点别的。”

解放碑的“老棒棒”王道明的同乡冯润田也是去年才开始做“棒棒”的。冯润田生于1968年，在福建打工10多年，2016年3月到重庆，他先在沙坪坝给一家饭馆送了几个月的外卖，3个月前到了解放碑，跟王道明、“猪儿来”住进那间“棒棒房”，干起了“棒棒”。

但三个月下来，冯润田很灰心，“没有人喊，有时一天只挣几块钱，有时一分钱都挣不到，最多的一天才挣了50块钱，连生活都要养不住了。”冯说，“如果能找到其他的活，就不干了。”

2016年12月17日，因为老家有些琐事要处理，“老棒棒”“猪儿来”回邻水老家去了。他决定在家里过完春节，正月十五之前再返回重庆继续干老本行。他说：“我没什么手艺，在老家也没有其他方式找钱，回来肯定还是做‘棒棒’。”

相比于“猪儿来”，同在解放碑的“老棒棒”王长河则优哉得多，他的子女早已成家，在成都卖酒，他的老伴也在渝北老家卖酒，他没有什么家庭负担。他说自己做“棒棒军”更自由。

“要是哪天干不动了，我就退休。”王长河说。